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关于理性 在南珊和爷爷的对话中还涉及理性问题。楚轩吾担心，如果南珊“由于书看得太深太多而学得只会以理性的眼光来看待人类生活的一切”，会成为一个“心地冷酷”的人。如上所述，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看书太多”的结果也可能更加感情用事而不是更加理性。但是真正重要的不是这个，而是楚轩吾满意地听完南珊关于人生哲学的表白后提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你将怎样选择自己的政治道路呢?你看了许多书，心中自有许多你自己的道理[……]现在有许多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动辄以改革社会为己任，自命可以操纵历史进程，假如你也抱定了某种理想或信念，而这将涉及许许多多人的命运，那么，你会不会在一旦掌握了力量的时候，就把它强加到并不信奉它的人头上呢?[……]我曾亲眼看到许多青年学生这样懵懵懂懂地卷到邪恶的斗争中去了”(104)。楚轩吾在此已经接触到了信仰(理想和信念)和理性(理论)的限度问题：不能把自己的信仰强加于别人的根本依据在于真理和理性的局限性，否则我们就无法说清楚为什么不能“强加”(比如信奉绝对真理的极权主义者从来不认为自己的“强加”是不合法的，甚至认为这根本就不是强加)。 对于爷爷的这个提醒，南珊的回答是：“我完全知道，我看的那些书并不全是济世的良药。这个世界的希望，更多地是在人类自己的心灵中和行动中，而不是在那些形形色色的立说者的头脑中。[……]我永远不会因为自己坚信了什么理想就把它强加到别人的意志和心愿上”(105)。 这里面涉及的又是一大堆问题。首先，“看了许多书”是不是一定导致楚轩吾所担心的把自己的信念强加于别人?红卫兵的暴行属于“读书太多”而把自己的信念或理想强加于别人吗?对此，王若水给予了有力批驳：“‘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红卫兵并没有‘读书太多’，恰恰相反，他们只读一本小红书。他们的无情也不是由于‘理性’太多，恰恰相反，他们的理性被迷信蒙蔽了，从而产生一种盲目的狂热。”这个分析和批评无可挑剔，完全正确。 其次，南珊的“希望在心灵中”的说法反映出80年代很多知识分子所共有的道德理想主义幼稚病，它某种程度上是中国传统的人格治国、道德治国论的翻版。南珊似乎完全不懂社会变革的希望在于制度建设，而一味把希望寄托于神秘的“心灵”，好像这种神秘的“心灵”就可以抵挡“形形色色的立说者”的理论蓝图的诱惑。更何况所谓“心灵”也是一种文明和公民教育培养的，是环境培养的，不是什么神秘的个人品质。 但这段话也包含了一个尽管未发育成熟却不乏深刻的思想因子，这就是理性和世俗信仰(“形形色色的立说”)的局限。对此，哈耶克、波普尔、阿伦特在自己的一系列著作中都有深刻的分析，他们都注意到了自柏拉图以降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哲学王理想(让掌握“绝对真理”的哲学家依据理性设计的社会蓝图统治世俗世界，这种理性主义被哈耶克称之为大陆“建构理性主义”，与英美“进化理性主义”相对)的危险性。然而王若水在批评这段话的时候却抓住“形形色色的立说者”反问道：“‘形形色色的立说者’也包括马克思吗?”显然，在王若水看来，尽管其他理论都是有局限性的，但马克思主义却是例外。王若水大概忘记了，马克思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绝对真理的掌握者，是不会出错的。何况“文革”期间也有不少人就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倒行逆施。王若水批评南珊“没有共产主义理想”，因此“终究不是强者”，“感到她无力改造社会，只能缩到她个人的小天地中去，独善其身，离开了社会斗争而去寻求道德上的自我完善。”“独善其身”或许不是最好的防止理性滥用(即把自己的信念强加于别人)的方法，但自以为真理在握、无所顾忌地“替天行道”的“强者”更糟。 当南珊对“形形色色的立说者”一概加以怀疑的时候，她用的是全称判断，这也许歪打正着地说出了一个真理：世界上任何理性设计都是有局限的，都不是济世良药(马克思自己从来不否定自己的局限)。她虽然没有因此走向对极权主义的反思，没有提出一种新的社会建设方案(比如被哈耶克和波普尔所激赏的“试错法”)，而是走向莫名其妙的“心灵主义”或怀疑主义，但是至少在否定任何理性可以成为规划社会的唯一蓝图方面，她是对的。同时，当楚轩吾说“绝不能因为自己信奉了什么就投身到将某种意志强加于人的斗争中去”的时候，他也已经接触到了信仰的绝对限度问题：不能把自己的信仰(不管是什么信仰)强加于别人。但是他没有说出的是：不能这么做的根本依据在于真理和理性的局限性，否则我们就无法说清楚为什么不能“强加”。 遗憾的是，南珊在懵懵懂懂地觉到所有理性(形形色色的立说)均有自己的局限之后，不但没有能提出建设性的社会理论，甚至也没有真正走向宗教，而是抬出了令人莫名其妙的“人格尊严”来对抗“理性”。她对爷爷说：“我常常受到您的赞许和夸奖，这些夸奖成了对我的巨大鼓励，它扶植了一个孩子的尊严。这尊严对于我的整个人生都是无比宝贵的。但是，对它的获得却使我深深感到，只要自己的行为端正，谁都可以树立起这种尊严，从而免去心灵上由于自责和羞愧而受到的种种折磨。也正是当我终于相信，我自己在人格上丝毫也不低于他人的时候，我才终于从那种根深蒂固的自卑中解脱了出来”(103)。 这里的根本问题在于把“尊严”、“人格”当作与制度、环境无关的个人私有物——不管是精神的还是道德的。“人格”、“尊严”固然离不开自尊，但只有自尊是不够的。尊严并不是绝对自足的东西。以为一个人“只要自己行为端正”、“自己觉得有尊严”就可以有尊严，这是一种尊严主权论——一个人的尊严和他人的承认以及制度对个人尊严的保护无关，是中国古代“修己”论的一种变体。西方的“承认的政治”理论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尊严离不开别人的承认，离不开与别人的交往，从而不是自足的东西。不是我认为自己有尊严就有尊严了。⑩ 最后，南珊在回答爷爷的提醒时把爷爷的担心归结为爷爷的特殊经历：“我理解您的心情。在那个时代，您曾经卷入一场严酷的政治冲突。那个铁一般无情的理论和制度，摧毁了您的家庭，夺去了您的亲人，更使国家经受了巨大的创伤。您在那个洪流中，做了许多违反您革命初衷的事情。[……]的确，在那惨酷无情的命运中，一个人要保持天良是不容易的，尤其是当国民党将法西斯主义散布全中国，使许多人都相信靠少数英豪可以拯救民族，靠铁腕强权可以改造中国的时候，这来自德国民族的理论就彻底摧毁了中国古老的道德风范”，“请您放心，哪怕整个年轻一代都被重新卷入这种事业中去了，我也不会重复您的过去，琛琛也不会。因为这条道路对于我们这个家庭的教训实在太惨重了”(105)。 按照南珊的逻辑，爷爷担心的原因是错把自己得自于国民党的经验挪移到共产党身上了。所谓国民党的“铁一般无情的理论和制度”，到底是什么?从下面“来自德国的理论”看，就是极权主义，即作者似乎认为，国民党奉行的是法西斯极权主义。但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察，很少有证据证明国民党奉行的是德国法西斯主义；更加错误的是，她还断定这种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和经验不适合“我们这一代”(南珊自己生活的环境)。为什么?一是“我们生活中的冲突更深刻而不是更严酷”(这句话莫名其妙，等于什么也没说)；二是家庭和个人的遭遇(“这条道路对于我们这个家庭的教训实在太惨重了”)。这也是靠不住的。事实证明，受极权主义迫害家庭的人对于极权主义的信奉常常更加疯狂。“文革”时期很多出身不好的孩子种种令人发指的恶行可以证明这一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