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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文化、学术界，王国维与胡适都是卓有影响的人物，他们不仅都大致有从倾慕西方学术文化到回归中国古典的经历，而且因为这种经历在时序上前后相承，共同构成了中国新文学与新文化进程中的重要关节。在两人的关系中，胡适一直保持着“请教”的姿态，这也使得他们在文学观念(特别是词学观念)上形成了相当程度的共识。追踪现代学术史，王国维与胡适的关系是值得考量的重要篇章之一。 【关 键 词】王国维/胡适/清华学校/境界/意境/新文学运动 【作者简介】彭玉平，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510275）。 “鲁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这是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中的诗句。“绩溪胡”是指胡适，因其籍贯为安徽绩溪；“大儒”则是指王国维。陈寅恪的这两句诗将胡适对王国维的推崇和荐举之意都包含在里面了。这个“独”当然不能理解为“唯一”的意思，当是“特别”、“尤其”之意。关于胡适与王国维的话题，我们可以从这里开始。 一、新锐与遗老：汇合于中国古典 王国维与胡适：一个曾被认为是遗老的代表，一个则被公认是新锐的象征。①一个梳着辫子，穿着长袍；一个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但因为两人在20世纪20年代曾同在北京，这两个看似矛盾甚至对立的人物，却有着常人难以理解的密切关系，其中胡适对王国维的尊崇起了重要作用。在王国维任教清华之后，王国维的学术影响已经完全可以与章太炎媲美，而且更有后来居上的气势。在推崇王国维学术的人当中，胡适是十分突出的一位。1951年，在日本大阪，曾由神田喜一郎司会举办了一个王国维追思会，参加者有铃木虎雄、梅原末治、桥川时雄等近40人，后来将谈话内容整理后发表在日本《怀德》杂志第22期。其中有一段神田喜一郎和桥川时雄的对话，可见得当时胡适与王国维之关系： 神田：我想王先生和章炳麟的学风非常不一样，北京学界章炳麟学派占了多数，他们对王国维先生学问的态度如何，是不是很敬服? 桥川：是，是很敬服，不过最佩服他的是并非章炳麟门下的胡适先生，但王先生没能在北京大学工作，北京大学《国学季刊》要出版的时候，胡适先生极力主张第一卷无论如何要登载王先生的论文，很卖力地劝说王先生，王先生也为他的热情所感动，终于答应了下来。那时先生对我说胡适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后来王先生寄去了原稿，但先生听说要横排印刷后非常不高兴，说如果是横排印刷那就把原稿退回来，这就起了些纠纷。胡适先生数度拜访，竭力解释，好不容易得到王先生的理解得允横排。② 桥川时雄在1923年赴任北京《顺天时报》社，此后即与王国维相识，直至王国维去世，往来不断。他的这一番追述颇可见出胡适对王国维的敬慕以及王国维对胡适的嘉许。虽然“胡适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这一句话缺乏具体的语境，但从王国维对于横排印刷的将就，自然可以看出胡适在王国维心目中也是有着相当的分量。 王国维说“胡适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我的理解是可能针对胡适新旧兼通的学术背景而言的。“五四”之前的胡适到上海学英文，到美国留学，提倡白话和新文学，显得激进；“五四”以后，则提倡整理国故，回归中国古典。这种先西后中的学术历程与王国维其实是不谋而合，因为王国维先是钻研西洋哲学，继而改治中国词曲，最后又向国学挺进，同样经历了从西方向中国、从当下向古典的治学转变过程。这是王国维能认同胡适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胡适提倡的“白话运动”，提倡通俗、自然、自由的审美风格，与王国维的文学审美观点也有着很深程度的契合，诸如不隔、自然、真美等，其实与胡适的改革策略和方向有着很大一致性。只是胡适要把韵文文体统一到白话新诗这一种新文体上来，而王国维只愿意在文体内部进行调整，择其善者而师法之。胡适回归中国古典以后的学术兴趣，与王国维也有着重合的地方，如对《水经注》的关注与研究，等等。所以无论是激进抑或退守，胡适都是能做出成绩的人。对勘王国维，又何尝不是如此!所以这称赞胡适“了不起”的一句话，也不妨看作王国维对自我的一种评价。 王国维性格简默，而胡适的性格就直切多了。清华学校拟成立国学研究院，校长首先想到的院长人选其实是胡适，而胡适辞不敢就，故推荐他人代之。在胡适推荐的四位人选中，梁启超是胡适曾经热烈追捧过的人物，赵元任是胡适留学美国时候的朋友，大概王国维进入胡适的视野时间是最短的，但也经过了近八年的“蓄势”。也就是说，胡适至少在1917年就开始关注到王国维，并深为叹服了。他1917年从美国回国后，在《归国杂感》中说，文学研究，“只有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很好的”。大概这部《宋元戏曲史》确实虏获了胡适的心，便比较注意起王国维的学术研究。他在1922年《努力》周报第29期上刊登的《谁是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一文中，在“旧式学者”中列出了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而在这四人中，胡适的评价又各不相同：“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化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1923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日译本“序”中，言及近人对于元以来戏曲等俗文学的研究，把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曲录》看作“最大的成绩”。不过将《宋元戏曲史》与《曲录》并列，并不意味着胡适对这两本书持有相同高度的评价。同年二月，胡适专门写了一篇《读王国维先生的〈曲录〉》的书评，这篇书评对王国维能够在“正统文学”的眼光之外来搜罗曲目表达了一定的赞赏。他说：“(《曲录》)计五卷，所列三朝曲本共存3178种之目，其全本留传者，大概只有十之二三了。‘正统文学’之害，真烈于焚书之秦始皇。文学有正统，而不认得时代文学。收藏之家宁出千金买一部绝无价值之宋版唐人小集，而不知收集这三朝的戏曲的文学，岂不可惜!”③相形之下，王国维的学术眼光当然是深得胡适赞赏的。但因为《曲录》编定于十多年前，后出的戏曲文献不断增多，这些后出的文献不仅可以弥补王国维原编的不足，而且可以纠正其中的错误，胡适为之一一拈出，如王国维沿钱曾《也是园书目》之例，误将部分话本入于戏曲，又如朝代上的元、明混淆，复如卷五将小说、传奇误入戏曲等目，存佚没有注明，等等。因此数弊，胡适在文末希望王国维“能将此书修改一遍，于每目下注明存佚，那就更有用了”。胡适的这些意见是十分中肯的，只是因为王国维学术兴趣转移，未能重理曲目而已。 在胡适关注王国维的同时，王国维也发现了胡适的存在及其价值。1922年王国维在致顾颉刚的信中说：“顷阅胡君适之《水浒》、《红楼》二卷，犁然有当于心。其提倡白话诗文，则所未敢赞同也。”④王国维反对胡适提倡白话文，这是老实话。因为王国维虽然提倡自然、不隔的境界，也主张“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但在王国维看来，这种“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规律，只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规律而已，并非是一个永恒发展的规律。“后世莫能继焉者也”这句话，才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点睛之笔和收束之句。换言之，在王国维的时代，他并不关注也不相信更不主张新文体的创立，所以当胡适大力创作白话诗的时候，王国维不仅没有声援，而且明确表达了反对的态度。这让我想起日本学者竹内好的敏锐质疑：“你说，大喊‘一代有一代的文学’的王国维，为什么不谈黄遵宪的新诗而追慕南唐的词呢?为什么?”⑤竹内好的这个质疑极有力度。因为如果只是简单地表达进化的观念，则黄遵宪的诗无疑是一种进化，而后来胡适的新诗就更是一种进化，王国维应该表示赞赏才是。但胡适试图将古代所有韵文文体以一种“新诗”来替代的想法，确实是浪漫过了头，而王国维只是在古典的世界里徘徊，他的抛弃与选择都不离开“古典”二字。所以当胡适从词史上推崇唐五代北宋的白话词时，他的目的是用这种白话的理念来改造当代的韵文；而王国维虽然比胡适更早注意到词史上的唐五代，但他的目的是重现晚唐五代到北宋自然畅达的词境，并在思理上予以深化。一个是从古典取来有用的材料，来延伸“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历史；一个是要直接生活在古典之中，在“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历史中，选择最适宜生存的文体时代。所以在“现代”的观念里，王国维与胡适注定是要擦肩而过的；而在“古典”的世界里，两人才会走到一起——虽然这种不期而遇也注定不能持久。1922年，当王国维与胡适还没有直接发生任何个人的文字交往或实际交往之时，王国维致顾颉刚的信已经将两人的关系厘析得非常清楚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