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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晓音，1946年8月生于上海，1982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全国人大代表，现任全国政协委员。代表作有《汉唐文学的嬗变》《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先秦汉魏六朝诗歌体式研究》《八代诗史》《唐宋散文》《山水田园诗派研究》《古诗艺术探微》《唐诗宋词十五讲》等。 我读书的目的是做学术研究，研究的快乐在于攻坚，越是艰难的问题，越能提供发现和创造的乐趣。在攻坚中能激发研究者的活跃思维，感受创造力的旺盛，学者也就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生命活水。 梁海燕：您十几岁上北大中文系，在学期间赶上“文革”，毕业后到新疆劳动，后又调到河北省兴隆县工作，1979年开始随陈贻焮先生读研究生。如果从上大学算起，在学术道路上已经走过了50多个年头，如果从读研究生算起，也将近40年了，您能讲讲您的求学和治学经历吗？ 葛晓音：我是1963年上的北大中文系本科，那时是五年制。但因为第三年“四清运动”开始，然后是“文革”，其实只上了两年基础课。学的主要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课的都是资深老师和教授。林庚先生给我们讲二段文学史、季镇淮先生讲三段、四段。王力先生讲古代汉语，要求也很高。我自己则利用寒暑假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名著，作了许多笔记。虽然只有两年，收获还是有的。后来“文革”期间学校里两派 “武斗”，我的书和笔记统统丢了。离开北大时，我只从垃圾堆里捡回来一本《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下册。毕业后分配到新疆农垦厅下属呼图壁县芳草湖农场，待了3年，后来到昌吉自治州五七中学教书。在新疆一共7年。后又调到河北省兴隆县文化馆工作。“文革”十年没有书看。知青在一起互相借阅，我抄过许多书，大都是古代文学作品选。还手抄了大学3年英语课本。但还是浪费了不少光阴。 1978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回炉班，这个班是从老三届（1963、1964、1965）大学生中选拔的，200个毕业生只取25个。因为教育部不承认这个学历，所以第二年大家就又转考研究生了。我也是1979年考的研究生，跟随陈贻焮先生。所以从1979年开始算，到现在也有将近40年了。我自己比较喜欢古代文学，又没有修过现当代文学，所以就死心踏地走这条路了。从1982年留校，7年之内解决了职称问题，到1989年成为正教授，基本上在北大教书。中间也到过海外一些大学任教，如做过东京大学教授、香港浸会大学讲座教授等等。专业方向就是汉魏六朝隋唐五代文学，一直没变。 梁海燕：您开始主要研究汉唐诗歌，后来又研究散文，20世纪90年代初又关注乐府，帮助林庚先生整理《中国文学简史》，涉及各种文体，近些年来又研究诗歌体式。选择这些研究对象是基于怎样的考虑？是随缘吗？还是原来有所设计？ 葛晓音：这些研究对象看起来好像转了好几个课题，但实际上都没有超出汉魏六朝到唐宋的范围，只是在做诗歌体式时拓展到了先秦，但主要也就是《诗经》和《离骚》。做唐代乐府研究时，注意到日本雅乐和隋唐乐舞的关系，断断续续做了20年，也还属于唐代文化范畴，其他学科只是涉及，如宗教、民俗、文物、考古等。我没有开拓新领域的雄心，所以一直在原来领域里深耕细作。我硕士论文题目是《初盛唐诗歌的发展》，题目特别大，很多问题没有消化，这就算个开头吧，后来的研究大体都在这个范围内。从1982年到1985年，我主要在写《八代诗史》。我选择课题主要是由旧问题不断地带出新问题。问题的发掘是研究的自然要求，并没有什么事先设计。举个例子吧，1985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了《论初、盛唐诗歌革新的基本特征》。这是从我硕士论文中提炼、修改出来的，后来就扯出两个比较大的问题，即中唐古文运动和北宋的诗文革新，于是就往后延伸了。再有初盛唐诗歌革新本身也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比如以前讲革新代表人物就是陈子昂和李白。我一直有个疑问：陈子昂影响力能否足以影响到盛唐一代文人？我曾花力气寻找陈子昂与李白的联系，但没有太大发现。我在硕士论文中已经注意到陈子昂之后的两个人：张说、张九龄，他们对诗歌的革新主张和创作实践对盛唐有直接影响。但当时也没有深挖下去。到上世纪90年代继续研究这个问题，我发现二张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政治革新背景。开元年间，由于张说努力和唐玄宗支持，形成了一个“文儒”阶层，以及“礼乐沿今古，文章革旧新”的思潮，这直接影响到盛唐一代文人，李白提倡的“大雅颂声”也来自这一背景。于是写了《盛唐“文儒”的形成和复古思潮的滥觞》那篇论文。把这个环节解决了，就比较彻底地解释了初盛唐诗歌革新的理念如何前后继承、又随时代转变的问题。就这样，旧问题不断带出新问题，课题自然也就会转移。同时研究也在不断地深入。 再如我写《八代诗史》时候，主要着眼于各时期诗风变化，还没有深入到体式。后来90年代研究盛唐诗歌高潮形成原因，因为需要从不同角度观照，才涉及体式问题。七绝与七言歌行盛行可以说是盛唐诗歌达到高潮的标志，所以先追溯了绝句和歌行产生的源头和发展到初盛唐的过程。写了两篇文章，分别发表在《文学遗产》与《文学评论》上，反响比较好。后来我就想到其他体式都有必要从源头上做系统研究，所以从2002年开始，从先秦做起，着重从原理上探讨各种诗体从产生之初到艺术规范形成之时的发展过程，以及该种艺术规范与诗体本身结构体式节奏的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阐明各种诗体的创作传统。花了10年时间完成了一本《先秦汉魏六朝诗歌体式研究》系列论文集。我的课题都是这么带出来的，这是课题选择的必然性。当然也有偶然性，有时是因为出版社约稿，比如《唐宋散文》《山水田园诗派研究》等。这些约稿正好也在我的研究范围内，而且对教学有用。教学其实对新课题的提出也挺重要。我刚留校时，系里让我教宋元明清文学史，以前并没有碰过这一段。备课时一上来就碰到一个问题，即怎样解释西昆体、五代体和太学体。几种文学史教科书都说太学体就是西昆体一类的文体，讲得很含糊。我就钻到图书馆里查阅大量资料，发现太学体不是骈文，而是古文。当时正好四川大学曾枣庄先生也发表文章指出太学体是古文。但太学体代表人物、流行时间、产生背景等问题还都没有搞清楚。我在通过考证把这些问题解决之后，再联系宋初到范仲淹庆历新政时期的政治背景和文学观念来考察，就明白了欧阳修为什么批判太学体，对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复杂性和深远意义就有了进一步理解。于是又带出后来一篇长文《北宋诗文革新的曲折历程》，所以教学也是引发新课题的契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