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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由的追求 新诗的自由本性，决定了它总是与现实世界处于对峙之中，从而引领着中国的精神一再奔突，一再走向自由。某种意义上，中国新诗正是中国精神，特别是其中的自由精神的勇锐、敏感的引领者。 吴思敬：已经形成的新诗传统，内涵是十分丰富的。概略而言，可以从两个层面上来讨论。首先从精神层面上说，新诗诞生伊始，就充满了一种蓬蓬勃勃的自由精神。因此，中国近年的新诗运动可算得一种诗体大解放。实际上，诗体的解放，正是人的觉醒的思想在文学变革中的一种反映。从艺术层面上说，新诗与古典诗歌相比，根本上讲体现出一种现代品质，包括对诗歌的审美本质的思考、对诗歌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的探讨、对以审美为中心的诗歌多元价值观的理解等。诗歌的现代性相当突出地表现在诗的语言方面。诗歌形态的变革，往往反映在诗歌语言的变化之中。诗歌现代化首当其冲的便是诗歌语言的现代化。而五四时代的新诗革命，就正是以用白话写诗为突破口的。随着社会的推进，为适应表现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和现代人思想的深刻、情绪的复杂和心灵世界的微妙，诗歌的语言系统还在发生不断的变化，并成为衡量诗歌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标志。 何言宏：新诗的起源，是因为对精神自由的追求而从旧体诗中解放出来，它的反抗对象，它的对立面，不仅是旧诗，还包括旧的思想、伦理与文化，还有旧的社会制度。新诗的自由本性，决定了它总是与现实世界处于对峙之中，从而引领着中国的精神一再奔突，一再走向自由。某种意义上，中国新诗正是中国精神，特别是其中的自由精神的勇锐、敏感的引领者。 何同彬：就新诗传统问题我想具体谈谈新古典主义。可能现代以来所有带古典主义倾向的实践都可以笼统地叫做新古典主义，什么学衡派、新月派、京派，吴兴华、林庚的新格律诗，洛夫、杨牧的“古意”“禅味”，欧阳江河、石光华的“整体主义”，柏桦、杨键、陈先发等人的复古倾向写作中对“古风”“古诗源”的强调，包括车前子和朱朱的某些创作，甚至“80后”诗人肖水也推崇“从中国回到中国”，这种本土性实践与话语很多，也很正常，证明古典对于新诗乃至现代中国都是有意义的。但新古典主义也容易走向偏执，传统、古典、本土、地方性等在文化实践、诗歌实践中太容易被看成正确、深厚、高大上。某些新古典主义者动不动就扬言，只有走古典主义的路才能拯救新诗，或者像穆木天、郑敏、季羡林那样站在古典文化、古典诗学的伟大废墟上贬低新诗，都太偏执了。有好多诗人是从反传统开始，写着写着，渐渐就皈依传统了。古典对中国人很重要，但动不动把《诗经》《离骚》、陶渊明、李白请出来唬人是没有必要的，古典就是一种风格、一种情感，在中国新诗人身上的投射都是很自然的。我觉得周作人的古典态度还是蛮中肯的：不做传统主义的信徒，但相信传统之力不可“轻侮”，原因简单，就是用汉字写东西是我们“摆脱不掉的”。所以，什么主义不主义的倒不那么重要，古典在赓续，也在衰减、衰变，这是规律，不可抗拒，而且古典不是什么万能的印度神油。 霍俊明：显然，从精神层面来说“新诗”代表了与当时契合的时代精神和诗人的现代性经验。无论是自由精神、开放意识，还是参与到启蒙与救亡，新诗从精神层面的传统来说归根结底是符合了历史进程中的现代经验。而照之古代，这种现代性经验显然要更为复杂，新诗和新诗人面对的社会、政治、文化出现的新变是以往时代所没有的。实际上，古典诗学无论是从诗歌体式、意象体系、抒写方式和情感经验都带有一定的封闭性和固化特征，比如田园、山水、边塞、羁旅、闺怨、感怀所涉及到的意象和情感走向没有太大区别。所以，在精神、思想和文化以及社会思潮爆炸的节点上，“新诗”必将应运而生。就这样，“新诗”与“新事物”和“新经验”的契合就形成了历史和美学的合力。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新诗的发生是必然的，新诗的合法性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这种合法性一度甚至到了今天仍然有争论，其原因是复杂的。我补充一句，新诗的产生与现代媒体的关系和知识分子的命运是相当密切的。尤其是新诗的传播方式的变更不仅使其传播的速度、范围有了古典诗歌难以比照的优势，同时更为重要的现代媒介也使得新诗人的话语方式有了不同以往的转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