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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教坊记》与词的起源之关系的往返讨论 胡适与王国维交往的一项重要内容还与词学有关。其中有两次尤其值得关注：一次是1924年12月8日，胡适造访王国维府上，当面请教有关《教坊记》的问题⑥；另一次大约在1925年10月间，胡适将作为《词选》附录的一篇《词的起源》“送呈王静安(国维)，请他指正”，王国维作了回复。胡适的《词选》初版于1927年。据其作于1926年9月30日的序言，《词选》的工作始于1923年，而原拟作的长序是1925年开始动笔的。《词选·序》云：“我本想作一篇长序，但去年写了近两万字，一时不能完功，只好把其中的一部分——‘词的起原’——抽出作一个附录，其余的部分也须待将来补作了。”胡适将这抽出的《词的起原》送呈王国维，大概即在这一部分初成之时。胡适在署为“十月九日”的致王国维信中说：“顷作所编《词选》序，已成一节。其中论长短句不起于盛唐及长短句不由于‘泛声填实’二事，皆与传说有异，不知有当否?甚欲乞先生一观，指正其谬误。千万勿以其不知而作，遂不屑教诲之也。”⑦王国维大概是允为观览，胡适遂送呈王府。 这两次交往虽然相隔近10个月，讨论的话题倒是彼此有联系的，主要体现了两人在词的起源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在胡适看来，所谓词的起源就是词的体制得以确立的起点，他的结论是：“长短句的词调起于中唐。《调笑》与《忆江南》为最早的创体；刘禹锡作《春去了》，明说‘依《忆江南》曲拍为句’，是填词的先例。”⑧胡适追溯词的起源其实主要是追溯倚声填词的开端而已，换言之，填词才是胡适关注的重点所在。这就必然与追溯词的起源时比较多地关注词的音乐形成有了明显的不同。而王国维恰恰是比较注重词的音乐本体的。他1913年所作《唐写本〈春秋后语背记〉跋》即从三首词的句法推断其词调应为《望江南》和《菩萨蛮》(原词未著调名)；1923年冬又接到罗振玉寄来巴黎写本《云谣集杂曲子》，复作《唐写本〈云谣集杂曲子〉跋》，此二跋均注意到两本所记录调名合九种，皆已先见于《教坊记》，而《教坊记》的作者崔令钦，王国维据《唐书·宰相世系表》推定其生活年代在玄宗、肃宗时期，所以王国维进而推定收录于《教坊记》的此九种曲调乃“开元教坊旧物”而已⑨。如此词的起源便不可能晚于盛唐了。胡适在追溯词的起源问题时，原本是忽略《教坊记》的。王国维在接到胡适送呈的此文后，可能觉得此是一种疏忽，宜加注意。故回信说：“尊说表面虽似与紫阳不同，实则为紫阳说下一种注解，并求其所以然之故。鄙意甚为赞同。至谓长短句不起于盛唐，以词人方面言之，弟无异议；若就乐工方面论，则教坊实早有此种曲调(《菩萨蛮》之属)，崔令钦《教坊记》可证也。”⑩王国维的回信引起了胡适的注意，所以翻检了《教坊记》，对于王国维考证崔令钦为盛唐时人，胡适并无不同意见。但胡适疑心《教坊记》中所记录的教坊曲目也有可能为后人添加新调的，所以他说：“我以为《教坊记》中的三百多曲名不可用来考证盛唐教坊有无某种曲调。”胡适不相信《教坊记》，但对晚唐段安节的《乐府杂录》却深信不疑，因为《乐府杂录》记载说，《天仙子》此调初制于会昌初年(约843)，《倾杯乐》是宣宗(847—859)所制，《菩萨蛮》是大中初(约850)倡优所制，等等。胡适质疑《教坊记》，自然是可以的；但一味相信《乐府杂录》、《杜阳杂编》，却是轻率的。无论是宫廷所记还是个人所记，其有遗漏差错，乃是极有可能的。 胡适可能把以上的一节意思回信给王国维。王国维第二次回信说：“弟意如谓教坊旧有《望江南》曲调，至李卫公而始依此调作词；旧有《菩萨蛮》曲调，至宣宗时始为其词，此说似非不可通，与尊说亦无抵牾。”其实王国维的这一番意思，已经先期明明白白写在了《唐写本〈春秋后语背记〉跋》里了。其语云：“……据此，则《望江南》、《菩萨蛮》二词开元教坊固已有之。惟《望江南》因赞皇首填此词，刘、白诸公相继而作；《菩萨蛮》则因宣宗所喜，宰相令狐綯曾令温庭筠撰，密进之。(见《唐诗纪事》)故《乐府杂录》与《杜阳杂编》遂以此二词之创作传之德裕与宣宗，语虽失实，然其风行实始于此。此背记书于咸通间，距太和末二十余年，距大中不过数年，已有此二调，虽别字声病满纸皆是，可见沙州一隅自大中内属后，又颇接中原最新之文化也。”王国维将创调、填词与西传看作三个彼此相连接的关系，是饶有学理的。胡适想来是读了王国维此文，但因为只盯住“填词”一个环节，所以仍未能彻底了解王国维之本意。王国维多少有点无奈，故书以再奉，因为作为音乐文学，音乐才是本体，所以推断其音乐形成自然比推断填词的方式形成更具本体意义。而胡适似乎重词而轻乐了，所以胡适与王国维两人乃是在不同层面试图讨论同一问题，其不“抵牾”才是咄咄怪事。 只是王国维此时的兴趣不在考究词的起源问题上，故将己说与胡适之说折衷而答之，以先调后词模糊应之，“似非不可通”五字足见其勉强之态。胡适多少有些逞强，在“后记”中引述了王国维两信后，称：“王先生承认长短句的词起源于中唐以后，但主张《望江南》、《菩萨蛮》等曲调乃教坊旧有之调。此说与我的主张固然没有抵触；然而《教坊记》中的一表却不能就证明盛唐教坊实有某种曲调。况且我们看《乐府杂录》、《杜阳杂编》、《新唐书》等书所记，似乎《天仙子》、《倾杯乐》、《菩萨蛮》等皆是武、宣两朝新制的曲调，不单是新词。我们绝对承认调早于词；但依现有的证据看来，我们很难知道有多少词调是盛唐教坊的旧物，我们只知道《忆江南》、《天仙子》、《菩萨蛮》、《倾杯乐》等调是9世纪中叶制作的。”(11)在词的起源问题上，无论是盛唐说还是中唐说，这种说法本身并不新鲜，关键是拿出证据来。但胡适和王国维的争论本质上其实不是盛唐与中唐之争，而是音乐本体与文学本体之争。胡适是固执的，王国维虽略有通融，但基本立场并无变化，所以这注定是一场没有结论的论争。胡适草率地说“王先生承认长短句的词起源于中唐”，不免有点强加于人。我倒不是对胡适怀疑《教坊记》所记内容的真实性有所看法，只是他不能将这种“疑心”确凿地论证出来，终归将自己陷于不太着实的地步。王国维曾希望胡适将《教坊记》的各调源流一一详考，或可得一定论，但胡适终因此事“似不易为”而放弃了。(12)只愿浅尝，无意深研，相关的结论自然不会太稳实了。事实上，胡适并非专攻词，而王国维在后期也基本不作词学文章，所以这一争论的学术性其实是缺乏深度开掘的。但疑义相与析，这种往返的切磋加深了两人之间的感情倒是毋庸置疑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