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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境界、意境与文学革命之关系 胡适虽然与王国维信件往返讨论的只是词的起源问题，但胡适心里应该明白，关于词的起源问题，其实并不是王国维词学的根本问题，王国维词学的灵魂是境界说，无论毁誉皆因此而起。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在王国维生前，胡适似乎没有当面揭起境界的话题。但胡适的意境与王国维的境界说，不仅话语相似，内涵其实也颇相似，尤其是王国维在早年的著述中，就曾频繁地使用过“意境”一词，这便不能不引起学人的比较，而在比较中更难免会显出短长。胡适没有以专论的方式来申说过意境与境界的不同，但在书信中，胡适为自己意境说辩白的意图还是很明显的。1935年7月26日，胡适在致任维煜的信中便直陈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王国维的境界说，强调的“只是真实的内容而已”，重在内容方面，而胡适自己的意境说则是兼顾内容和形式的。他在信中说，“意境”所要求的，“只是‘深入而浅出’五个字。观察要深刻，见解要深刻，而表现要浅近明白”。又说，所谓“意境”，就是“作家对于某种感情或某种景物作怎样的观察，取怎样的态度，抓住了哪一点，从哪一种观点出发”?(13)胡适怎么解释自己的意境说，当然是他的自由，但把王国维的境界说阐释为“只是真实的内容”，便不免显得肤浅了。按胡适的学力，何以至此?殊难确解，或是出于理论自创的固有心理吧!因为凡是读过《人间词话》的人，大约都不会同意把境界只是理解为真实的内容这一点上的。胡适作此理解，若非信笔所致，便是故意贬抑王国维了。而他自我解释的意境说，与王国维自我阐释的境界说，固没有多大的区别。 明眼的人当然是有的。在1936年的《中法大学月刊》第3卷第3期上，任访秋有《王国维〈人间词话〉与胡适〈词选〉》一文，任访秋从多个方面比较了两人观点的异同，重点在权衡两者之同。胡适看过此文，似乎不甚满意，故专门致信任访秋。大意是说：他的看法是历史的，王氏的看法是艺术的；他的“意境”是强调作者的主体，王氏的“境界”是强调词的本体；他的“意境”只是“深入而浅出”，王氏的“隔与不隔”，其实是说不清楚。(14)胡适的这个解释与其致任维焜信中所云大体一致。但都不免有偏，因为胡适之意境说与王国维之境界说的区别并非一侧重主体一侧重本体之差别，也非历史与艺术的不同。胡适确乎有强立其异的嫌疑。因为境界说是在历史的对比中，特别是将唐五代北宋词与南宋及此后词的对比中得出的结论，其于词史发展固有莫大之关系。谷永曾说：“千百年来，能以历史的眼光论文学之得失者，二人而已。其一江都焦里堂氏，其又一则海宁王静安先生也。”(15)这话略显夸张，但王国维在对各体文学的考量中来分析词体，固是一种事实。胡适的意境说也确实离不开对词史的考量。胡适侧重词人主体，但意境毕竟要落实到作品本体，则主体与本体原就密不可分；王国维的境界说确乎注重词的本体，但这种本体特征正是通过主客体的交融而后形成的艺术特征。所以差别并不是根本的。而且如果“隔与不隔”说不清楚，则“深入而浅出”恐怕也会同遭此讥的，因为深浅和入出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间微妙之处，并非有可资勘定的精密界限。质言之，意境和境界本自一家，理论上的承传固多而差异颇少。胡适为强调其异而未免忽略其同了。其实只要考察王国维与胡适的词学背景，则对其分别拈出境界和意境两个概念来论词，就能把握其基本内核了。 说胡适是文学革命的主导者，这在现代文学学术史上已不会有异议。但如果把王国维也列入文学革命者的行列，可能就不乏困惑者了。其实自20年代中期以来，从文学革命的先行者的角度来看待王国维的人，就已有数人了。吴文祺可能是最早将王国维定位为“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的人。1926年，吴文祺在做了细致的梳理后惊叹：“王静安先生二十年前的文学见解，竟和二十年后的新文学家不谋而合。”“……不料在二十年前的酸化了的中国文坛里，居然有一个独具只眼大声疾呼地以小说戏曲为‘文学中之顶点’的人。其见解之卓越，较之现代的新文学家，有过之，无不及。其人为谁?就是海宁王静庵先生。”(16)谷永的《王静安先生之文学批评》云：“故凡先生有所言，胡氏莫不应之，实行之。一切之论，发之自先生而行之自胡氏，虽谓胡氏尽受先生之影响可也。”(17)王德毅说：“先生致力于文学研究为时虽不长，但其见解却为五四的新文学运动铺下坦平的道路。”(18)这些话也许说得略微有点质实，实际上两人之间的契合，有的是理念的趋同所致，未必是两者之间有具体师法对象或具体影响到谁。不过王国维与胡适在文学观念上的契合之处之多，确实是令人惊叹的。 在主张文学表现人生，反对文以载道，推崇自然的观念等方面，王国维与胡适都颇为契合。就反对当时词风而言，胡适与王国维的声音也是一致的。王国维的诗词有题无题之说，影响颇大，但王国维不免立说过偏，没有考虑到词史实际了。梁启勋《词学》在引述王国维此说后云：“彼之重小令而尊五代，吾甚赞同。至谓诗有题而诗亡，词有题而词亡，未免太极端矣。且古诗之无题，是无是失，谁敢定之?吾见《历代诗馀》，选录共九千馀首，证以本集，词题多被删去。或化繁为简。其他选本亦多如是。可见展转钞录，题目实有化有为无之可能。”(19)梁启勋从事实层面说明了词之有题无题，尤其是证以词人本集，对勘选本，更可见出题之有无的嬗变轨迹。胡适在这一问题上，倒不是如梁启勋这般进行事实层面的勘察，而是注重从学理上来进行分析。其《词选序》云：“这个时代(按，指唐五代至北宋苏轼之前的时段)的词有一个特征：就是这两百年的词都是无题的；内容都很简单，不是相思，便是离别，不是绮语，便是醉歌，所以用不着标题；题底也许别有寄托，但题面仍不出男女的艳歌，所以也不用特别标出题目。……北宋的词人继续这个风气，所以晏氏父子与欧阳永叔的词都还是无题的。”(20)胡适从内容上的普适性来为无题说提供理论上的支持，其实是对王国维之说的一种声援。 不过，审美观念的契合，并不等同于改革理念的一致。当胡适全身心投入到变革诗体的运动中，希望将诗词程式格套全部清除之时，王国维其实早已在悄悄地尝试着内容上的变革，只是因为有着旧体外衣的掩护，而不易受人关注而已。缪钺说：“近人喜言新诗，诗之新不仅在形式，而尤重内容。王静安以欧西哲理融入诗词，得良好之成绩，不啻为新诗试验开一康庄。”(21)这“以欧西哲理融入诗词”一句真是点穴之句，缪钺并因王国维诗词“领异标新”，而认为在20世纪上半叶的诗词作者中，占有一“重要地位”。从内容的新变来说，王国维允称无愧。 当然，胡适对王国维的词学并非没有批评。譬如王国维对小令与长调的关系，看法比较偏激，认为小令才是词体之正，而长调则为变体别调。胡适没有具体高下小令与长调之别，但在历代词人中，胡适最推崇的是辛弃疾，而论及辛弃疾便不能回避长调的问题。胡适对此的态度是颇为豁达的，认为辛弃疾是词中“第一大家”，“无论作长调或小令，都是他的人格的涌现……他的长词确有许多用典之处，但他那浓厚的情感和奔放的才气，往往使人不觉得他在那里掉书袋”，“苏轼、辛弃疾的词，只是用一种较自然的新诗体来做诗”。(22)显然，对比之下，胡适的观点更富有学理，不能既悬了一个自然的标准，再设置一个词体的门槛。也因此把胡适与王国维作一对照，我们可以发现，在推崇“自然”的审美观念上，胡适要更为彻底。在近现代词学史上，胡适对陆游和朱敦儒的发现，也是因为他的白话文学观念和自然的审美趣味，而陆游和朱敦儒在王国维词学中的位置还是十分边缘的。 胡适的词学能大体沿着王国维的方向前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都出于救世的目的，都怀着对当时词坛强烈不满的心态。吴文英是清代中期以来即被尊奉的主要人物，晚清因王鹏运、朱祖谋等校勘梦窗词集，并提倡学习梦窗词风，遂带动了20世纪前三十多年的梦窗词风的盛行。在《人间词话》中，若推选一最受王国维批评的人物，则非梦窗莫若。即此可见王国维撰述《人间词话》的现实针对性。而胡适的《词选》对于吴文英，也是抨击不遗余力。胡适说：“《梦窗四稿》中的词，几乎无一首不是靠古典与套语堆砌起来的。……近年的词人多中梦窗之毒，没有情感，没有意境，只在套语和古典中讨生活。”(23)王国维、胡适对于梦窗词以及当代词风特点的评价，自然是偏激的，但能很好地说明他们词学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对于了解并没有介入到新文学运动中的王国维的词学思想，应该是有启示性的。任访秋说：“他们二人对梦窗所以如此攻击的原因，大概第一，因为他是南宋专重音律而放弃内容的词人的代表，欲攻击这一派，那么擒贼先擒王，自然不能不首先攻击他；第二，又因为他是近世词家模拟之祖，欲破除一般人谬误之见地，亦不得不攻击他。”(24)任访秋的第二点原因，窃以为是准确的，但第一点的分析，就略显简单了。实际上，王国维批评梦窗，乃是因为其“映梦窗，凌乱碧”，过于追求辞藻和修辞，以致性情晦涩，不明所以，倒与音律似乎是没有直接关系。而胡适批评梦窗，矛头主要也是因为古典和套语的堆砌。不过王国维也好，胡适也好，都很难说是梦窗的知音，梦窗词也绝非如王国维、胡适所说的只有凌乱的辞藻、繁琐的古典和庸俗的套语构成。在梦窗那里，这些古典与套语固然是事实，但梦窗词固如周济所云内有“清气往回”的。若不能深入到梦窗词的词境中去，则对梦窗的理解自然只会停留在表象了。尤其困惑的是，近代以来学习梦窗词者，除了朱祖谋、陈洵等寥寥数人之外，大多无梦窗之清气，徒具梦窗词之华丽外表，时人因模拟者之病而罪其源头，理由是并不充分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