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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关于宗教 南珊(还有男主人公李淮平)在宗教问题上也是颠三倒四、前后矛盾的。她第一次谈到“上帝”是在列车上和爷爷的谈话(第三章)中：“我还应该感谢一个不可知的力量。是他在我完全可以变成另外一种样子的时候，使我变成了今天的样子。这使我非常感激。”这个“不可知的力量”是什么?南珊接着说：“这力量是伟大而神秘的。有人说，那是一个神圣的意志，有人则说那是一个公正的老人。我更愿意相信后者。我相信他高踞在宇宙之上，知道人间的一切，也知道我的一切。我并不怀疑我的生命和命运都受过他仁慈的扶助。因此，尽管我不可能见到他，但是我依恋他，假如他真的存在，那么当我终于有一天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一定为我自己，也为他所恩赐给我的家庭，向他老人家深深鞠躬，表示一个儿女的敬意。”爷爷问：“我的孩子，你是在赞美耶和华吗?”“是的，耶和华。我深深地爱着他”(110-111)。这就明确表明南珊是信基督教的，这大约是新时期的作品中最早流露出的基督教立场。从这几句话看，基督教至少是使南珊经历“文革”而继续保持完满人性的原因之一，不是笃信基督教的人不可能说这种话。 但在小说的最后一章(即十多年后南珊和李淮平在泰山之巅对话的那章)，当李淮平问到南珊是否和她陪同的西方旅游者一样信仰“上帝”时，南珊却又否认了：“在信仰问题上，我们中华民族自己有着更好的传统。[……]中国人那种知天达命的自信和对于生死浮沉的豁达态度，成了中国文化思想中许多最优秀的传统之一。你可能以为我在外国文化中找到了心灵的寄托，可是我的感情却一直更倾向于自己的祖先”(169)。这就莫名其妙了：到底是信基督还是不信?到底是作者自己逻辑混乱，还是迫于当时的形势欲盖弥彰?当王若水等人批评作者的宗教观时，礼平解释说，南珊只是“在宗教的大门前徘徊了一阵”，后来就“从理论上战胜和抛弃了早年的宗教情绪”了(礼平，“谈谈南珊”)。这个解释很难成立，只能说南珊(以及作者)的信仰是非常混乱的。(11) 王若水认为南珊需要宗教因为她不是强者，有“依赖感”，“觉得自己软弱无能，所以需要依赖一个万能的神。”在王若水看来，南珊的问题仍然在于没有学好马列：“南珊拿出来同外国的宗教相对立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却是‘知天达命’的‘儒家风范’。什么叫做‘知天达命’?这仍然是一种毫无战斗性的随遇而安的处世哲学，它并不是儒家哲学中积极的东西，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不是好得多吗?”(若水“南珊的哲学”)。我并不是儒家的信徒，但是我认为“制天命而用之”比“知天达命”好不到哪里去，甚至更坏。这种狂妄的“人定胜天”思想和极权主义结合造成的结果有“大跃进”的悲剧为证。 王若水驳斥作者的另一个例子是李淮平对长老的宗教观的态度。李淮平一开始不相信宗教，原因是宗教不符合科学的真实性原则。长老的回答是：“对真善美的追求，才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全部内容。而追求真的，是科学，追求美的，是艺术，追求善的，这就是宗教[……]艺术既然可以不真实，宗教又为什么一定要真实?”“宗教的意义不在于真而在于善[……]可见宗教以道德为本，其实与科学并不相干”(146)。李淮平觉得这是他“从未听过的崭新的思想”。对此，王若水讽刺道：这只能怪李淮平读书不多，因为西方的基督教传统同样求“真”。(耶稣说：“我就是真理。”)“任何宗教都坚持自己的神是真实的，否则就不成其为宗教。如果仅仅是求‘善’，那么道德伦理就够了。为什么一定要宗教?”无神论者也求“善”。求“善”不是宗教的专利。当然，在王若水看来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个长老的宗教理论水平太差，而是李淮平“忘掉自己是共产党员了”，居然认为长老的那番话“思路严谨”，“条理分明”，“博大精深”，“玄奥精深”，“涵养极深”。王若水的意思很明白：作为共产党人，李淮平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对宗教理论顶礼膜拜。 王若水的确指出了李淮平、南珊以及作者礼平本人的逻辑混乱(所谓“朦胧”)，他下结论说：“我希望青年们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关于人的学说，他们将能从这里找到关于社会和人生问题的正确答案，马克思主义并不冷冰冰，它充分肯定人的价值。马克思主义不相信救世主，它相信人民的力量”。这无异于要用马克思主义取代宗教，这个宗教的“救世主”是“人民”：“晚霞在天际消失，太阳沉没了。它还会升起，它正在升起。但这是一个新的太阳，既不是天上的神也不是地上的神——它就是人，它就是人民”(“南珊的哲学”)。好一个“人民”宗教!读一点卢梭的政治理论，再看看法国大革命和中国“文革”的悲剧，我们要问：“人民”成为“神”、“救世主”会比“上帝”好吗?相信经历过“文革”的人对此会有自己的回答。即使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框架理解，而从卢梭的角度理解，这样的“人民”成为“神”也是可怕的，因为这个集体的“人”到头来其实只能由独裁者来代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专制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