作者简介：沈杏培，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姜瑜，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讲师。
    一
    
    德国历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说道，“在关于不幸事件的意识中，我们不仅倾向于了解过去个别发展的相对封闭性，而且还倾向于了解迄今正在圆满结束的整个历史过程。”①对“文革”小说的研究，不仅是通过小说世界瞭望那个逝去历史的酷虐，或荒诞的历史场景与挣扎、狰狞的人性写真，而且也要通过这种文学叙事去了解一个时代的真相，去了解被历史烟尘蒙蔽的历史往事，去了解历史悲剧的起源因素和来龙去脉。“文革”叙事中将“文革”的悲剧看成是什么力量导致的，历史事件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作家对社会进程做了怎样的总结?对社会未来做了怎样的允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追问作家对“文革”的历史起源和记忆方式才显得格外有意义。
    “文革”的历史起源问题应该是个准社会学或思想史命题，或者说，这个历史与社会发展的命题首先应由历史学家与思想家来回答。事实上，很多中外历史学家与思想家在研究“文革”历史时都对这一核心命题进行过追问和探究，他们从多个不同角度对“文革”的历史起源问题给予了回答，这些答案有阶级斗争起因说、党内权力斗争总爆发说、封建遗毒说、毛泽东帝王思想说、奸臣祸国说、乌托邦碰壁说、群众反官僚说、东西方文化冲突说、“左”倾思潮恶性发展说、革命化与现代化二重冲突说等十余种②。既然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们已经对这一命题进行了有效的探索和丰饶的回答，那么，文学家们为什么还要饶舌趋附这个话题呢?文学家们能提供出区别于历史学家不一样的探讨方式和答案吗?对这一问题，昆德拉认为，小说唯一的存在理由是说出唯有小说才能说出的东西。因而，我们研究小说对“文革”历史起源的回答以及归咎方式，并不立足于是否真实、科学地回答了历史进程这种向度将小说家与历史学家、思想家二者进行比照，而是试图通过梳理当代作家的小说文本如何索解“文革”起源、对历史责任如何归咎，去分析当代作家反思“文革”的方式和深度，去揭示当代作家的“文革”叙事较之于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提供了哪些新的质素，也即说出了哪些“惟有小说才能说出的东西”，小说家在这一问题上的艺术再现有哪些优长、存在着哪些困境。
    “文革”结束至今的三十余年间，以小说的形式叙述“文革”是当代作家反思“文革”的重要方式，总体来看，由于政治文化语境与特定历史观的影响，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小说建构“文革”历史起源与历史归咎叙述时呈现出“个体免责、群体代罪”的总结方式，并且洋溢着乐观的历史理性。90年代以来的“文革”叙事，作家们对历史的理解逐渐摆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和道德化政治化的维度，对历史起源的索解和历史悲剧的归咎呈现出“反本质主义”与“有罪的个体”的特点，此时的小说在探究“文革”的历史起源时对革命大潮中人的精神生成尤其是大众社会心理的变异给予了较多的关注，深化了这一论题的艺术视野和思想深度。
    二
    
    新时期之初的“伤痕”“反思”小说对“文革”起源问题进行了自觉的追问。总体说来，由于意识形态与政治文化语境对于文学和作家的方向性指引，以及作家自觉服膺于社会总体性要求，因而，此时作家对“文革”起源的探讨基本上与政党政治对“文革”的历史定性保持了高度的一致③。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作家们自觉秉持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以与主流话语高度一致的历史姿态复制着主流政治对“文革”起源的讲述。作家们此时由于受唯物主义进化史观的影响，他们在审视历史悲剧起源时怀着一种廉价的乐观态度，将“文革”历史视为历史上的“支流末节”④，以宽宥的精神原谅了历史悲剧，乐观地相信未来一定会美好，从而放弃了对历史悲剧起源的深刻追问。
    “右派”作家有着宽宥历史情结，他们与历史并不构成紧张的对峙关系，历史的劫难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可怕的，由于主体的一种超越性的精神力量存在，使他们忽视了对苦难根源与历史之苦的追问，历史的非正义、极左政治的蔓延的可怕等重要问题被他们轻易地回避并吊销了。他们的文学是一种自证行为，证明他们情感和立场与主流政治的同一和始终如一。不管是右派作家的娘打儿子情结⑤，还是对“文革”历史流露出的审美性历史诉求⑥都是他们想象历史和建构历史的独特方式。因而，这种书写方式和价值诉求所昭示的是他们历史理性的深度缺失，历史悲剧的成因在他们这儿并不能得到深刻追问和批判性索解。如果说“右派”作家的“文革”叙事是在为政党政治与老干部、知识分子作为历史主体寻求合法性论证，那么，知青作家的小说则有着更多地为自己的青春正名的色彩。“文革”是知青作家的蹉跎岁月，对“文革”及其历史按照主流话语的要求进行大肆挞伐时寄予了这代人的理想主义缅怀和对青春岁月的祭奠。《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南方的岸》等对青春岁月与既往历史的怀念是温情脉脉的，有对历史思潮和生活细节的生动演绎，但在历史的追问和反思上这些知青小说显然乏力，他们急于为青春正名，为知青身份和知青历史寻求到历史合法性。因而，确认代群身份的历史主体位置并为之寻求代际价值的合法性，最终实现对代际主体的合法性论证，是知青小说的内在价值诉求。
    从小说文本对“文革”的历史起源与悲剧归咎方式来看，“伤痕”“反思”小说在回答“文革”起源和历史责任归咎这些命题时表现上呈现出如下的特点。
    首先，呈现出“个体免责、群体代罪”的历史总结方式。“伤痕”“反思”小说在反思历史时将人性悲剧、历史灾难归为政治路线的错误和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怀有的政治野心，路线正确了，坏人被惩治了，似乎所有的悲剧根源都消失殆尽了。这种历史反思极大地简化了历史的复杂性和“文革”悲剧起源的真正原因，廉价的自信和简单化的解释历史的方式对于“文革”历史的反思并没有实质性的帮助。同时，这种历史归咎方式是没有真正责任主体的，在这种历史观照下，历史悲剧的承担主体是所谓路线，所谓少数反动政治群体，而个人和具体的阶层是免责的，因而，这种反思剥离了现实主体的历史责任与现实承担。《灵与肉》《绿化树》等小说有着这样的特点。《绿化树》开篇在章永璘和西北一所著名大学哲学系讲师的对话中，充满了对“文革”历史起源和个体命运困境起因的质询和探索，哲学系讲师建议章永璘认真读《资本论》，通过这种阅读，“你还能从那里面知道，我们今天怎么会成了这个样子”，而且能了悟个体和国家陷入困顿的原因。但是，“我们今天怎么会成了这个样子”以及民族国家陷入这种困境的原因在小说中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追问，“我”出身于贵族甚至成为“我”的原罪，这种原罪促“我”忏悔和自省，而代一个阶级受罪甚至让“我”的改造与救赎之路充满了“为前辈人的罪过备受磨难”⑦的悲壮意味。
    因而，阅读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对章永璘来说只是为了使自己摆脱精神的迷茫，完成自我改造进行思想补课，而对社会进程与历史起源并不作深刻追究，以个体的改造与升华取代了对历史本源的追问。面对现实中的物质和精神之苦，主人公并未因此而与现实关系变得紧张，相反，通过知识分子的狡黠以及所谓阅读圣典的行为，现实苦难被轻易转化了。因而，《绿化树》中使用的这种归咎方式和转化苦难的叙事机制是值得怀疑的。
    其次，小说洋溢着乐观的历史理性。《布礼》中的钟亦成虽身受磨难但九死不悔，平反复职后流着泪说“多么好的国家，多么好的党!即使谎言和诬陷成山，我们党的愚公们可以一铁锨一铁锨地把这山挖光。即使污水和冤屈如海，我们党的精卫们可以一块一块石地把这海填平”。《记忆》中的放映员方丽茹经历过“倒映领袖”事件的种种磨难之后“没有悲伤，没有怨恨，没有愤慨”，她坚信历史劫难和“昨夜的噩梦”很快就会在人们的“宽慰的微笑”中过去。新时期之初的小说尽管充满了控诉与怨怼，但在对历史悲剧和国家未来上充满了乐观理性。钟亦成和方丽茹式的豁达和宽宥几乎是此时小说普遍性的情感基调。
    那么，“伤痕”“反思”小说为什么在历史起源与责任归咎方式上呈现出这种特点?
    这种叙述特点，一方面在于独特政治语境与主流话语对文学的引导与规范使然。另一方面这种光明基调和独特归咎方式，还与作家们所操持的历史观息息相关。新时期之初作家们所信奉的是唯物主义的进化史观。这种进化史观在认识上是一种社会形态决定论的史观，即认为“全人类各民族、国家的社会形态有其共同的模式和规律，这样的历史观在总体上相信社会是进化的，后一种社会形态必然会取代前一种社会形态”⑧。这种历史观影响下的文学叙事，在解释历史悲剧起源上会避重就轻，弱化矛盾遮掩现实困境，将历史悲剧归为历史进程中的偶然曲折与暂时现象，常常将历史的阻滞归结为人的主观意志与偶然性因素。因而，这种乐观的心态和认知心理使新时期作家们在建构历史叙事和反思“文革”时，并没有走向消极悲观，无论是小说的价值取向，还是人物的情感基调，都打上了乐观和光明的色彩。新时期之初的《记忆》《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人啊，人!》等一大批小说都有这种特点。
    尽管此时的“文革”叙事在追溯历史起源上有着难以克服的历史局限性，很多小说在历史归咎与起源问题上顺着主流话语的归咎方式简单得出“事情全坏在那个女人身上”⑨这种答案。但客观地分析，在历史起源的认识上，已有一些作家在此时具有了个人归责的初步意识，并能从个体或群体行为动机与深层内心追问革命起源问题。比如《重逢》，小说将反思触角转向了作为受害人的红卫兵和老干部。作为红卫兵的叶辉对于自己在“文革”武斗中的冲动、非理性并不讳言，以主动承当的姿态面对，坦言“反正我要承担我的罪责。不管给我什么样的处罚，我都乐于接受，因为我确实犯了罪，我从来没有试图掩盖我的罪行”⑩。作为老干部的朱春信，在审判自己的恩人时不仅在道义和良知上怀着深深的愧疚之情，同时在历史认知和历史理性上也没有回避作为历史主体的责任，真诚反省，自觉承认自己对历史悲剧负有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可以说，这篇小说是新时期小说中较早提出老干部和红卫兵的责任担当与自我反省问题的。
    “文革”的起源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而在责任归咎上也不应简单草率地归为执政者与篡权者。随着对“文革”的反思走向深入，很多人已经认识到“不能像中国人现在这样把责任向上级(最终是毛那里)一推了之，以表明自己的清白”(11)。如中国一些学者与作家所指出的那样也不能“将‘文革’作为一种道德上的偶然的悲剧”而给它“贴上简单的道德标签”，“不能否认个人在道义上的责任”(12)，在这个意义上，包括《重逢》《李顺大造屋》在内的一些小说是有其独特意义的。《李顺大造屋》在历史悲剧的个人归责上将这种责任主体引向了中国社会的重要主体——农民。追问历史起源、质询“文革”历史责任，农民是一个难辞其咎、不应置身度外的群体。与右派作家情感上感恩农民、理智上鄙薄农民不同，高晓声将表达的重心落在了对农民奴性意识以及农民对“文革”历史起源应负的责任这些问题上。他认为“文革”浩劫的发生，以及像李顺大这样的农民之所以成为政治的“跟跟派”(13)与农民身上存在的“逆来顺受的奴性”(14)息息相关，这些认识无疑都是精辟而切中农民的精神内伤的，一定程度上深化了新时期之初作家对于“文革”起源的认识和对“文革”责任主体的探究。
    三
    
    90年代以来的“文革”叙事，由于社会语境的宽松以及作家创作观念的开放与多元，作家对历史的理解逐渐摆脱了意识形态的制约和道德化政治化的维度。作家们开始自觉回避将“文革”作为民族国家的历史劫难的集体性视角，“文革”作为公共事件这种叙事方式被作家淡化，“文革”从公共记忆转而成为个人记忆进入作家的创作中，作为核心情节、主要内容的“文革”逐渐淡化为小说中的内在背景与文学元素。在这种背景之下，作家对历史起源的索解和历史悲剧的归咎，由正面、直接回答转向间接和隐蔽。之所以间接而隐蔽是因为作家们在90年代以来的“文革”叙事中已明显厌倦了七八十年代那种直接呼应主流话语吁求的道德化、政治化的历史阐释模式，作家们更宁愿基于个体生命体验和主观经验去重构“文革”历史尤其是革命狂潮之下人的被欲望、暴力、盲动充斥的生命形态和精神症候。
    陈晓明先生曾指出，90年代以来当代作家的历史书写是一种反本质主义的写作。本质主义写作很长时间支配着中国当代作家的写作，这种写作认为历史的本质与规律可以认识，作家的写作应该真实地反映这种本质和规律。反本质主义书写打破了本质主义写作中的清晰的历史起源与历史发展逻辑，历史不再是沿着客观和必然的历史逻辑发展，历史充满了偶然与变数，而人的欲望、非理性因素成了不可轻视的力量，甚至某些时候成了历史与暴动的原动力。如《弥天》《坚硬如水》都属于这类写作。最为极端的是刘震云《故乡相处流传》，英雄人物在这里消失，人物没有历史目标和历史方向，曹丞相等小民构成了叙事主体。历史的事序逻辑与历史理性也被拆解，历史的真相与动力被轻易置换为猥琐的个人动机与情欲张扬，小说中的三国历史发展没有逻辑与理性，历史的发展与动力是曹袁二人的个人情欲与愿望所致，如二人屡发战事、军事策略上的分合亲疏，根本上是因抢夺沈氏寡妇所致。
    在《弥天》和《坚硬如水》中，人的权力、性的欲望与革命的相互催生与倚重得到了更为生动的表现。比如在《弥天》中，政治的残酷总是伴随着性与情欲的泛滥，在政治肆虐和群情狂欢下总是夹杂着对情欲的书写。一个典型而颇具意味的细节是在公审大会上，老白等人控诉倪老师的时候，温三和极度恐惧，低下头去，却在桌子底下借助于宛玉的手指和乳房撩拨情欲，最后在抽搐、喷射和叫声中释放自己。政治的乖张和严酷让视倪老师为自己精神导师的温三和内心虚弱而惊惧，而性事的沉迷驱逐了这种恐惧，政治的严酷被情欲的悸动取代，公审大会现场的这种由政治到性事的转移不仅是主人公视线和关注点的转移，更是人物精神心理上以性欲的释放转移、救赎、疗救政治威压造成的恐惧和创伤的极端行为。刘醒龙在复呈那个纷乱的时代时注重对时代图景中人的精神生态和欲望暗流的捕捉，让革命的狂乱在人们高涨、压抑、畸形的精神层面找到某种源头，从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文革”发生和蔓延的民间心理基础。
    再比如，从人物个体精神来看，乔家寨支部书记乔俊一是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乔俊一是个在乔家寨能呼风唤雨、一手遮天具有至高权力的基层官员。他是一个新旧交融式的人物。所谓新是指他是时代与主流政治确立的模范人物，在学大寨过程中率先建立新功，脱颖成为先进人物。旧是指乔的思想具有封建性和专制性。乔俊一先进和模范的外衣下包裹的是一具具有浓厚封建意识和封建思想的皮囊。小说中描写他喜欢端着一把枪，四处撒泼示威。枪象征着乔俊一的蛮横和残酷。外表蛮横的他内心却极其虚弱。因与副书记一家有矛盾残忍杀害了乔大英一家三口，因而，过山地时听到悲戚的哀号声，他害怕却故作镇静，硬要宛玉取出身上的月经带挂在枪口辟邪，并亲自在乔大英一家三口坟前焚烧冥钱安抚亡灵；温三和生病高烧不退，乔俊一建议烧些纸钱。正是这样一个具有浓厚封建意识的人物在极“左”年代成为了乔家寨的领袖人物和全国的先进模范。理解了他的封建、专制以及与此相关的虚荣、自负、不择手段捞取政治资本的主导性格，便不难理解为何兴修一个只会用一半空间的巨型水库会在乔家寨产生，以及众多知情者明知这一弥天大谎却不去戳穿它。这里，荒诞、浮躁、非理性的时代和时代渲染下思想落后、情绪高扬、行为癫狂的个体在发生学的意义上互为因果。因而，对这一人物的理解具有从精神发生学上认识“文革”的重大意义。它为我们从“文革”中个体的精神结构和行为动机反思和理解“文革”的发生和蔓延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视角。
    如果说《弥天》注重表现革命狂潮下，人的被政治和革命压抑、催生和迸发的欲望(尤其是性的欲望)，以及这种欲望与革命间的相互渗透和奇妙叠合，从而在社会心理层面揭示了革命蔓延和泛滥的起源性动因。那么，《坚硬如水》则对“文化革命”中个体与群体参与革命的具体动机与起因进行了更为本源性的探究和回答。
    历史学家阿龙·I.古列维奇曾提出“从内部”研究历史的方法，即“历史科学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段将是接受‘从内部’研究历史的观点，即探索历史进程参与者的内在情况，他们和生活的关系，他们的心理状态和他们的价值体系”(15)。(引号为作者另加)在对“文革”历史起源的探究上，我们所要揭示的是：小说家是如何去探索历史进程的演变，如何认识历史主体的心理状态和价值体系，如何表达对生活历史演变的动力和社会悲剧的起源?因而，“历史学家必须学会识破各种心理状态的秘密，深入集体意识的潜伏层”(16)的要求对于文学家来说同样是应有之意。在《坚硬如水》中，不论是个人还是群体参与并推动革命的动机都包含着对于特定利益的诉求和算计。比如程岗村村民之所以能响应高爱军的鼓动参与高爱军在程岗镇发动的夺权运动，包含着村民们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和对革命的恐惧。高爱军是个天才的演说家和诡计多端的阴谋家，牌坊之战前夕他进行的革命演说之所以对村民产生巨大吸引，在于他成功动用了利益蛊惑的策略。他的利益蛊惑包括承诺革命胜利后根据“大家革命中的表现和能力”(17)分享政治权力，对参加革命的村民追加工分等等。他的天花乱坠的形势分析和说教论调并不能给村民多大震动，而追记工分、多发口粮、解决房基地、分享政权的承诺有效地聚拢了村民参与革命的积极性。
    这里，小说触及“文革”作为一场运动之所以在全国蔓延和传播的社会心理这一核心问题。简单地说，利益诉求是群众参与“文革”以及“文革”流传甚广的深层原因。群众参与“文革”并在“文革”中表现出旺盛的政治热情离不开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量，“当个人因为自己的利益而采取某种政治立场或者政治态度时，那么，这一立场或态度极有可能改变他们原有的阶级地位”。因而，群众对自身利益的诉求，“可以作为‘文革’早期中国群众运动的起源性解释。”(18)在重新反思“文革”时，很多学者都认识到“文革”起源与社会参与者现实利益诉求之间的这种内在关联。“在我重新回首往事的时候，我已经不再相信那是一场纯粹的精神运动，或者，在所谓神圣的革命之中，我同样感觉到了利益原则的被引进，并为成为群众普遍参与的最大支持。”(19)对于利益的这种诉求在高爱军身上还表现为他的试图通过革命推翻程岗镇旧有领导权力体系来颠覆和摆脱自己农民的身份序列的隐秘心理。高爱军的这种隐秘诉求是其革命动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在革命最终失败时，他自叹：“说到底，我们革命了多少年，我们如今还都是农民!!户籍都还在耙耧山脉的程岗村。想到我还是农民时，我的双手垂在两腿边上有些抖。”(20)作为复员军人的高爱军，在本质上是个农民，他投身革命，在风起云涌的“文化革命”背景下，他的动机是要借革命出人头地、掌权成名、满足私欲，最终摆脱农民身份，成为城里高干，拥有城市户口，因而，他的革命过程是以正义面貌出现的导向作恶的抗争过程，而这种抗争充满了某种历史的荒诞和宿命。
    应该说，90年代以来，作家们在描写“文革”以及探究“文革”的历史起源时都对革命大潮中人的精神生成尤其是大众社会心理的变异给予了较多的重视，刘醒龙的《弥天》、阎连科的《坚硬如水》、苏童的《河岸》、余华的《兄弟》、贾平凹的《古炉》等，都对个人与群体的精神状态和狂热欲望以某种夸饰性的叙事进行了深度的开掘，将对人的欲望、激情和需要的书写与“文革”历史起源问题联系起来思考，开拓了这一论题的艺术视野和思想深度。

    注释：
    
    ①[德]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307页，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②参见金春明的《“文革”起因众说纷纭》(载《党史文汇》1995年第3期)、何云峰的《关于“文革”起源的一点看法》(载《史学月刊》2003年第2期)等论文。英裔美籍历史学家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的三卷本巨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更是将“文革起源”作为其研究的中心问题，他的重要观点是对“文革”起源的起始点追溯到1956年，以这一年中国合作化完成和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以及随后引发了一连串事件作为“文革”起源的历史节点。同时，他注重从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和文化等方面展开探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问题。参见[英]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人民内部矛盾)，何祚康等校，3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③笔者曾另文指出，新时期之初政党政治与主流话语通过会议决议、纲领性文件规定了对“文革”起源的权威解释与历史定位，这种权威解释成了作家建构“文革”历史起源的方向。参见沈杏培、姜瑜：《政治文化主导下的“文革”叙事——论新时期之初“文革”叙事的限度及作家心态》，载《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3期。
    ④如古华在《芙蓉镇》的后记中对“文革”的理解代表了当时作家普遍具有的认识，“奇特的年代才有的奇特的事。但这些事的确在神州大地、天南海北发生过，而且是那样的庄严、神圣、肃穆。新的时代里降生的读者们一定会觉得不可思议，视为异端邪说。然而这正是我们国家的一页伤心史里的支流末节。”参见古华：《芙蓉镇·后记》，2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⑤王蒙中篇小说《布礼》中凌雪如此安慰钟亦成：“也许，这只是一场误会，一场暂时的怒气。党是我们的亲母亲，但是亲娘也会打孩子，但孩子从来也不记恨母亲。打完了气会消的，会搂上孩子哭一场的。”
    ⑥陈晓明：《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10、13、129、123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
    ⑦张贤亮：《绿化树》，载《十月》1984年第2期。
    ⑧刘俐俐：《隐秘的历史河流：当前文学创作与批评中的历史观问题考察》，1、1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⑨肖平：《墓场与鲜花》，载《上海文艺》1978年第11期。
    ⑩金河：《重逢》，载《上海文学》1979年第3期。
    (11)王绍光：《理性与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3页，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2)韩少功、王尧：《韩少功王尧对话录》，19、9页，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3)(14)高晓声：《〈李顺大造屋〉始末》，见周克芹等著《新时期获奖小说创作经验谈》，187、189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5)(16)《第欧根尼》中文精选版编辑委员会：《对历史的理解》，167、166页，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17)(20)阎连科：《坚硬如水》，50、290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18)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年)》，98—9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9)蔡翔：《神圣回忆》，49页，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