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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燕生：我们曾经多次想直接使用西班牙语国家为外国人编写的教材，但是行不通。那些教材几乎全部都是针对欧美地区的，那里的大部分语言都属于印欧语系，相互之间均有或近或远的亲缘关系，而且人们的文化传统也差别较小。 于是，我只好自己动手编写适合中国学生的教学资料。一旦动起手来，才发现困难重重，而且越是初级阶段，越觉手足无措。你想，怎么才能叫一个对西班牙语一无所知的成年人开口说这种语言呢？首先遇到的就是发音问题，只能先选择那些包含与汉语音素相近的短小词汇，组成语法结构简单的短句，而且还必须是常用的话语。做起来，简直就像海底捞针一样。然后，你还得花样翻新地编出各种练习，引导学生反复操练。 好了，这个问题不能继续展开，因为太艰涩枯燥了。还是简单说一下西班牙语教学当前的困难吧。我认为，最大的困难在于师资队伍的建设，一是应该迅速而持续不断地提高质量，二是在年轻教师当中坚持不懈地培养高度的敬业精神。就前者而言，目前的条件比我们当年不知改善了多少，无论是国内深造还是出国进修，条条道路都通畅。第二点就难了一些，看来与整个社会上的浮躁气氛有关，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了。 《光明人物》版：现在，提到《堂吉诃德》这本世界名著，许多人都会想起刚刚去世的杨绛先生。此前，您对杨绛先生翻译的《堂吉诃德》版本提出了一些基于学术的异议，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争论。许多年过去了，您是否愿意在就此事，或者关于《堂吉诃德》在中国的众多流传版本为我们进行一次梳理？ 董燕生：十分遗憾，我无法进行这种梳理，因为除了你提到的那个译本，我没有拜读过任何别的一种。前面我说过，我的主要精力倾注在教学上，没有过多时间关注这方面的问题。这属于翻译批评范畴的工作，应该由相关专家去过问，如果咱们这里有这种专业的话。 至于那场争论，已经过去多年，不必再旧话重提。其实，我本人并没有参与进去，只不过是在记者采访我时，谈了一点自己的看法，没想到居然引起轩然大波。有趣的是，那些讽刺挖苦我的“资深”诸君，没有一个是懂西班牙语的。而且，在他们的文章里，除了扣了一些“大帽子”之外，没有触及我提到的任何一个学术问题。 （董燕生，1937年6月生于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系教授，1996年被批准为博士研究生导师。《西班牙语》（1～6册，董燕生编）获1992年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二等奖；2000年11月6日，获西班牙胡安·卡洛斯国王授予的依萨贝尔女王勋章；2001年9月，译著《堂吉诃德》获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第二届鲁迅文学奖1995—1998全国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现代西班牙语》（与刘建合编）获2002年教育部颁发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