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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的公共性 很多诗人写作现实的时候缺乏必要的转换、过滤、变形和提升的能力。诗人无论是介入历史还是深入当下都需要特殊的“求真”能力就在于此。 霍俊明：到了晚近时期，随着现代化尤其是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空间和地方所承载的文化和诗学的维度不断在削弱并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曾经的地方性知识在这种高速城市化的时代和交通工具迅疾发展的时代渐渐成了被弃置之物，很多城市空间所呈现出来的同质化东西越来越多。就公共性而言，诗歌写作不光是个人美学和语言学上的成就，它还应该与空间、历史、文化、时代以及现场发生摩擦和对话关系。在写作越来越个人、多元和自由的今天，写作的难度却正在空前增加，诗人的“公众形象”已变得空前模糊。由此，做一个有方向感的诗人显得愈益重要也愈加艰难。近年来,诗歌乃至文学界讨论最多的就是“现实”、“生活”和“时代”。如何讲述和抒写“中国故事”已然成为写作者共同的命题，无比阔大和新奇的现实以及追踪现实的热情正在成为当下汉语诗歌的催化剂。很多诗人没有注意到“日常现实”转换为“诗歌现实”的难度，大抵忘记了日常现实和诗歌“现实感”之间的差别。过于明显的题材化、伦理化、道德化和新闻化也使得诗歌的思想深度、想象力和诗意提升能力受到挑战。这不是建立于个体主体性和感受力基础之上的“灵魂的激荡”，而是沦为“记录表皮疼痛的日记”。很多诗人写作现实的时候缺乏必要的转换、过滤、变形和提升的能力。诗人无论是介入历史还是深入当下都需要特殊的“求真”能力就在于此。 吴思敬：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随着人们精神需求的日趋强劲，随着网络传播媒介的迅猛发展与网络诗人的成批涌现，一轮不温不火的诗歌热正在中国大陆悄然兴起。多元共生、众声喧哗，是这些年诗坛的基本态势。一方面是消解深度、消解难度的快餐写作、听任欲望宣泄的低俗写作、浮泛地宣扬概念化的跟风写作，另一方面是在寂寞中坚守的诗人在本真的、自然的、个性化声音中展现的新的姿态。这种姿态沿着两个方向展开：向上仰望天空；向下俯视大地。仰望天空强调对现实的超越，强调在更深广、更终极意义上对生活的认识；俯视大地强调对现实的关怀，对世俗人生的贴近。二者的指向虽有不同，但都是基于深刻的人性关怀。 罗振亚：新世纪以后，诗歌的“公共性”整体上在加强，这十几年大悲大喜，经历的事情太多，逼迫诗歌必须进行正面的回答，特别是汶川地震前后，这种倾向走向了极致，地震诗歌所承载的就是一种“公共性”的职能。但这样的阶段尘埃落定之后，我们再看地震诗歌，可能留下的更多的是教训，而不是经验，大量的地震诗在艺术水准上很差，只达到了传形的作用，而不是通过美的方式、诗的方式去表现，所以大部分是失败的。朵渔的《今夜，写诗是轻浮的》为什么能留下来，则在于他是用诗的形式完成的。新诗在行使“公共性”职能的时候，如何维护它的自主性、个人性？首先要知道“公共性”问题的核心，哈贝马斯在谈到公共性的时候强调，公共性不仅是对公众的开放、公开，更重要的是这一概念应该含有强烈的政治批判、道德批判，应该有一种明确的批判意识、独立精神。整个中国新诗，走现实路线的诗歌应该说艺术成就不是很大，他们是行使了诗人、诗歌的公共职能，但是他们把个人情感、个人气质压到了最低的限度，甚至完全屏蔽了一切个人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强调坚持诗之为诗的本体原则，文学的公共领域应该建立独立的对话空间，它与权力领域应该是分开的。比如最近探讨“草根诗歌”，包括郑小琼、许立志等打工诗人，也包括余秀华，他们的诗歌的确元气淋漓，但是在审美的、艺术的、本体的方面还是有所缺失，所以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提高诗歌的艺术水准。 何同彬：新诗具备或者应该具备“公共性”，诗人应该关注社会现实、承担一定的公共职能，在这个结论上刚才几位老师基本上形成了一定的共识，而新诗或诗人实现“公共性”的时候如何处理好其与艺术性或私人性之间的关系，刚才的讨论也有所涉及。记得唐晓渡在《诗·精神自治·公共性——与金泰昌先生的对话》《内在于现代诗的公共性》等文章中，提出过“内在的公共性”的概念，他强调诗歌从一开始不只是一种个体经验或想象力的表达，或一门古老的语言技艺，它还是人类文明一个不可或缺的精神维度。成为启示性个人的诗人通过锻炼敏感、丰富而活跃的个体心灵，或者“在一念之间抓住真实和正义”，来实现自身的公共性。“这是现代诗存在的自身理由，也是诗人不可让渡的自由；是他惟一应该遵从的内心律令，也是他作为公民行使其合法权利的最高体现。”这一“内在的公共性”的理论描述既是对于诗歌、诗人应该具有和实现公共性的倡导，也是对艺术的“公共性”的一种内在的限定。 结 语 新诗传统、现代性以及公共性是一个进行中的话题，新诗历史仍然没有完成，那么在进行当中谈论一个话题，注定这是开性性的。对于新诗而言，它是一个不断流动的、变化的、甚至前后有冲突的。新诗百年，新诗仍在继续变化当中，那么我们围绕着新诗展开的诸多问题的讨论也仍然需要时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