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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人物》版：以前关于您的一篇报道中提到，您是“出于偶然的原因选择了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西班牙语专业，从而结下了与西班牙语难以割舍的‘半生缘’。”您能否讲一下当初选择西班牙语的初心，那又是一段怎么“偶然”的经历呢？ 董燕生：我估计，大概所有人的生活轨迹恐怕都是许多偶然性串联起来的一条千回百转的曲线。西方哲学所谓的“自由意志”只能是一种遐想。你的任何抉择必然会受到客观环境中诸多因素的诱导或牵制。 我的高中阶段恰逢中苏关系的蜜月期，再加上俄国文学的高质量和丰厚遗产，所以便产生了学俄语的念头。后来，老师建议我报考当时的北京外国语学院，我听从了，并且考上了。报到的时候跟我一起的高中同学说他想学西班牙语，我便不假思索地说，那我就随你吧，至少不会感到孤独。 对于西班牙这个国家我还多少知道一点皮毛的东西，比方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比方斗牛和弗拉门戈舞。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国家的山川景色和民风民俗都散发着某种浪漫气息，而这也正好符合我的秉性。于是，我的未来便这样定下来了。 《光明人物》版：在以前接受的采访中，您曾提到过在北外学习西班牙语的日子，条件不可谓不艰苦，可是从您的言谈话语里，我们并没有感受到遗憾或不满，反而是慢慢地咀嚼与回忆。相信在您的记忆中，在北外的那段学习时光一定是非常美好的，您现在还能否回忆出几件有意思的往事呢，关于师长，抑或关于挚友？ 董燕生：回忆起那段时光，心情五味杂陈，很复杂。不可否认，那是我人生中十分重要的阶段，因为它是我为日后安身立命打下坚实基础的时期。然而，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不仅给人们造成了沉重的精神压力，而且把人际关系搞得非常紧张。不过，还是给我留下了不少值得珍惜的回忆。 先说中国老师。其实，他们比自己的学生大不了几岁，刚刚离开课桌就踏上了讲台。但是，他们那种兢兢业业的精神从那时起就一直是我的楷模。更重要的是，他们能跟我们真诚相处，其中有几位更成为我们的密友。 后来，由于工作调动，大家都分散到不同单位，很少见面，但只要有机会聚在一起，还是跟当年一样亲热。 再说外国老师。其中，马利亚·列塞亚是我最敬重的老师之一，她生前我们始终保持着联系。我在西班牙学习和工作期间，只要有机会就一定去拜访她，在她家小住几天，一起翻看旧相册，回忆当年的种种琐事，当然更经常海阔天空地“神侃”，两人都感到十分惬意愉快。 马利亚·列塞亚说，在她颠沛流离的前半生，走过世界上不少国家，教过不同种族的学生，但是，只有中国使她终生留恋，只有中国学生一直跟她保持着密切联系。 她最欣赏形容中国人性格的一个比喻：热水瓶。她说，你们中国人确实不像西方人那样张扬外露，整天把“我爱你”挂在嘴上，可是你们心里对人的那种情谊是深厚绵长的，只有长久跟你们真诚交往的人才能体会到。 至于同学，时至今日，我一直通过各种方式跟不少当年的同学保持着联系。当然，关系最近的还是当年一块留校当教师的那几位。可以说，我们是肩并肩一起长大的兄弟姐妹。时不时总得想方设法找借口聚一聚，经常半开玩笑地议论如何合伙养老的事，因为大家毕竟都是八十来岁的人了。 《光明人物》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塞万提斯及《堂吉诃德》的？真正着手重新去翻译的机缘是什么呢？ 董燕生：我中小学阶段就已知道西班牙有位名叫塞万提斯的作家写了一本题为《堂吉诃德》的小说，但直到进入北外西班牙语系，我才产生了阅读这部巨著的愿望。 当时，我遇到的译本是傅东华从英语转译的，应该说相当传神，常逗得我一边阅读一边情不自禁地笑起来，别人还以为我得了神经病。但我从来也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会动手直接从西班牙语去翻译它，因为我觉得那是大手笔的事。 1994年，我已经任教数十年了。一天突然有人来访，说是某出版社的编辑，问我是否有兴趣翻译《堂吉诃德》。我吃惊得愣了半天，不知如何回答。 那位编辑说，他先找的是北大的赵振江教授，可是他和夫人段若川一致认为，这件事只有北外的董燕生能做。没想到，同行和朋友对我如此器重，感动之余心想，干吗不试一试呢。 为了慎重起见，我要求给一个月的时间，容我考虑周全了再答复。然后，我立即做的一件事就是对照原文仔细阅读当时市面上最流行的一个译本。这一下，可给我壮了胆，因为我发现了很多一眼就能看出的错误。我想，我还不至于如此吧。就这样，跟出版社签订了合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