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万森(1947-)，男，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内容提要：中国当代文学史叙事需要反思和梳理，文学史观需要调整和整合。确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整体观念，现代性是贯穿其中的叙事主脉。以现代性为基点考察中国当代文学史叙事，不难发现，文学史叙事呈桥式结构，叙事节点之间存在“断裂”，也不难发现“十七年文学”和新时期文学的新景观以及相互之间的“断裂”与“断裂”中的关联。现代性理念为中国当代文学史叙事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关键词：文学史叙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现代性/桥式结构/节点/断裂

    中国当代文学走过了60多个年头，有必要对当代文学史叙事进行反思和梳理，有必要对文学史叙述观念进行调整和整合。
    一
    中国当代文学史叙事可以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十七年文学”加“文革文学”，下篇新时期文学。上篇以1949年召开的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为发端，以“革命性”为显著特征，作为整个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及至十年“文革”，文学则沦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组成部分，一体化的体制对文学形成束缚和禁锢。下篇以“文革”结束为契机，“伤痕”、“反思”、“寻根”等文学高潮迭起，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交相辉映，思想解放促进了文学生产与传播的能量的释放。在这里，可以看到文学史叙事的节点上生长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文本或事本：1977年第11期《人民文学》发表刘心武的《班主任》，揭开了文学史叙事的转折；1979年第4期《上海文学》刊登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是向文学史“革命性”叙事的告别；1979年10月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则标志着文学史叙事的整体转型。
    由“革命性”向“启蒙性”的转型，在当代文学史叙事中是一个大转折，但是，如果将其置于“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中则呈现出交错更迭的叙事样态。并且，若单单去关注从“革命性”到“启蒙性”的转折，传统的知识参照似乎不算局促，二元对立的分析也不陌生。问题在于遭遇“中国新文学整体观”语境中的交错更迭的叙事结构，原有的文学史叙事模式显然不能适应。这里的根本是文学史叙事存在着焦虑，焦点在于如何保持有效性。比如，对于从五四到延安的文学史叙事所发生的转折，“新民主主义论”提供了文学史叙事的有效性保障，为阐释文学形态的转型提供了理论支撑。然而，这一理论所具有的时代内涵显然难以解决新时期以来文学发展所带来的叙事焦虑。不仅如此，单单说明“文革”十年文学与新时期文学之间出现的拐点并不难，难的是既要厘清这个拐点的性质和特征，又要将其置入我们下面所讲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使其成为有机构成部分。
    中国当代文学史叙事的上篇，顺承现代文学“革命性”叙事，更是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文学的赓续；下篇新时期文学的“启蒙性”叙事，则承接了五四新文学的传统。与上篇的顺承不同，下篇“人的回归”、“文学的回归”的回溯，是与五四新文学的一种对接，上跨了半个多世纪。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当代文学史叙事呈现为桥式构架，断断续续一个世纪的文学流程既有传承性的内在关联，也有断裂性的叙事更迭。仅用“革命性”与“启蒙性”的二元对立，或仅用“启蒙”与“救亡”的二元对立，都难以整体把握长达百年的中国新文学，难以解析中国特有的文学史叙事桥式结构。文学史叙事期待新的视野，期待新的理念以突破现有叙事盲点。1985年第5期《文学评论》发表的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堪称应运而生，是中国文学史叙事观念变革的一个标志性文本。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史叙事观念的确立，意味着文学史叙事理念的嬗变以及叙事规约的嬗替。因此，对同一个文学史事件，便出现了文学史叙事的交集，也使得文学史述体时空与文本时空的关系随之悄然变化。比如，对1949年7月召开的“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1983年9月出版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当代文学》，用了近三千字的篇幅叙述这一历史事件，并予以高度评价：“第一次文代会是我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新起点，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1](P34-35)其中，对其历史的意义就用了近千字加以阐述。而在2010年9月出版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第一次文代会”只被置于“海峡两岸两个文学战线的形成”的话语空间，作了一千字的写实性叙述，意义的阐释也对应于“海峡两岸两个文学战线的形成”，仅用了一句话：“从这时开始，一个统一的文学战线在大陆开始形成并诉诸于文学实践。”[2](P4)两部颇有代表性的文学史所采取的叙事视角及定位的变化，折射出的是与时俱进的文学史叙事规约的嬗替：前者体现了“革命性”文学史叙事规约，后者体现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史叙事规约。倘若固守前者的规约，则会使当代文学史的叙事囿于封闭式结构，无法贯通也无从解释当代文学自身从上篇到下篇所发生的嬗变；只有认同并实践后者的规约，才能以开放性的视野关注和把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所特有的桥式叙事结构，从而建构文学史叙事的整体性，并包容其间的复杂性。而二十世纪文学史叙事规约的灵魂就是现代性。“我们设想，从总体上把握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只有选择‘现代性’这个概念，以此作为一个基本视点，贯穿于二十世纪的文学历史。从这里透视那些发展的脉络，那些断裂意指的剧烈变革，那些不断更新的动力所标示的趋向。”[3](P3)
    二
    在安东尼·吉斯登看来，非延续性或者说断裂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现代性带来的生活形态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可知的社会秩序的轨道。”[4]一旦文学史叙事在现代性的导引下走出进化论的遮蔽，我们就会看到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呈“断裂”状的一个个节点：“五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第一次文代会”、“天安门诗歌运动”等等。
    五四文学以前所未有的形态发生的断裂，既体现了与传统文学思想体系的决裂，也体现了对传统文学表现形式的挥别。正如胡适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1935)所写的“导言”说的那样：“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前一个理论是文字工具的革新，后一种是文学内容的革命。”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节点上，“启蒙性”与“革命性”发生断裂，“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取代“个性解放”的诉求，宏大叙事取代个人叙事。而“工农兵”不仅是一个文艺新阶段的符号，也是政治的、阶级的符号，由此确立了文学与政治的特定关系，并建构起革命性的“一体化”文学体制，与此同时，也摒弃了“言必称希腊”的倾向，倡导“民族化、大众化”，开一代文风。“第一次文代会”作为叙事节点，对“工农兵文艺”而言似乎是范围的扩大(从延安到“中华全国”)，其实，对于从“国统区”走过来的文艺，未免不是一种“断裂”。如果说“第一次文代会”促进了“工农兵”文学史叙事，堪称一路高歌；那么“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恶性膨胀，也将文学史叙事推向“文革”的崩溃。之后，“天安门诗歌”如惊涛裂岸，“新时期文学”挟着激愤之情汹涌而至，文学史叙事揭开“人的回归和文学的回归”的新篇章。这不仅是对五四文学“人的文学和活的文学”的简单回应，《班主任》“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也不能简单地解读为《狂人日记》“救救孩子”呐喊的历史回声，因为现代性的地基已经在完成共和国创建大业之后高高隆起，华文文学和全球化文学已经将文学现代性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所呈现的文学史叙事的桥式结构，既有中与西、古与今的立体交叉，也有从五四到新时期、从延安到新中国成立后27年的纵横交错，其间，“启蒙现代性”、“革命现代性”与“文学现代性”的盘绕纠结尤为突出。这样，“断裂”成为把握文学史叙事的一个枢纽，也是解读文学现代性的契合点。
    如果把握住“断裂”这一关键性的问题，就可以理解文学的现代性的真实含义。一方面，文学艺术作为一种激进的思想形式，直接表达现代性的意义，它表达现代性急迫的历史愿望，它为那些历史变革开道呐喊，当然也强化了历史断裂的鸿沟。另一方面，文学艺术又是一种保守性的情感力量，它不断地对现代性的历史变革进行质疑和反思，它始终眷恋历史的连续性，在反抗历史断裂的同时，也遮蔽和抚平历史断裂的鸿沟。简言之，文学现代性的双重含义就在于：从“断裂”这个视点来看，文学的现代性既表现和促成这种断裂，又掩盖和抚平这种断裂。[5]
    在文学史叙事立体交叉的结构中，如何理解“十七年文学”，成为关键性的问题。毋庸置疑，“十七年文学”属于现代范畴，以中国现代性特有的进步和革命为基本特征。前所未有的是，“一体化”成为文艺的举国体制，工农兵方向成为全面覆盖的“惟一正确的方向”，且定位于“为政治服务”。相对于之前的文学史启蒙叙事，这是一种整体性的“断裂”，而对于传统文学及其生产机制而言，则是革命性的“断裂”。特别是在农村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这两个领域，现代性文学史叙事已经涌现出充满进步意味和革命气息的新主题、新人物、新情境，这种“断裂”导致了它们的夭折。与此同时，社会现代性的异动钳制着文学现代性叙事，文学自身衍生出异化现象——从歌颂走向粉饰，从艺术审视沦为教化工具，“进步”中膨胀出“大跃进”情结，“革命”中滋生出逆转现代化目标的暴力倾向。
    对此，文学似乎表现出些许无奈，但却并非无所作为，当代作家并未放弃对文学现代性的追索。像杜鹏程，他的写作状态绝非“辛苦”二字可以概括，他倾注的是自己的心血：“钢笔把手指磨出硬茧，眼珠上布满血丝，饿了一口冷馒头，累了头上敷上湿毛巾……写到那些激动人心的场景时，笔跟不上手，手跟不上心，热血冲击胸膛，眼泪滴落在稿纸上……在四年多的漫长岁月里，九易其稿，反复增删何至数百次。”[6](P4)梁斌对叙事风格追求不舍：“在写长篇之前，我心里暗暗产生一种期望，想在小说的气魄方面、语言方面，树立自己的风格。”[7]柳青流露出创作主体性的思考：“作家在展示各种人物的灵魂时，同时展示了自己的灵魂，这是不可避免的，不可掩饰的，也是不容吹嘘的。作家的世界观，他的生活态度、写作态度、气质和性格，都在他的作品里找得到表现。”[8]欧阳山看重文学性的语言要素，在写作实践中执着探索实验：“欧阳山主张学习语言要采用一个‘东南西北中外古今法’，也就是同时吸收东南西北各个地区语言的精华，糅合成一种丰富多彩的、使群众喜闻乐见的现代文学语言。《三家巷》的语言就是实践了他自己的这个主张的。”[9]总之在“十七年文学”中，几乎每个成功的作家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学性的目标，这是文学史启蒙叙事所开启的现代性文学目标，也是革命叙事开拓的大众化目标，当然即文学现代性目标。所以，即便是在“一体化”的逼仄或“非现代性”的压抑处境里，作家们依然锲而不舍地坚守着文学现代性的目标。
    这里，我想着重提一下现代性的双重性问题。有学者曾对现代性的双重性提出了质疑：“中国的现代性只有单一性”[10]。显然，这种质疑是以西方现代性的范式来规范中国的现代性，忽略了中国现代性的特征。在中国，现代性为文学史提供的叙事空间是从两个维度上展开的：一个是社会现代性的维度；一个是文学现代性的维度。在普遍的意义上，文学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体现为双重性关系(文学现代性自身也存在着双重性，或者说它有双重性格)：一是对社会现代性的鼓与呼；一是对社会现代性的审视、反思、乃至批判。而社会现代性与文学现代性的互动并存，一方面是现代化社会里超越国别和地域的一种普遍现象；另一方面，在不同地域或国家之间又因文化条件的差异而存在各自特性。
    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明显具有自我个性，在与社会现代性的双重性关系中也自有特点。“十七年”时期，社会现代性强调文学与社会发展同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强势发展，涌现出“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等小说，以及诗歌、散文、话剧等具有社会现代性表征的作品。固然，“十七年”的一体化体制造成了社会现代性对文学现代性的压倒优势，迫使文学现代性发生整体性倾斜，文学创作也出现了从创作思想到题材、主题、人物等的一体化现象，使得文学史叙事衍生出大量的“非现代性”。但是，“非现代性”的存在不能掩盖文学现代性存在的基本事实，也并非只有站在社会现代性的对立面才能确认现代性的双重性，像“三红一创”等作品无一例外都直接表达着现代性的意义，与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了某种同构关系。这恰恰体现着中国文学现代性叙事的特点。何况，“十七年文学”还是存在着独立于主流话语之外的一脉的，“文革”中所诬蔑的“一条文艺黑线”恰可作为反证。尤其在一体化形成的“共同文体”语境中，作家们对文学现代性的坚守愈发值得称道。艾略特曾言：“当这种关于共同文体的标准存在时，希望独创的作家就不得不进行更细致的思考了。在明确、适当的限度内进行独创，要比随心所欲或者首先要求与众不同的创作需要更大的才华和更多的劳动。”[11](P233)应当说，作家的独创在“十七年文学”中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条流脉，尽管有时表现出某种沉潜的姿态。像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路翎《洼地上的“战役”》，胡风表白的“主观战斗精神”，孙犁的《铁木前传》，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以及“干预生活”的创作潮流，“大连会议”的“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深化论”，60年代的历史题材小说、历史剧等等，“十七年”文学史叙事的一连串现象，堪称体现文学现代性存在的串珠。其中，“干预生活”的作品对当时创作禁区的冲击、对社会矛盾的揭露、对社会问题的诘问，特别是对官僚主义的抨击，其审视的深度、广度以及审美的多色调，都展示了文学现代性的力与美，可谓批判性与审美格调相得益彰。并且，还有更多的构成文学现代性链条的例证，它们或许不足以直接表现对社会某种剑拔弩张的尖锐立场，有时甚至看上去“不关痛痒”。比如孙犁，只不过是在按照“诗体小说”的既定风格来写作，似乎并不想触犯什么，在1959年就被批评为“在生活面前还不够勇敢，有时回避生活中的尖锐矛盾”[12]。可是，孙犁的既定风格不也正是文学现代性的生动体现吗？由文学现代性的视角评价孙犁的“诗体小说”，我们发现，《铁木前传》描写的是合作化时代的生活，相关的社会现代性的叙事规约不言而喻，然而，孙犁却用“老一代的友情和年轻一代的爱情”来加以演绎。这与其说是“回避”，倒不如说是另一种姿态更为恰当：一种倾向于文学现代性的姿态。
    三
    “所谓‘现代性’，除了现代物质条件外，更指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知识理念与价值标准。”[13](P3)用这样的现代性理念解读新时期文学的“断裂”，更便于揭示新时期文学现代性的特征。新时期文学之“断裂”与五四文学有着惊人的相似，因此，有人称新时期文学是启蒙文学的复兴。但是，二者又有很大的不同。它不是像五四文学那样作为文学史现代性叙事的发端，而是文学史现代性叙事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它的鲜明特征足以使它区别于以往的文学史叙事，更是对“文革文学”逆现代性潮流而动的反拨，同时又与五四文学以来的“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有着割不断的联系。现代性的突出特征是持续进步，新时期文学在以各种形态促进社会现代性的同时，也独立地体现着自己的现代性特征。
    1.社会理念的变革
    新时期的时代主题是改革开放，以四个现代化为目标，发展的理念取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一次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回首“十七年”，民族国家的建立为文学现代性叙事提供了新的历史条件，然而，现代化事业的蓬勃展开与“阶级斗争”的不断升级，划出的却是二律背反的轨迹。只有到了新时期，思想上、观念上的解放带来了人的解放，于是，“以人为本”的理念才得以在社会中确立，“为文艺正名”、“人的回归”才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主题。现代性催动社会持续改革发展，新时期社会理念的嬗变确立了全球化的视野和现代化的方向，为文学的现代性叙事提供了广阔空间，社会现代性与文学现代性最大程度地达成共识，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宽松的政策环境。当然，社会理念的嬗变不会是一帆风顺，观念的变革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将贯穿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不同阶段社会理念的摇摆会给文学叙事带来困扰，古与今、中与西的文化冲突也会制约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理念。
    2.文学理念的嬗变
    文学理念在新时期的嬗变是文学整体发展中最为激烈、最为繁复的一个阶段。嬗变的总体趋向，是由“为政治服务”的单向度向多向度、多样化、多元化发展，由片面强化教育功能回归审美功能这个中心，并伴随“人的回归”探索“文学回归”的途径。这里，回归的关键依然在于观念的变革。文学从附庸地位真正返回文学本位，“把文学当文学看待”，既需要与社会理念嬗变的互动，也需要文学工作者自省和观念变革。正是观念的变革，才转化成为前所未有的文学生产力，产生了举世瞩目的新时期文学成果。而支撑观念变革的，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文化资源的整合，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学史叙事调整。一是五四文化资源。把新时期文学概括为“启蒙文学的复兴”，并把它的发生视为与五四文学的对接，是有一定道理的。新时期文学人的主题的确立、个性解放的张扬、以及对封建传统的悖逆和批判，是对前期文学理念和“文革”“阴谋文艺”的反拨和否定，也是对五四启蒙文学的承接。但承接传递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新时期文学与五四文学的不同，即在于五四启蒙文学叙事不久便转型了：“启蒙性的新文化运动开展不久，就碰上了救亡性的反帝政治运动，二者很快合流在一起”[14](P13)，而新时期文学启蒙叙事则体现出历久弥新的可持续性。另外，五四文学虽“启蒙借救亡运动而声势大张……大大突破了原来的影响范围，终于造成了对整个中国知识界和知识分子的大震撼”[14](P15)，然而，却并没有形成对大众文化的广泛影响。新时期文学启蒙叙事则接通了改革开放的主流话语，思想解放与启蒙文学叙事互融互动，形成了对大众文化全方位的广泛影响。二是传统文化资源，包括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和革命传统文化资源。源远流长的民族传统文化和创建现代民族国家的革命文化，最大程度地体现着中国文学史叙事的资源优势，但是，当代文学史叙事中的这一资源整合却遭遇到来自不同方面的冲击。一种来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偏差，包括柯庆施在上海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口号，鼓吹只有写新中国成立后十三年的社会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①。我们知道，文学史现代性叙事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包容性，在纵向上对民族文化资源不断开掘拓展，在横向上将不同区域、不同流派的文学均纳入文学史叙事视野。因此，这种将文学史叙事割裂开来，进而扼杀、遮蔽现代性的荒谬性显而易见。另一种冲击来自现代化诉求下的盲目冲动，以致误读了现代性过程中的某种“断裂”，将新时期文学产生的叙事“断裂”绝对化，切割新时期文学与“十七年文学”的联系。事实上，只要以科学理性思维观照中国当代文学史叙事，就不仅不难发现其间的现代性脉络，还能发现这一脉络与外在形态的关联。例如，1978年5月27日召开的中国文联三届三次会议和1979年10月30日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已犹如第一次文代会那样，成为文学史叙事新阶段的标志性事件，其标志性意义，即在于昭示出“十七年文学”叙事与新时期文学叙事在制度上的关联。这条脉络及其关联存在于理论、创作、队伍、以及观念的嬗变等各个领域：对“十七年”文学理论和创作的反思、重估，成为新时期文学的推动力之一；“文革”结束后，文学上的拨乱反正就是要恢复被“文艺黑线专政论”所撕毁的文学史叙事的整体版图；为所谓的“黑八论”正名，也成为新时期文论的启航信号。同样，新时期文学的发生是文学史叙事的一次“断裂”，但与“十七年文学”也保持着深层的关联，这是“断裂”中的关联，这种关联也存在于艺术创作、作家队伍、以及文学理论和理念等各个领域：新时期文学伊始，即带着“十七年文学”艺术创作的脐血，《重放的鲜花》成为耀眼的胎记；“十七年”生成的“五·七”和“知青”两个创作群体，成为新时期文学创作的生力军；当年播下的“文学是人学”、“现实主义深化”等文学性的种子，在新时期萌发出了文学观念的大变革。例如“文学是人学”的命题，是1957年3月由钱谷融在“双百”方针鼓舞下提出的，从开掘到贯通，历经坎坷、研判推敲，钱谷融用他自己的学术生命开凿了一条纵贯半个世纪文学史叙事的理论渠道。如果说，“文革”的发生并非从天而降；那么同样可以说，新时期文学的现代性叙事也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与“十七年文学”现代性的顽强存在有着深层的渊源关系。
    3.现代性双重结构的嬗变
    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当代文学现代性的双重结构形态有所不同。“《讲话》的基本理论构成，是一组对立的矛盾关系的展开。政治与艺术，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现实和理想，主观和客观，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光明和黑暗，歌颂和暴露，普及和提高等等。《讲话》本身留下的‘空隙’，和对对立项的不同侧重，是不同历史语境下，具有不同思想和知识背景的左翼作家关于《讲话》的论辩的主要内容。”[15](P520)洪子诚这段《讲话》理论结构的分析虽然特指左翼作家之论辩，事实上，这种“对立的矛盾关系”也可视为自延安时代至“文革”时代文学史叙事的整体性参照。沿着这一对立的矛盾关系，《讲话》一方面确立了现代性话语的权力地位，随后建构起“一体化”的制度体系；另一方面，这一过程也给文学的现代性留下了“空隙”，“对立项的不同侧重”为文学现代性叙事留下了空间——尽管后者时隐时现，处于隐晦曲折的状态。所以，新时期文学史叙事结构发生的整体性转型，根本还在于意识形态的统辖地位遭到质疑，“文学回到自身”、“文学的自觉”成为文学史叙事的美学取向和历史选择。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曾指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16](P255)这意味着，经过反复的实践探索，文学最终摆脱了从属于政治和为阶级斗争服务的地位和路径，确立了自足性的独立地位和品格。之后，文学不必再去依赖那种“空隙”和“对立项的不同侧重”去建构现代本体系统，一个开放的、超越性的文学史叙事旨向已经形成，一个从文学性出发的政治意识形态与审美意识形态的双重结构得以建立。
    四
    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中国当代文学史叙事进入到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历史语境，同时，港澳的回归、海外华文文学的起伏流变，也真正交汇融合为一个现代性叙事的文学共同体。除了同文同源的语言母体背景之外，现代性的同构关系也在殊途同归的现代化流程中体现出诸多共通性。
    1.外来性与原发性互动
    “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学，到清王朝晚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转折：开始与西方文学、西方文化迎面相遇，经过碰撞、交汇而在自身基础上逐渐形成具有现代性的新质，至五四文学革命兴起达到高潮。”[13](P1)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来自外部输入，但是又以自身的现代化诉求为依据，所以，既要认同外来性，也要承认原发性，尤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这一主要由大陆和港澳台文学构成的现代性共同体，既有外来性的助推，也有原发性的源头。
    2.后发展与跨越式共存
    比起现代性在西方的形成，中国的现代性属于后发展文化形态。落后就要挨打，加上自身的历史沉疴，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可谓一波三折、困难重重。然而，正是这个后发展的国度，却创造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迈进的跨越式奇迹。与此相联系的，经济社会急遽转型的背后是现代性的叠加状态，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文化的边界也不像西方那样清晰明确，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尚不充分，现代主义文学便匆匆登台；现代主义文学尚处萌发阶段，后现代文学却已不期而至。新时期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的“各领风骚三五天”是如此，台湾文学的传统、现代、乡土流派的相互消长也是如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多元共存已成为中国文学共同体与世界文学相通相融的集中表征。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应看到，文学发展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也存在着种种困扰和隐忧，现代性在适逢跨越发展机遇期的同时，也正经历着文化转型的历史阵痛。
    3.现代性的期待与信念、转型期的焦虑与困惑交织共鸣
    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性既包容启蒙与救亡，又包容革命与斗争；既包容一国两制，又包容两岸对话；既包容个性另类，也包容千姿百态；既积累了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一国经验，又确立了融入世界文学的进步理念，构成了一种文学共同体。同时，中与外、古与今的文化冲突与交融贯穿于文学现代性叙事，成就了现代性的信念，同样也隐含着社会转型的焦虑。这种焦虑在新世纪以来似乎更为凝重：一方面是文学获得独立地位之后遇到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挑战，缺乏应对这种市场化经济社会的理性准备和必要经验；另一方面，还在于文学自身存在的非现代性因素所构成的对文学的自我干扰，例如大跃进思维方式的遗存和运动式的余绪，在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刺激下都容易转化成为文化心理上的非理性冲动，甚或反转过来作为某种异化因素伤及文学现代性叙事自身。当年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纯文学”等矫枉过正所留下的印记，对文学史叙事不乏警示意义。
    中国当代文学史叙事是波澜壮阔的系统性现代工程，“不应该把现代性看成一个篮子，把现代以来的文学都扔进这个篮子里就完事”[17](P3)，某种简单化的“篮子”装不尽它的气象万千。现代性是一个脉络，一个视野，为我们提供了探讨文学史叙事的一种新的可能性。

    注释：
    ①见1963年1月6日《文汇报》、《解放日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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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