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鸿声，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井延凤，河南工程学院人文社科系。
    一
    “文革”时期，《一只绣花鞋》(又名《梅花党》、《梅花档案》)、《叶飞三下江南》、《一双绣花鞋》等娱乐类手抄本一直是以手抄、口传的方式在“地下”秘密流传。“文革”结束之后，当启蒙类手抄本和“地下”现代派诗歌陆续通过出版、发表等方式浮出历史的地表，并引起读者和研究者的兴趣之时，娱乐类手抄本并没有引起文化界和知识界的兴趣。其粗糙的叙事、松散的结构、稍显混乱的逻辑，是这类“文革”地下手抄本的致命硬伤，也是知识精英对之不屑一顾的主要原因。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它们仅仅是作为没有价值的“化石”，存在于历史记忆的深处。但在21世纪初期，这类手抄本突然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文华图书发展公司的经理白士弘先后策划出版了《一只绣花鞋》(2000年)、《暗流：“文革”手抄文存》(2001年，此书收录了7个手抄本)、《少女之心》(2004年)，继而引发了一轮“文革”手抄本热。2004年，根据“文革”地下手抄本改编的长篇电视连续剧《一双绣花鞋》和《梅花档案》先后在重庆、天津、上海、湖南、广东等地一路热播。据说：“《一双绣花鞋》在上海才播出前几集，便取得13.1％的高收视率，跃居上海荧屏电视剧的收视榜首；而号称‘国内版《午夜凶铃》’的22集反特恐怖片《梅花档案》在广东电视台珠江频道播出时，平均收视率也达到了18.1％，创下了同时段电视剧多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该剧在湖南经视播出时，收视份额更是超过了50％，即两名观众中就有至少一人在收看《梅花档案》。”①
    原本几乎要被历史遗忘的“文革”地下娱乐类手抄本，缘何在21世纪初会出现这样一个热潮?“文革”地下手抄本热背后的动因是什么?一方面，与启蒙类手抄本在新时期伊始就出版发表不同，与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对以“白洋淀诗群”为代表的现代派地下诗歌创作的发掘与研究也不同，娱乐类手抄本热不是知识界有意识的推动，而是资本逻辑下的一种商业行为。不过，另一方面，仅仅把“文革”手抄本热理解为书商和电视剧制片人的商业策划和炒作行为，又未免失之简单。因为“文革”手抄本热是建立在广泛的受众接受基础之上的。那么，大众又为什么会对“文革”地下娱乐类手抄本产生如此浓烈的兴趣呢?如果对“文革”地下娱乐类手抄本热潮背后的动因及时代心理进行分析，或许能让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和理解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时代。
    二
    唐小兵在《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一书的导言中说：“‘大众文艺’几十年的权威和正统地位正是为了弥补‘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脆弱和艰难，而正在进行的对大众文艺的解读，以及新兴通俗文学对大众文艺的离叛和戏仿，都逐一地指示出一个以市场调节为关键的生产方式的形成到位。”②唐小兵所谓的“大众文艺”指的是以“延安文艺”为代表的“文化革命运动”和“乌托邦行动”。它滥觞于1920年代末期江西苏维埃政权倡导下的戏剧运动、民歌搜集，纵贯后来的抗战文艺、解放区文艺以及工农兵文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主流和正统即是“大众文艺”。“大众文艺”有着一些基本的特质，比如革命主题、工农兵主人公、民间文学资源等等。以《一只绣花鞋》《叶飞三下江南》等为代表的“文革”地下娱乐类手抄本，其彰显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工农兵群众革命历史的集体性主体地位、为工农大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无疑迎合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主流文学，具有着“大众文艺”的某些特征。但另一方面，这类手抄本小说中对色情、暴力、物欲的渲染，对英雄故事、侦探悬疑、惊悚奇艳的津津乐道，却又显露着城市文学、流行文学、通俗文学的质地。大众文艺的特征是此类文本在动辄“因言获罪”年代里寻求叙事安全的需要，而文本肌理深处对趣味性的追求、对欲望的表达才是叙事者内心真正的诉求。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文革”地下娱乐类手抄本是对“大众文艺”的离叛与戏仿。这种离叛和戏仿行为透露着另一个时代即将来临的微弱讯息。而以手抄和口述方式秘密大规模传播的对“大众文艺”的离叛和戏仿行为，无疑表征着“以市场调节为关键的生产方式”的广泛民意基础。而到了21世纪，以手抄和口述方式秘密大规模传播的对“大众文艺”的离叛和戏仿行为，则演变为大规模机械复制。这种大规模的机械复制，无疑意味着这种生产方式的形成到位。
    “以市场调节为关键的生产方式”，即市场经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大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转型已基本实现。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文学的生产方式与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众文化迅速崛起，并与官方意识形态文化、精英文化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在这种文化格局中，大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与官方意识形态文化合谋的策略，来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并逐步确立了其文化霸权的地位。被法兰克福学派称为文化工业的大众文化，与唐小兵所谓的“大众文艺”在其精神实质、生产方式上都有着很大的区别。前者是指在工业化社会中产生的、以都市大众为其主要消费对象(事实上其消费对象的范围已远远大于都市大众)、通过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等大众传媒传播的、无深度的、容易复制的、模式化的、按照市场规律批量生产的集中满足大众的感性娱乐的一种文化产品，商业性、消费性、娱乐性、日常性、流行性、类型化是其基本特征；而后者则是一种“乌托邦实践”行为，与文化商品迥然有别。事实上，大众文化与唐小兵笔下的“新兴通俗文学”在实质上更为接近。娱乐类“文革”地下手抄本热，就是在大众文化取得霸权的背景之下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毫无疑问，《一只绣花鞋》《叶飞三下江南》《一双绣花鞋》《少女之心》等等“文革”地下手抄本的出版发行，包括它们中的一部分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都是市场的自觉行为，其生产机制的核心是资本。此外，它的娱乐性、消费性和类型化的文本特征，则清楚地表明了此类文化产品的大众文化属性。
    作为大众文化范围内的一个事件，2000年之后的娱乐类“文革”地下手抄本热被大众接受的时代心理又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或许应该成为我们解读这个时代的一个路径。《一只绣花鞋》《叶飞三下江南》以及《暗流：“文革”手抄文存》中的大部分故事，都涉及侦探悬疑、恐怖惊艳，善恶二元对立、正义最终战胜邪恶是其基本叙事模式。这些因素及故事套路是中外通俗文学传统中非常重要的一脉，并没有什么特异之处。它们产生于大众文化产品泛滥的时代也并不足为奇，反而是其中必有之义。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些故事情节中的“革命”要素。当“革命”成为这些故事的底色之后，这些故事就不再是简单的类型化的敌特、侦探或悬疑故事了。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正义与邪恶之间的较量、革命英雄的塑造，反而使这些文本具有了一定的“革命”浪漫主义色彩。或许，正是这个久违的“革命”及附着其上的理想色彩和浪漫色彩，触动了市场经济时代里人们早已不再敏感的神经。
    不过，在讲究实利的市场经济时代，人们缘何又会被“革命”所打动?它可曾经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人们极力摆脱的“宏大叙事”，也是当代历史念念不忘要消解的对象!似乎是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中，历史又走向了它的反面。仔细分析这些文本，因为其受“文革”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所以故事中总会有“关于起源的神话”和“历史目的论”的影子和论调。而这些正是唐小兵所称谓的“基奠性话语”：“我们也许可以认为，基奠性话语(关于起源的神话或历史目的论)是主流并且盛行的时候，正是社会生活缺乏基奠性结构，该结构或者已无可挽回地崩溃，或者正挣扎着形成的过渡性阶段。”毫无疑问，娱乐类“文革”地下手抄本热的时代正是这种奠基性结构无可挽回地崩溃的“后革命”时代。这种奠基性结构曾因其巨大的压抑性力量遭到了历史的扬弃。但当它终于被历史反抗之后，它所给予人们的历史主体感、个体归属感又带给人们些许的温暖和留恋。借用一位论者的话来说就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原则和意识形态相互取消的同时又相互补偿。‘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虽然有着前现代的原始和残忍，但质朴明朗；‘资本主义看不见的手’同样无情而且霸道，但触摸起来却是那么舒适诱人!”③这恐怕才是世纪转角的民众接受这些地下手抄本的更为深层的时代心理。
    三
    “文革”地下娱乐类手抄本在2000年以后的热潮，不仅缘于市场化时代的到来，不仅源于大众文化的兴起，也不仅源于消解了宏大叙事之后人们新的精神焦虑，还源于整个社会转型中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经济全球化的迅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城市的发展主要着眼于其工业化程度，强调的是城市的生产性，而消费性则被作为资本主义因素被压抑和摒除。虽然这一时期国家重点发展的是城市和工业，但由于经济基础的薄弱，其时中国的城市化程度是很低的。到20世纪末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迅速加快。并且，这种加快是在经济迅速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和实现的。此时的西方发达国家已进入后工业社会，即消费社会，消费能力取代生产力成为了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动力。中国虽然没有进入后工业时代的消费社会，但引领时代风尚的大城市已深受国际化和消费主义的影响。这种影响通过大城市，进而辐射到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因此，这一时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伴随的是欲望的充分释放，甚至可以说是欲望的极度泛滥。另一方面，中国城市的发展又被裹挟进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之中。经济全球化浪潮对城市发展所造成的影响是：中国大多数城市的发展，无一例外地充满着国际化的冲动和野心。
    通过阅读“文革”地下娱乐类手抄本，人们意外地发现，城市的欲望化和国际化并不是汇入全球化浪潮中的市场经济体制之下的专利，早在最专制最压抑的年代，对城市的欲望想象和国际化想象已经蠢蠢欲动。在《一只绣花鞋》《远东之花》等手抄本文本中，对城市空间的描写大多集中在别墅、高级宾馆、舞厅等场所。这些场所中性感妖娆的女特务、极尽奢华的物品陈设，洋酒、咖啡、美味，无不充满着物质与色欲的诱惑。而对仰光、缅甸、吉隆坡等异域城市的想象，也无不充满了国际化的意味。摩天大楼、飞机、高级轿车等等场景，是这些城市的必备元素，也是其国际化的表征。全知全能的叙事者，绘声绘色地导引读者出入“现代化”城市的标志性场所。这些场所要么是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要么是充满技术魅力的现代空间。此时的叙述者肯定无法获得本雅明笔下的“波希米亚人”在现代都市中的超然、从容、孤独与反抗。与之相反，叙述者潜意识中涌动的世俗欲望，使他更像是现代都市的觊觎者和意淫者。囿于阶级意识形态的束缚，叙述者无法把这些城市特征赋予新中国的“无产阶级”城市。因而这些城市空间要么是特务的秘密住所，要么是异域城市。但这些城市空间的欲望化和国际化又分明是“文革”年代人们所能仅能想象的城市形态的另外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于“文革”地下娱乐类手抄本热的21世纪的头十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现实。因此，2000年后“文革”地下娱乐类手抄本的密集出版发行与频频搬上荧屏，并不仅仅是人们对“文革”精神贫乏年代阅读经历的追忆，而是和当下社会现实尤其是城市化现实的一种呼应和互动。也可以这么说，娱乐类“文革”地下手抄本中对城市的欲望化和国际化想象，契合了当下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发展的现实。
    四
    
    市场经济的资本逻辑，催生了大众文化，激发了国人压抑已久的世俗欲望。大众文化又通过自己所依存的大众媒介通过对欲望的想象性满足，来不断抚慰大众的欲望。大众文化在使人们的欲望得到代偿性满足的同时，又在不断制造新的欲望。“文革”地下娱乐类手抄本的大众文化属性，使得它在世纪的转角获得了一次不大不小的热潮。可在这次热潮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及这些文本中的“革命”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在大规模的机械复制中，“手抄本”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众所周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一定程度上还属于政治敏感领域。不过，愈是政治敏感的领域就愈能勾起人们探秘、窥视的兴趣。一些书商、制片人正是抓住了受众的这种心理，策划出版了“文革”手抄本书系，拍摄了据手抄本改编的电视连续剧。这样的策略用刘东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把政治敏感当作‘最好的春药’来叫卖。”④下面的这则报道则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在今年1月初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一本《少女之心》样书吸引了不少眼球。更吸引人的，是该书封面上以大字标注：“曾经是受到严加查处的小说、大陆极负盛名的手抄本之一。”
    这本“文革”期间在成千上万人之间手手相传，被斥之为“思想毒草”、“文革第一淫书”的性爱小说，正式出版时共14万字。……
    相信许多四十岁以上的人对这本当年盛传的手抄本《少女之心》都印象深刻，甚至不少人当年就曾传抄过该书。如今这个手抄本的再版引来订货商的瞩目，除了商业动机，对那段历史和青春的记忆也同时激动了那些已届中年的人们。⑤
    在“后革命”的“去政治化”时代，“文革”已成为了炒作的“噱头”。出版、拍摄策划者看似在撩拨人们对“文革”的敏感神经。事实上，他们根本无意于从反思的意义上对“文革”进行批判与清理。“文革”之于他们，只是谋取利润的文化产品中的重要元素而已。正是他们，把“文革”变成了大众的消费对象。《一双绣花鞋》等反特文本中的“革命”因素，也是如此。此“革命”已非彼“革命”，前者只是抚慰挣扎于资本世界中的大众的文化产品中的符号。事实上，世纪转角的“文革”文学热是延续了上个世纪末以来大众文化领域的“红色经典热”。这些热潮从实质上来说，都是后革命时代对革命的一种消费行为。在这种消费行为中，“手抄本”与革命年代的服饰、语录以及“忆苦思甜”“破四旧”“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等等事件一样，都成为了怀旧的符号，其能指早已被空洞化。
    在复制理论中，本雅明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即原创艺术作品的“膜拜价值”与复制艺术作品的“展示价值”。对于“文革”时期的地下娱乐类手抄本来说，它的“原创”在大规模地传抄和讲述的过程中已经无迹可寻了。而2000年以后的机械复制在多大程度上进行了再创作，又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原汁原味”的还原，其间的比例已经无法考量。所以，这些复制品的“展示价值”也只能获得部分的实现。事实上，当娱乐类“文革”手抄本告别了手抄年代进入机械复制之后，它就已经从一种特殊年代的文化现象变成了另一个时代的商品了。

    注释：
    
    ①王承舜：《荧屏流行“手抄本”》，载《世纪行》2004年第1期。
    ②③唐小兵：《我们怎样想象历史》，见《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27、28页，牛津大学出版社。
    ④刘东：《黑天的故事——“文革”时代的地下手抄本》，载《开放时代》2005年第6期。
    ⑤粲然：《手抄本：相见不如怀念》，载《新闻周刊》2004年3月9日。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