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作为“鲁迅研究”之研究，本文尝试追问，鲁迅是如何、又是在什么理由上“重返”80年代的知识界的？当时的研究成果如何沉淀为文学史的“公共经验”？基于此，本文以发端于80年代中期的以王富仁、汪晖等为代表的对鲁迅的“再叙述”为中心，在论文第一部分分析王富仁如何通过对“政治革命”与“思想革命”的剥离，给出不同于“革命鲁迅”的“启蒙鲁迅”；论文第二部分，分析汪晖等如何在批判“镜子”模式的基础上，从“精神结构”入手重述另一个“反抗绝望”的“苦痛鲁迅”；论文最后部分，分析当时出现的以《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为代表的“重评文学史”著作，如何将重述的“观点”转化为“文学史结论”。
    关键词 鲁迅、政治革命、思想革命、“反抗绝望”、“批评的结论”、“文学史结论” 
    在离开这个世界四十三天之前，鲁迅先生写下了著名的《死》，以间杂着轻蔑与嘲讽的口气，近乎无所谓地谈论着自己的死，以及遗嘱的安排：“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1]洞或世事的鲁迅，怕是冥冥中已有预感，“他的丧事，成为继‘四•一二’以来规模最大的游行示威。” [2]近乎“封圣”的仪式，阴霾的天空下，青年作家们扛起覆盖着“民族魂”大旗的棺椁，在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到虹桥万国公墓的路上，近万人“挽歌游行”，唱着的是《打回老家去》。
    这一天的喧哗与玄机，预示了鲁迅在文学史上既显赫又寂寞的命运。从毛泽东对鲁迅极高的评价开始，“在中国大陆，纪念鲁迅已经成了‘专业’，出产了数量极丰的产品：至少有三部全集；著作有许多单行本，有些是重印的手稿；成千本的书，成万篇的文章；博物馆和陈列室；儿童读物、画册、照片、画像、速写、漫画、幻灯片、雕塑、电影、音乐（包括戏曲和舞蹈）、话剧、招贴画、书签、纪念章，不一而足。”诚如研究者就此的感叹，“很难想像世界上还有任何其他现代作家能在整个民族范围内受到这样殊荣。”[3] 从这一传统延伸，每当中国的命运面临转折与裂变的时刻，“鲁迅”如神祗般被反复召唤，一代代知识分子从鲁迅的言说里，寻找“中国向何处去”的道路与真理。仿若众声喧哗的巴别塔，无数个“鲁迅”的声音回荡不息、彼此驳难。这令人想起海登•怀特的判断，“我们可以自由地随意构想‘历史’，正如我们可以自由地从历史中随意获取一样。” [4]
    就本文而言，笔者试图回到最为切近的一次重述——发端于80年代中期的以王富仁、汪晖等为代表的对鲁迅的“再叙述”。笔者尝试追问，鲁迅是如何、又是在什么理由上“重返”80年代的知识界的？当时的研究成果如何沉淀为文学的“公共经验”？
    一 从“政治革命”到“思想革命”
    新时期文学的肇始，恰逢鲁迅百年诞辰。这一盛况空前的纪念由高层领导人直接部署，在经历了年初一系列盛大筹备后，大会现场，由邓颖超主持、胡耀邦做重要讲话、周扬负责长篇报告，各界代表以及文化界知名人士悉数到场，主会场外各省市设置分会场。作为当时举国瞩目的一项政治任务，一个首要的而又颇为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面对被“文革”塑造的“鲁迅”。研究者就此指出：
    在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中，为什么重构鲁迅形象？重构一个什么样的鲁迅形象？官方在仪式举行前已经具有了确定性意图，这个意图具有明确的延宕启蒙者鲁迅出场的目的论色彩。进一步说，官方所纪念的鲁迅形象还是政治型鲁迅形象。它承担了两项使命：为现代民族国家的重建提供精神资源；为偏离党的总路线的基本点提供批判资源。前者是重点，后者为前者的保障。[5]
    当天的《人民日报》社论，就此将“政治型”的“鲁迅精神”概括为“爱国主义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韧性战斗精神”、“‘对敌狠、对己严’的原则精神”以及最重要的“我们特别要继承和发扬鲁迅坚信党的路线、拥护党的领导、忠实地遵奉‘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的共产主义精神”。[6] 比较“文革”时期的“鲁迅神话”，研究者进一步指出，“这个仪式与对过去神话的回忆没有冲突。它依旧重复了以往鲁迅纪念活动的仪式神话：为了配合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心任务而操演。而它一旦成为重复性的仪式，也就必然意味着延续过去，虽然它是以告别的方式在延续过去。”就此，“既在反神化中复活鲁迅，又在复活后重新神化鲁迅”。 [7]
    “启蒙者鲁迅”的出场，在80年代“启蒙”语境中，终究无法延宕。对“鲁迅研究”乃至于“现代文学”基本图景而言，真切发生巨大影响的，来自于王富仁对鲁迅的重述。1985年，作为即将毕业的博士生，王富仁于《文学评论》第3期、第4期发表了博士学位论文摘要《〈吶喊〉〈彷徨〉综论》，成为“启蒙话语”重述鲁迅的标志性成果。[8] 论文非常明确地以对“旧”的“研究范式”的批判开始，在第一段清楚地列出针对的对象：
    从五十年代以来，在我国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社会各阶级政治态度的分析为纲，以对《呐喊》、《彷徨》客观政治意义的阐释为主体的粗具脉络的研究系统，标志着《呐喊》、《彷徨》研究的新时期，反映了我国解放后《呐喊》、《彷徨》研究在整体理论研究中取得的最高成果。 [9]
    就这一研究系统而言，王富仁在当时予以“系统性”的整体否定，“我觉得有必要重新调整我们的《呐喊》和《彷徨》的研究系统，以一个更完备的系统来代替现有的研究系统。这个研究系统不应当以毛泽东同志对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治革命具体规律的理论结论为纲，而应当以鲁迅在当时实际的思想追求和艺术追求为纲”。[10] 就此王富仁并不掩饰对“旧”的研究范式全然“断裂”的态度：“在这里，是一个整体的研究系统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局部的枝节问题，任何单从局部枝节问题着眼而想去纠正这个研究系统所带来的弊病的做法，都可能使我们以一个错误的结论去代替另一个错误的结论。” [11]
    对于“新”的“研究系统”而言，王富仁重述的关键点，在于“中国社会政治革命与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剥离：“中国的社会政治革命与中国的反封建思想革命是相互联系而又彼此区别的两个概念，它们各有其独特的规律性，我们应当首先从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出发分析和研究《呐喊》和《彷徨》。”[12] 在当时的语境中，这一次剥离带来了剧烈的震动；尽管原有的“鲁迅研究”也承认“政治革命”与“思想革命”的差异，但是二者却有着清楚的等级秩序，对陈涌等学者而言，鲁迅的“思想革命”必须服从于“革命斗争”：“鲁迅使中国文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鲁迅是中国第一个要求从根本上推翻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的作家。鲁迅的这种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反映在文学思想上，首先便是要求文学自觉地服从于政治、服从于中国的革命斗争。……我们今天的中国文学，服从于政治，服从于中国的革命斗争和经济建设，已经成为我们一切先进的文艺工作者的共同的信念。我们可以说是继承和发扬了鲁迅的最光辉和最可宝贵的传统。”[13] 但是，在王富仁看来，这个等级秩序是可疑的，“思想文化事业是人类社会中一个永恒的事业，而政治革命却只在极短暂的历史时期才具有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神圣职责不是仅仅为巩固现实政权服务，而是为了改变中华民族愚昧落后的文化状态，发展中华民族的现代文化事业。” [14]
    诚如王富仁日后的自我剖析，区分“政治革命”与“思想革命”的差异，是因为“旨在突出鲁迅作为一个伟大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和价值”，就此他将自己归为“新时期启蒙派的鲁迅研究者” 。[15]这一“新”的研究系统重心所在，正是以“鲁迅”为“典范”，为“知识分子”的“独立”地位及“启蒙”使命提供合法性：“新时期启蒙派鲁迅研究与鲁迅及其作品实现思想和感情沟通的基本桥梁是他们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独立历史作用的思考。” [16]毕竟，“这时期的启蒙派鲁迅研究者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大陆知识分子重新寻找自己在现代中国的存在价值的愿望下从事鲁迅研究的，‘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使他们在鲁迅作为一个伟大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存在中重新发现了自我的独立存在价值。”[17] 某种程度上，“‘文化大革命’及其失败的历史结局，给中国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重新返回自我的历史条件。” [18]
    “文化大革命”成为“启蒙派”重述鲁迅的历史背景，王富仁的“研究系统”隐含着如下的倾向：将“文革”及其联系与象征的“革命经验”指认为“封建”，将“80年代”指认为第二个“五四”，由此继承了“五四”与“鲁迅”的“反封建”的任务。就此王富仁含蓄地指出，“社会政治革命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变革有着不同的规律性：前者以质变的形式完成，政治革命是其主要斗争形式；后者则带有渐进性的特征，直接依赖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这种发展带来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逐渐变化。” [19]在这个意义上，“政治革命”的胜利未必意味着反封建的完成，“思想革命”的任务更为漫长而艰巨。换句话说，“革命者”乃至于“革命群众”在思想层面上依然可能是“封建”的，需要“知识分子”的不断“启蒙”。 [20]
    由此，王富仁质疑“知识分子”与“群众”或是“政党”的依附关系，强调对于“封建”的不断“启蒙”。毫无疑问，这是一次颇为冒险的逆转，在这样的论述框架内，“思想革命”必然要有“孤独的个人”来“启蒙”不觉醒的“群众”的过程，知识分子的“个性主义”势必受到赞美：“这些作品的基本价值尺度不是用‘社会群众’的思想眼光批判其中的‘孤立的个人’，而是站在‘孤立的个人’的思想立场上抨击整个社会的思想，批判‘群众’、‘多数’的愚昧和落后。” [21]如果说，“旧”的“研究系统”认定“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这是鲁迅思想发展的根本方向” [22]；在王富仁所代表的“启蒙派”这里，“鲁迅的道路”却发生了近乎“回头路”的转折，与“政治革命”缠绕的“鲁迅后期思想”被悄然回避，强调“启蒙”的“前期思想”得到了有力的凸显与热烈的赞美：“鲁迅前期思想是中国反对封建思想革命的最锐利的思想武器，是中国现代社会思想意识发展的最完整、最集中的体现。” [23]
    总之，通过对“政治革命”与“思想革命”的剥离，从“政治革命”的“后期思想”回到充满着“个人主义”色彩的“前期思想”，重新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地位与历史作用，王富仁成功地完成了对“反封建”的“启蒙鲁迅”的重述。某种程度上，这是与当时的“启蒙”语境一次精彩的共谋，体现了“启蒙话语”的“再经典化”：“所有这一切的努力连同他那篇曾经开启人心的《〈呐喊〉、〈彷徨〉综论》一样都让我们频繁地联想到一个词语：启蒙。的确，王富仁已经与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启蒙文化思潮深深地熔铸在了一起”。[24] 有研究者就此指出，“王富仁并没有否定鲁迅的经典作家地位，但是却对其经典性进行了新的诠释。如果离开思想解放的大背景，离开80年代初中期的启蒙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王富仁对鲁迅的再经典化同样将是不可思议的。” [25]
    二 “反抗绝望”的“苦痛灵魂”
    可以想见，王富仁对鲁迅的重述，在获得广泛认同的基础上，也导致了大量的质疑。首先出场的是“旧”的“研究系统”的质疑，为之辩护的学者强调，“鲁迅作为启蒙主义者，主要强调的是清楚封建思想的束缚；但他又不是单纯的启蒙主义者，不是孤立地强调启蒙主义。……鲁迅是启蒙主义者，更是革命民主主义者，他是把思想的启蒙和社会的变革联系起来考察的——把启蒙主义放在民主革命的政治斗争中来审视它的作用和意义。” [26]应当说，这样的批评似乎“老调重弹”，但是有其重要的合理性，“思想启蒙”所规划的社会图景依然深嵌于“政治”之中，孤立地强调“启蒙”有可能遮蔽其复杂的多重面向。然而，论争很快地被“上纲上线”，批评者以“马克思主义”为圭阜，指责王富仁“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27]，辩护的一方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回敬对方“有意无意落入了‘两个凡是’的泥淖”[28] 。在这样的气氛下，不利于基于学理的论争的展开。 [29]
    真正构成挑战的，不是来自为“旧”的“研究系统”辩护的阵营，而是又一个“新”的“研究系统”。[30] 1986年，社科院博士生汪晖在《文学评论》第5期发表《历史的“中间物”与鲁迅小说的精神特征》，将“中国革命的镜子”、“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这“新”、“旧”的研究系统一概指认为“镜子”模式而予以批判：
    在“镜子”模式中，研究者注意到鲁迅对中国社会的理想认识在小说中的体现，也注意到鲁迅某种精神状态对某些具体问题的影响，但其意识中心却在民主主义的各种内涵如人道主义、个性主义在这些小说中的积极或消极的作用。鲁迅小说作为作家心理史的自然展现，必然具有贯穿始终的精神发展线索——这是“镜子”模式完全忽略了的。 [31]
    在《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中，汪晖指出他认为的“镜子”模式“问题在哪儿”：
    问题在哪儿呢？我认为，问题就在于那种决定论的思维模式，就在于王富仁对于所谓“本质”的先定判断，就在于“镜子”模式的单一参照系：从陈涌到王富仁，他们的小说研究无意于探讨鲁迅与现代文化思潮的复杂联系，无意于探讨鲁迅的文化心理在艺术中的呈现，因为这一切都在们他所理解的现代历史的“本质规律”之外。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王富仁与他的批判对象之间的思维模式上的内在联系。围绕着王富仁博士论文而引起的一次次争议恰恰证明了这种联系的政治意识形态性质：论争经常不是来自对鲁迅精神的基本理解，而是来自政治意识形态领域——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是毛泽东中国历史的概括正确，还是王富仁的概括更切实际?” [32]
    由此，汪晖对“鲁迅”的再一次的重述，以对陈涌、王富仁为代表的“镜子”模式的批判开始。写于1986-87年间的博士论文《反抗绝望》，成为汪晖在80年代的鲁迅研究的一次总结。该文副标题为“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清楚地点明研究角度的转换——由“镜子”般的对外在的“革命”或“思想”的映射转向内在的“精神结构”。有研究者就此指出，对“鲁迅”这座“冰山”的研究，这一次终于探寻到“隐藏在水平面下更复杂更庞大的那部分”：“作者的研究就是关于鲁迅的精神结构及其与文学的关系的探讨，就是对这个长期被忽略的作家主体——精神结构的发现与研究。” [33]
    值得注意的是，与既有的尊奉“本质规律”的“鲁迅”不同，汪晖呈现的是一个“矛盾”和“紧张”的陌生的“鲁迅”：
    正如列文森把梁启超的精神结构视为“关押自己的囚笼”一样，鲁迅的主观精神结构也是一种宛如蛛网的意境，它是由许多无法避免的矛盾言行，各不相容的思想交织而成的。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鲁迅对自身的矛盾有着深刻的自省与自知，但却不得不同时信奉这些相互矛盾的思想，从而长久地处于精神的矛盾与紧张之中。” [34]
    “通过对鲁迅思想中悖论因素的发现，汪晖揭示了鲁迅思想的复杂性，对于80年代以来从先验观念出发将鲁迅思想构造成一个和谐的、不断发展的整体的鲁迅研究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突破。”[35] 由此，汪晖从鲁迅的“精神结构”入手，讨论了鲁迅“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以及“历史中间物”的自省意识。有研究者赞誉到，“‘反抗绝望’、‘中间物’、‘自由意识’，这是与作者的这部著作密切相关又极其重要的概念。正是从这些并非抽象的概念里我们窥见了鲁迅精神世界的复杂性；也正是对这些概念的分析中我们认识了这部著作的价值，领略了‘探索复杂性’的意义。” [36]
    值得重视的是，汪晖从“精神结构”入手对鲁迅的重述，和王富仁从“思想革命”的重述相似的是，不仅仅来自于个人天才的创见，更来自于与“思潮”的共谋。正如对鲁迅的“思想革命”的“启蒙”式重述一样，基于“精神结构”的“主体”式重述依然是裹挟于“潮流”之中。有研究者指出，“在王著与汪著之间的过渡时期，就有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1988）这样观察敏锐的著作诞生；而在汪著之后，又有王晓明的颇有争议性的《鲁迅传》（1992）行世。”[37] 和汪晖颇为相似的是，围绕着“历史中间物”的概念，钱理群以被忽视的《野草》中的“单位意象”入手，展开“心灵的探寻”，探索鲁迅的“心灵的辩证法”；王晓明在《现代中国最苦痛的灵魂》以及之后的《鲁迅传》中，分析鲁迅内心深处“绝望的抗战”，“细致地分析了鲁迅内心的重重矛盾，分析其灵魂最苦痛的原因”。[38] “正是他和汪晖、钱理群等人的研究，共同推动了鲁迅研究在新的向度上继续扩展。” [39]
    进一步说，如果王富仁的“重述”借助了“启蒙”的宏大语境；那么汪晖等在80年代中后期的再次“重述”，同样呼应了当时轰动一时的“主体论”与“向内转”等潮流。汪晖对“精神结构”的洞见，很容易让人想起刘再复在著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中所提倡的“文学理论与文学史研究系统”的“转移”的方向：“人的精神世界作为主体，是一个独立的，无比丰富的神秘世界，它是另一个自然，另一个宇宙。” [40]并不意外，汪晖的相关研究，一直被包括导师唐弢先生在内肯定为对“鲁迅”这一“应该大写的文学主体”复杂性的卓越探索。[41] 此外，“向内转”的潮流对汪晖等的重述也有一定的影响。汪晖等的重述是以对陈涌、王富仁的“镜子模式”的批判而得以展开，而在鲁枢元看来，“向内转”的“特定历史时期的中国社会文化心理方面的动因”之一，正在于“逆反心理的导引”：“‘向内转’是对长期以来束缚作家手脚的机械的创作理论的反拨。在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那种急功近利的文艺创作心理定势的制约下，文学反映社会生活被理解为一种‘镜映式’的反映”。[42] 颇为有趣的是，和汪晖、钱理群等对《野草》的重视非常相似，鲁枢元将鲁迅尤其是《野草》指认为“向内转”的“典范”：“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巨人鲁迅的文学创作中，‘向内转’倾向恰恰得到了最突出的表现。鲁迅的散文集《野草》属象征主义文学几乎已成定见。” [43]
    当然，笔者粗浅地梳理“主体论”、“向内转”潮流与汪晖等的重述关系，并不是降低汪晖等优秀学者的理论创见，将其想象成是刘再复、鲁枢元等理论家提倡、号召所产生的“学术成果”。笔者所尝试指出的是，这一历史时期出现的这批卓越的著作，无论是《论文学的主体性》或是《反抗绝望》，其实都深深地镶嵌在“历史潜文本”的逻辑之中：“被预设的‘历史’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存在，隐身在所进行的评价和分析过程之中。所以，无论是研究者，还是被研究者所观照的研究对象，丝毫不会觉得自己是被一种东西所‘强迫’的，他们往往还会觉得这就是自己的‘发明’和‘创造’。”[44] 进一步说，汪晖与王富仁的“断裂”，一定程度上是“80年代”内部不同取向的分裂，而不是与“80年代”这一大的思维范式的分裂。只有到了90年代，汪晖从鲁迅的“悖论”所开始的逐渐成熟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相关论述，提供了反思“80年代”的另一种可能。 [45]
    三 “批评的结论”与“文学史结论”
    以王富仁与汪晖为代表的两次重述，对“鲁迅研究”乃至于“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当下已经成为“教科书”指认的关于文学史的重要“知识”，成为学科的“公共经验”以及文学教育、学术传承的考核、筛选“标准”。一个近乎被遗忘的事实是，无论是重述的各种“批评观点”，还是“广泛吸收了近年来最新研究成果”的各种文学史，都受当时“历史语境”的制约。研究者通过对1979到1987年间出版的当代文学史著作的分析，指出很多“文学史结论”，事实上都是“批评的结论”：“一大批‘文学批评家’，成为了事实上的‘文学史家’，他们的观点、主张、设想和结论，‘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当代文学史研究成果和结论。”[46] 就这一状况而言，“始终没有将自身和研究对象‘历史化’，是困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主要问题之一。”[47] 对本文来说，重述“鲁迅”的潮流所裹挟的“批评”的结论，沉淀为“去历史化”的“文学史知识”，转化为学科的“公共经验”，一个最为明显的表征，在于80年代中期发生的文学史相关部分的叙述形态的转换。
    在上文提及的重述“鲁迅”的相关成果出现之前，进入“当代”以来的现代文学史的各个版本，一律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以及“鲁迅的方向”的经典评价为“标准” [48]，“鲁迅的道路”是“规律性的”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因为这是由中国革命的性质和知识分子的历史道路所决定的” [49]；章节的编排上，则大多分为“生平与思想”、“《呐喊》、《彷徨》”、“《阿Q正传》”、“杂文”、“散文和《故事新编》”五个部分。[50] 1982年再版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王瑶写了一篇“重版代序”，强化了“鲁迅的方向”的“普遍性意义”：
    “五四”以来的三十年间，现代文学对于中国革命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它“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这就是“五四”革命文学的优良传统，当然也是“鲁迅的方向”所包含的普遍的和历史的意义。 [51]
    如研究者指出的，对于“现代文学”学科之建立而言，《新民主主义论》曾经占据着决定的主导地位。[52] 但是，“曾经作为现代文学学科建设指导性纲领的《新民主主义论》，80年代中期以后，受到或明或暗的质疑，不再是‘金科玉律’。” [53]就此而言，87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可以说是一次重要的“重写”。某种程度上，这也是“重写文学史”的思潮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实践。[54] “思想革命”得到了凸显，“革命鲁迅”被重述成“启蒙鲁迅”：
    周氏兄弟在本世纪初所提出的“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观，概括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文学观念。……在作为现代文学伟大开端的“五四”文学革命中，首先强调的是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的密切联系，文学的思想启蒙作用；鲁迅直到三十年代还这样肯定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 [55]
    在这样的框架里，鲁迅“新的思想主题”得到了热烈地强调，被归结为“改造国民性”或是“改造民族灵魂”：
    鲁迅正是通过对农民及其他下层人民灵魂深处的病态与弱点的开掘，尖锐地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主题，在现代小说发展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56]
    由此，和之前的文学史著作相似的是，著者也给出了一个“鲁迅化”的“五四”文学传统，指出“中国现代文学是‘鲁迅时代’的文学” [57]，但其内涵却发生了变化：
    作为“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其所特具有的思想启蒙性质，是现代文学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特征，它不但决定着现代文学的基本面貌，而且引发出现代文学的基本矛盾，推动着现代文学的发展，并由此形成了现代文学在文学题材、主题、创作手法、文学形式、文学风格上的基本特点。[58]
    不仅仅是“思想革命”的“启蒙鲁迅”，“反抗绝望”的“苦痛鲁迅”这一面向也进入了文学史，作为这一潮流的重要倡导者，钱理群同样也是该书作者之一。在这一意义上，初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对“鲁迅”的重写，不仅仅是“广泛吸收了近年来最新研究成果”，而且体现着不同“研究成果”的博弈与平衡。这明显地体现在《野草》在鲁迅著作中地位的上升。在之前的文学史著作里，《野草》仅仅是一笔带过，甚或成为鲁迅“思想”上“苦闷”与“消极”的表现：
    鲁迅当时还没有与无产阶级所领导的革命力量结合起来，还不能清楚的认识中国革命发展的正确趋向，还不认识他自己的战斗与当时迅速发展着的人民革命在客观上是一致的；他所持的理论又还只是进化论和个性论，还把“改造国民性”当作革命的前提，常常把统治阶级的罪恶和被统治的人民因黑暗的统治制度而染上的病态一起归为‘国民性’；他眼看着那样急剧的变化和分裂，内心里就不能不感到矛盾、空虚、愤慨和孤独。 [59]
    随着汪晖等对《野草》的“重新发现” [60]，《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重写中，《野草》的地位急剧上升，被誉为“探究‘鲁迅王国’的奥秘”的“钥匙”：
    要探究“鲁迅王国”的奥秘，《野草》是一把钥匙。正是在这里，我们得以领悟鲁迅式的“绝望中抗战”的人生哲学，以及这种哲学所特有的悲壮的美；得以窥见鲁迅作为“历史中间物”所强烈感受到的先觉者和群众之间、长者和幼者之间、战士和对手之间、叛逆的猛士与“爱我者”之间、生与死之间的矛盾、冲突，“理想”和“现实”之间、“希望”和“绝望”之间的彷徨、挣扎，以及由此产生的深刻的悲剧意识、寂寞感，交织着愤激、感伤、企望、追求的复杂心态。 [61]
    饶有意味的是，“反抗绝望”的“鲁迅”与“思想革命”的“鲁迅”之间的罅隙，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被有意无意地回避掉了。著者将“反抗绝望”的“鲁迅”与“启蒙”叙述之间的抵牾，叙述成鲁迅的“独特的创造”与“充分的个性化”[62]。 某种程度上，《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吸收“重述鲁迅”的不同成果完成的“重写文学史”，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强化了“鲁迅的道路”，鲁迅的“方向”与“道路”在“现代中国都具有典范意义”：
    鲁迅的影响，为现代文学史上的其他任何作家所不可比拟，他的思想艺术的某些特质，是在现代文学整体面貌上打下鲜明的印记的；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是“鲁迅时代”的文学。 [63]
    由此，“鲁迅的道路”尽管发生了转移，但是其作为一种象征，依旧是不容置疑的知识分子的“典范”。随着1998年《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再版，以及上升为“普通高等教育‘九五’教育部重点教材”，源自80年代语境的相关论述延伸自90年代，并且成为最为主流的文学史叙述。某种程度上，文学史的权威，既来自于写作者的学术身份与威望，更重要的是来自以“指定教材”的方式进入高等院校的“文学教育”机制——“观点”转化为“知识”，“知识”上升为“标准”。 [64]
    有研究者就此指出，“以‘五四观’和‘鲁迅研究’为双中心的现代文学研究，在很多人眼里已经变成了一个不能‘再讨论’的历史性学科。”[65] 毫无疑问，“出于对‘文革’灾难的严重警惕，这代学人对现代文学‘历史传统’的重新‘建构’，足以引起我们深长的历史同情和历史共识。作为80年代最具‘有效性’的学科性工作，这些认识已在该学科中深深扎根，我们必须肯定它们对大学的现代文学史教学、科研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和积极作用。”[66] 但是，这样一种“本质论——中心说”的学科思维，容易导向学科“板结化”的结果，使得学科丧失必要的自我反省与批判的活力。[67] 比如说，鲁迅研究长期以来一个习焉不察的特征，就是对“思想”的高度重视。诚如王富仁的夫子自道，“这时期的启蒙派则主要重视鲁迅作为一个思想家的存在。在他们的研究系统里中，文学家的鲁迅是从属于思想家的鲁迅的。” [68]如果说“鲁迅研究”曾经发生过“革命家”凌驾于“思想家”、“文学家”之上的情况，那么在80年代以来的“鲁迅研究”看来，“他的作为革命家，是以思想革命家为主体内容的；他的作为文学家，是因其作为一个中国现代思想史的思想感情的艺术表现而取得了自己的特殊地位的。”[69] 就“鲁迅研究”乃至于“现代文学研究”而言，我们一直缺乏足够的对“文学”的自省与“文本”的细读，某种程度上，“现代文学史”更像是“思想史”的形象化的注脚，“从思想史的角度观照作为现代重要思想家的鲁迅及其创作，一直是鲁迅研究史上的基本学术路向。” [70]
    此外，鲁迅不同作品的地位在“重述”中几经沉浮，《故事新编》却始终沉默，被模糊地解释为“实验性”的“创新之作”，“超前”于这个时代。 [71]“感时忧国”的“五四”与“80年代”，对《故事新编》这一类“戏谑”自是隔隔不入。不过，“感时忧国其实不必与涕泪飘零长相左右。不明所以的笑或是插科打诨的笑，反更具杀伤力呢。” [72]而且，“这一冲动其实其来由自，在鲁迅的《故事新编》中，及在老舍、张天翼的部分小说中，皆可得见……新时期的大陆小说虽然花样百出，但一直到1987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后，才衍生出一套调皮捣蛋的叙事策略。” [73]是否有如此的“戏谑”文学传统被遮蔽于主流文学史叙述之外，笔者不敢妄言，不过对“可能性”的重视向来是当下学界的共识，“在文学史理论领域里，任何带有唯一‘结论’性质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它的目的应当是建立多元的、丰富的文学史空间”。 [74]
    无论如何，尽管自80年代以来纷争不休[75] ，“鲁迅的道路”始终在伸延，毕竟鲁迅这一“作为稀缺资源”的“象征符号”，涉及当下的诸多重要议题，比如“知识分子在新的社会景况中如何自我理解与自我认同”、“专业化时代的知识分子如何重建公共关怀”、“世俗化时代的知识分子如何重建精神象征”。[76] 在喧哗与纷扰中，鲁迅的“告别”注定不合时宜：“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 [77]
    写于2008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宿舍
    注释：
    [1] 鲁迅：《死》，《鲁迅杂文选集》，第90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 孙展：《要鲁迅也要胡适》。《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第41期。
    [3] 李欧梵著、尹慧珉译：《铁屋中的呐喊》，第182页，河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4] 海登•怀特著、陈永国、张万娟译：《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第42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5] 徐妍：《以仪式的形式悬搁记忆——鲁迅百年诞辰仪式的背后话语分析》，《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6] 《人民日报》社论：《鲁迅精神永在》，1981年9月25日。
    [7] 同5
    [8] 当时的学界已然承认了王富仁的开创意义，“由周扬同志开其端，由陈涌同志出色地完成的这个研究体系，支配了鲁迅小说研究十年，一直到1985年3、4期的《文学评论》发表了王富仁同志的《〈呐喊〉〈彷徨〉综论》才开始对此提出不同意见。”参见林志浩：《关于〈呐喊〉〈彷徨〉的评论与争鸣——与王富仁同志商榷》，《鲁迅研究月刊》1987年第8期。此外，王富仁相近的看法，在两年前发表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论〈呐喊〉〈彷徨〉的思想意义》已见端倪，该文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01期。
    [9] 王富仁：《〈呐喊〉〈彷徨〉综论》，《先驱者的形象——论鲁迅及其他中国现代作家》，第115-116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10] 同上，第119页。
    [11] 同上，第118-119页。笔者就此补充的是，“旧”的“研究系统”一般认为以陈涌的《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呐喊〉与〈彷徨〉研究之一》为代表，王富仁就他的观点与陈文的关系曾专门予以解释，参见《先驱者的形象》序言，第19页
    [12] 同上，第120-121页。
    [13] 陈涌：《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呐喊〉与〈彷徨〉研究之一》。选自孙郁、黄乔生主编：《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论鲁迅（二）》，第29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4] 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第196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5] 同上，第194页
    [16] 同上，第192页
    [17] 同上，第194页
    [18] 同上，第192页
    [19] 王富仁：《〈呐喊〉〈彷徨〉综论》，《先驱者的形象——论鲁迅及其他中国现代作家》，第126页。
    [20] “旧”的“研究系统”通过对“鲁迅”的解读，一再指出鲁迅的“艺术表现”是对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的“科学分析”的体现，“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反抗”没有出路，需要和“群众”相结合：“当我们仔细地研读鲁迅关于知识分子的小说的时候，我们特别容易记起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理论的分析。当我们看到鲁迅所描写的知识分子的悲剧的结局的时候，我们的面前特别容易浮现出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这几句话：‘知识分子在其未和民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民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同志如何深刻、单纯、明晰的对于知识分子的科学分析，鲁迅是以他的艺术的表现加以证实了。”参见陈涌：《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呐喊〉与〈彷徨〉研究之一》，《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论鲁迅（二）》，第27页。
    [21] 王富仁：《〈呐喊〉〈彷徨〉综论》，《先驱者的形象——论鲁迅及其他中国现代作家》，第134页。
    [22] 陈涌：《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呐喊〉与〈彷徨〉研究之一》，《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论鲁迅（二）》，第33页。
    [23] 王富仁：《〈呐喊〉〈彷徨〉综论》，《先驱者的形象——论鲁迅及其他中国现代作家》，第138页。
    [24] 李怡：《王富仁与中国二十世纪晚期的启蒙文化思潮》。《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6期。
    [25] 陶东风：《精英化—去精英化与文学经典建构机制的转换》《文艺研究》2007年第12期。
    [26] 林志浩：《关于〈呐喊〉〈彷徨〉的评论与争鸣——与王富仁同志商榷》，《鲁迅研究月刊》1987年第8期
    [27] 陈安湖：《写在王富仁同志的答辩之后》，《鲁迅研究月刊》1987年第9期
    [28] 袁良骏：《论王富仁〈呐喊〉〈彷徨〉综论——兼谈陈安湖同志对它的批评》，《鲁迅研究月刊》1987年第11期。
    [29] 无论如何，“学术”与“政治”的分离，至少是论争双方希望的底线，尽管在论争中未能一以贯之。为“马克思主义”辩护的陈安湖，就此有这样的感慨，“据我看来，近年来似乎有了一个定规，就是不许说谁的观点（自然是纯粹学术观点）背离马克思主义，一旦说了，马上就有人往政治上扯，义正辞严，纠缠不休，一定要弄到说话人声名狼藉，无地自容，这才罢手。这恐怕不能说是很正常的现象。”参见陈安湖：《再谈鲁迅小说“新研究系统”问题》，《文艺理论与批评》1989年第2期。此外，在上文提到的论争文章外，还有陈安湖：《鲁迅小说“研究系统”商讨》，《文艺理论与批评》1986年第1期；陈尚哲：《关于鲁迅小说研究方法的模式——与王富仁同志商榷》，文艺理论与批评》1987年第3期；刘炎生：《怎样评价鲁迅有关辛亥革命的小说?——与王富仁同志商榷》，《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88年第4期；邓国伟：《为了寻求发展和突破——谈近期鲁迅研究界的论争》，《鲁迅研究月刊》1988年第6期；李彪：《善意的批评 有益的启示——读袁良骏对王富仁“镜子”说的评论》，《鲁迅研究月刊》1988年第4期。王富仁就此专门著文回应，参见《关于鲁迅研究中马克思方法论的几个问题》，《鲁迅研究月刊》1987年第6期、第7期
    [30] 有的研究者将陈涌、王富仁、汪晖的相关研究成果指认为“标志中国鲁迅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的三本著作。参见张松建：《解构本质主义与超越决定论——汪晖〈反抗绝望〉的学术史意义》，《跨文化对话》2003年3月第11期。
    [31] 汪晖：《历史的“中间物”与鲁迅小说的精神特征》，《文学评论》1986年第5期
    [32] 汪晖：《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选自孙郁、黄乔生主编：《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论鲁迅（二）》，第332页。
    [33] 许振敏：《“探索复杂性”——读汪晖〈反抗绝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年第2期
    [34]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第11-1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5] 季剑青：《理论和方法——汪晖的文学史和思想史研究》。选自陈平原编著：《学术史：课程和作业——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为例》，239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36] 许振敏：《“探索复杂性”——读汪晖〈反抗绝望〉》。
    [37] 张松建：《解构本质主义与超越决定论——汪晖〈反抗绝望〉的学术史意义》。
    [38] 雷启立：《读解与读解之外的世界——王晓明其人其文漫说》，《文学评论》1989年第6期。
    [39] 张春田：《在思想与文学之间——王晓明的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选自陈平原编著：《学术史：课程和作业——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为例》，223页。
    [40] 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1986年第1期。
    [41] 唐弢：《一个应该大写的文学主体——鲁迅》，《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2期、第3期。
    [42] 鲁枢元：《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文艺报》，1986年10月18日。
    [43] 同上。
    [44] 程光炜：《诗歌研究的“历史感”》。《新诗评论》2007年第6期。
    [45] 有研究者就此指出，“在理论立场上，对于鲁迅思想内部悖论因素的发现，最终引导出关于‘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现代性的悖论’诸命题，即不把中国现代思想看成西方理性化的现代性的简单移植，而是从中发现各种复杂的、相互矛盾和构成悖论的因素，并因此质疑和对抗80年代以来的‘现代化叙事’。” 参见季剑青：《理论和方法——汪晖的文学史和思想史研究》。笔者就此补充的是，从作为“学术起点”的“鲁迅研究”开始，汪晖和其它学者相似的是，同样给出一个“鲁迅化”的“五四”，但是内涵却大相径庭。发表于80年代末期的《预言与危机——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文学评论》1989年第3期、第4期）堪为一个拐点，汪晖提出“态度同一性”，强调“启蒙思想内部同时包含了对于启蒙思想的否定性力量”。
    [46] 程光炜：《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文艺争鸣》2008年第3期。
    [47] 程光炜：《当代文学学科的认同与分歧反思》，《文艺研究》2007年第5期。
    [48] 各个文学史版本无一例外地援引毛泽东的“经典评价”作为结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48]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1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49]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7页。
    [50] 进入“新时期”之后，无论是唐弢主编的影响较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以及地方院校主编的如《中国现代文学简明教程》（刘中树、金训敏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田仲济、孙昌熙主编）等，这样的情况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51]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11页。
    [52] 参见陈平原相关论述。李杨：《“以晚清为方法”——与陈平原先生谈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晚清文学问题》，《渤海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53] 陈平原：《学术史上的现代文学》。选自陈平原编著：《学术史：课程和作业——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为例》，20页。
    [54] 有研究者指出，尽管“重写文学史”的正式提出是在1988年的上海，但是无论是当时的倡导者还是后来的研究者都认为“重写”的开端实际上是1985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杨庆祥：《审美原则、叙事体式和文学史的“权力”——再谈“重写文学史”》，《文艺研究》2008年第4期）。钱理群曾经回忆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一书初版本在写作与定稿过程中，我正热心于和另外两位同学———子平和平原合作提倡‘20世纪中国文学’。全书完成后，由我负责统稿并执笔写“绪论”，也就很自然地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观点写了进去。这样，《三十年》一书就因为我的关系，而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有了某种联系。”参见钱理群：《现代文学的观念与叙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笔谈》。《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55] 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第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56] 同上，第61页。
    [57] 同上，第57页。
    [58] 同上，第7页。
    [59] 孙中田等著：《中国现代文学史》，第226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60] 王富仁认为，“有赖于这时期的人生哲学派，中国的知识分子才重新发现了野草。”参见王富仁著：《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第21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61] 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第121页。
    [62] 著者认为《野草》“证明”了“两点”：“唯有最独特的创造，才能最广泛的吸收”，“唯有最充分的个性化，才能最好地获得时代性、社会性的品格”。同上，第122页。
    [63] 同上，第57页。
    [64] 再版中著者做了一定的删改，最为引人注意的，就是删除了初版的“绪论”。钱理群在上文提到的《现代文学的观念与叙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笔谈》中写到，“到了90年代，思想就变得复杂了，脑子里充满了‘问题’与‘疑惑’。在当下已然无法形成“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属于我自己的，稳定的，具有解释力的总体把握与判断”。对总体原则的无法确信与把握，使得这次修改的“基本指导思想”近乎于胡适所谓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我们删去了原来包含有许多总体概括的长篇‘绪论’，而代之以现在这个偏于提出问题的简短的‘前言’，在具体的文学史叙述中，也偏于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以及对文体发展中的各种文学现象的梳理，这都是文学史研究中的基础工作。这也是一种文学史的重写———从基础重新开始。”再版对鲁迅的处理，在原来的基础上向形式研究有所倾斜，探讨“鲁迅小说有意味的形式（目前尚偏重于叙事结构）”。增补的内容主要由钱理群、王得后三篇文学批评的文章修改而成，即1991年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小说全编》、《鲁迅散文全编》的序言以及发表于《鲁迅研究月刊》1992年第6期的《鲁迅杂文全编》前言。
    [65] 程光炜：《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
    [66] 同上
    [67] 参见程光炜《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中相关论述。
    [68] 王富仁著：《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第199页。
    [69] 王富仁著：《先驱者的形象——论鲁迅及其他中国现代作家》，第13页。
    [70] 温儒敏、李宪瑜、贺桂梅、姜涛等著：《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第31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71] 参见98版《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相关章节的论述。
    [72] 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第385页，三联书店，2003年版。
    [73] 同上，第385-386页。笔者就此补充的是，90年代以来最为神似鲁迅这一面向的是王小波。有研究者就此认为，“鲁迅和王小波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对历史的戏拟。”“在《故事新编》中，鲁迅写了以死抗暴的眉间尺，博大胸怀造人的女娲，也写了倒霉的墨子，消极迂阔的老聃，落寞尴尬的英雄后羿。克罗齐说过，任何一种真正的历史都是现代史。鲁迅对历史的重读绝不是无聊破坏。他消解了传统文化赋予这些人物的正统色彩，在回忆和想象中解放主体的认知。”“王小波的‘唐人故事’将其推向了新的高度。他不但注重古今杂糅、以古讽今，而且放大了鲁迅的幽默气质，发展了纵横驰骋的想象力，大量运用戏仿(parody)，将愤世嫉俗化解成超然的顽童式的想象力游戏。”参见房伟：《从强者的突围到顽童的想象——鲁迅与王小波之比较分析》，《文艺争鸣》2003年第5期。
    [74] 陈思和：《漫谈文学史理论的探索和创新——〈20世纪中国文学史理论创新丛书〉导言》，《文艺争鸣》2007年第9期。
    [75] 作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典范”，鲁迅向来是新潮文论、思潮“颠覆”的首选对象。仅仅“新时期“以来，有研究者就整理出十次大规模的挑战：“重提鲁迅与‘左联’后期”、“所谓‘神化鲁迅’”、“再论‘费厄泼赖’”、“《杂文报》与《青海湖》的风波”、“鲁迅研究与意识形态”、“所谓‘鲁迅研究之谜’”、“所谓‘断裂’与‘追悼’”、“所谓‘东方主义’与‘国民性批判’”、“王朔怎样贬损鲁迅”、“所谓‘走不进的鲁迅’”。参见陈漱渝主编：《谁挑战鲁迅——新时期关于鲁迅的论争》，四川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76] 许纪霖、罗岗等著：《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第112页，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
    [77] 鲁迅：《影的告别》，《鲁迅散文•诗全集》，第7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