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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越来越相信这并不是一个缺乏“好诗”和“优秀诗人”的时代，尤其是当我们回溯100年来所涌现的经典诗人和代表性文本，但是对于百年新诗而言，无论专业诗人和评论家如何肯定，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新诗在“公众”和普通读者那里所形成的刻板印象不容乐观。甚至新诗百年的“公众形象”诸多缺陷、病灶和问题缠身，用杜甫当年的诗句“百年多病独登台”来形容也并不为过。那么，我们该如何客观和理性地认识百年来新诗的传统、现代性、公共性以及“诗人形象”等问题就变得愈益重要。我们不能不正视，百年新诗似乎仍没有建立起具备公信力的“自身传统”、“共识机制”和“权威法度”。这该归罪于谁？诗人？诗评家？读者？教育？媒体？“大众”？为此，特邀请吴思敬、欧阳江河、罗振亚、何言宏、何同彬就百年新诗的传统、现代性、公共性等几个问题进行对话。 ——主持人：霍俊明 现代转型、新诗传统及其合法性 为了给现代情绪寻找合适的形式寄托，新诗自觉结合纵的继承与横的借鉴，向古典诗歌和西方现代派诗歌两个影响源同时开放、双向汲纳，这成为我们立体认识新诗的一条有效渠道。 霍俊明：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新诗这棵大树应该到了能够承受风雨的时候了。在所有文体里一直没有获得合法性的就是新诗，小说可能从来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小说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存在的时间非长且具备自己的传统。100年对于一个崭新文体来说是短暂的。中国新诗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多的话题，跟中国特殊的文学生态有关，打个比喻，形成什么样的植物，它周边的气候土壤所带来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实际上，新诗百年从它的传统来说，最关键的就是“新”这个字。“新”在它的传统自身构建里代表了一种典型意义上的文学进化论，但是进化论自身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在由近代到现代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新诗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文体出现，在它的背后有着一个强大的文学和政治生态体系的支撑。新文化运动不只是一个文化运动，也是政治运动的产物。由政治到文化再到其中的诗歌，它背后那种强大的“新社会”作为一种社会理想承载了过多的诗歌之外的东西。新诗经典化有没有完成，包括新诗自身的体制和传统建构是什么样的，这都需要进一步讨论。说到传统似乎有些大而无当，但这是必须正视和回应的诗学问题——这既是美学问题又是历史问题。这不仅涉及到新诗这一文体的合法性和诗人身份，而且还关乎新诗的外围评价生态和阅读机制。 吴思敬：中国新诗诞生已有100年了。百年来，新诗的开创者及其后继者们在新旧文化的剧烈冲撞中，艰难跋涉，除旧布新，走过了一条坎坷而又辉煌的路。尽管与有着3000年辉煌历史的古代诗歌相比，有着百年历史的新诗只能说是步履蹒跚的小孩子，但是新诗形成了不同于古代诗歌的自身传统则是确定无疑的。传统作为某一民族或人类群体沿传而来的精神文化现象，有两重性。一方面是稳定的、连续的和持久的，传统可以持续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对当下或未来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于某种传统浸润下成长起来的人来说，这种传统已深入骨髓，不是谁说一声断裂就断裂得了的。另一方面，传统不是一潭死水，它是动态的、发展的、不断增生的，可以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时代的变化而丰富。传统像一条河，每个诗人、每个时代的思想者的成果自然地汇进了这条河，本身就成了传统的一部分。 欧阳江河：现在的中国已经被拖进对于成功的追求之中。成功已经是一个世俗化的概念，这个世俗化的概念是有指标的，而这个指标又与上个百年我们正在进入的数字化时代相关，所有的成功都是以数字作为它的统计学基础。比方说，我们谈到中国当代小说的成功，肯定也是一种数字化的情况。它的出版量、被媒体关注的程度、获奖的奖金数额和比例等都比诗歌高，这首先是一种统计学上的成功。电影、美术等其他的文艺样式也都是这样。这是一种历史的趋势，在这个总体的历史轨道上，诗歌很难被纳入，这是新诗的荣幸。失败是很难用数字和指标来定义的。这使得新诗游离于统计学的历史轨道之外。现在对于新诗有很多的意见，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我们都必须承认。新诗里面有很多垃圾的作品，但也有精华、有发光的黄金。中国的古代诗歌已经经历了一个分类学意义上的筛选，而当代诗歌还没有经过整理、没有经过理论家的批评，是垃圾和黄金的混合。而这恰好是新诗的活力和生命力所在。新诗可以说是一个语言推进器，它的存在对于好的中文的出现是一个巨大的推动。而正是这种推进作用，使得中国整个语言历史的成长和成熟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可观的地步。一个复杂的、有能量的，一个可能性特别大的、有操作性的语言格局已经出现。这个语言格局的受益者不仅仅是作家和诗人，而且包括经济学家、媒体记者、网络写手等，他们都受益于这个语言格局的变化和成熟。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新诗对于语言的历史贡献。这是一种历史性的成熟，在这个大的历史语境里，不论新诗成功与否，它的作用都是不可忽视的。 罗振亚：中国新诗不是偶然孤立的文学现象，更不是神秘莫测的“天外来客”。突破闭锁态势的开放性发生发展机制，决定了它们的质地构成不仅来自现实土壤的艰难孕育，更导源于古典诗歌与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双向催生；尤其是中国新诗对古诗传统自觉的断裂性选择，使它与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关系更为切近。因此，从新诗与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关系入手回望其百年历程，就成为一个富有持续生命力的学术论题。那么，为什么会产生中国新诗人纷纷用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形式材料，铸造自己的诗魂这种文化现象？或者说，新诗人与西方诗学遇合的契机何在？同一西方诗学流脉对不同时代中国诗人的影响存在着哪些差异？就形成了诗学讨论的话题。其次，任何借鉴都不是亦步亦趋的模仿；所以面对西方现代主义诗的异质文化系统时，中国新诗从现实、读者与自我需求出发有所扬弃和调整，由此跨越了盲目仿效、原样演绎西诗形态的栅栏，保证了西方诗歌的东方化。那么这种创造性的扬弃和背离有何表现和特点？它对异质文化系统有何“增殖”和“变异”？效果又如何？当然，新诗的引发模式和反传统姿态，容易让人感到新诗潮与古典诗歌传统无缘而对立，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觉。即便是在接受西方现代派诗学的过程中，诗人们也未曾忽视现代文本与古典诗学的文化血脉，他们采取斡旋中西诗学的态度，一方面从西方“拿来”和“借鉴”，另一方面还注意将新诗与古典诗歌两相融合，使其呈现出一种渐进的成熟性。为了给现代情绪寻找合适的形式寄托，新诗自觉结合纵的继承与横的借鉴，向古典诗歌和西方现代派诗歌两个影响源同时开放、双向汲纳，这成为我们立体认识新诗的一条有效渠道。 何言宏：新诗历史将近100年，讨论一下新诗的传统，非常必要也很及时。我们的新诗历史，虽然与古代诗歌相比，时间很短暂，这种短暂似乎也意味着它所必然会有的稚嫩，但是在以“变”与“加速”为特征的“现代”时期，我们的100年，肯定不能与古代世界以“静态”与“稳定”作为特征的100年简单相比。现代人的时间感与古人也不同。现代世界在100年中所发生的事情，肯定也不同于古代的百年。所以说，“新诗百年”，与历史上的“古诗百年”相比，发生的事情，更远为巨大，更为丰富与复杂。新诗在100年间，发生了革命性的断裂，而且还不断地左冲右突，求新求变，寻找自我。可以说，自有新诗以来，何为新诗，新诗谓何，这一直就是新诗的巨大焦虑，好像在我们的新文学史上，还没有哪种文体有过这样的焦虑。不过这也难怪，谁叫我们的旧诗传统那么深厚、那么深入人心？在这个意义上，新诗就好像一个不肖子孙，有着很大的合法性焦虑。不过在另一方面，我认为过分突出这种焦虑，似也没有必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