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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夏天的夜晚，我和阿禹喝多了酒，勾肩搭背地走在北京的大街上，应该是在二环的某段路上，也可能不是，当时天上稀稀拉拉地下着北方的雨，我们歪歪斜斜地走到一棵大树下避雨，记不得那是什么树了，只记得枝繁叶茂。因喝多的缘故，我们俩瘫坐在泥水地上，眼前街灯璀璨车水马龙。那天晚上，阿禹的弟弟和他的女朋友请我们喝酒，在挤满顾客的烤羊店里啃羊腿，喝红星二窝头和燕京啤酒。几杯下肚后我们就硬着舌头瞎侃，后来聊起充满诱惑的梦想。阿禹弟弟的女朋友静静地听我们讲着，偶尔插上一两句恰到好处的话。我和阿禹误以为她在鼓励我们，于是真诚而激动地表示，我们也想来北京混，混出阿禹弟弟那般人模狗样。阿禹弟弟笑哈哈地岔开话题，轻描淡写地说了句：北方的山水没有故乡的好。我和阿禹都不认同这个观点，据理力争，南北风景各异，不能如此比较，接着谈起南北文化的迥异与优劣。当我们把肚子里那点可怜的墨水倒出来后，才发现此时的我们早已酒话连篇，便羞于继续谈论与梦想有关的话题，端起酒杯掩饰内心的不堪和落寞。 ……咖啡馆与广场有三个街区/就像霓虹灯到月亮的距离/人们在换气中相互告慰和拥抱/寻找着、追逐着奄奄一息的梦想…… 此时，街边飘来汪峰的《北京北京》,在这歌声里，我忽然感到从未有过的渺小，面对繁华的北京街市，无异于一只毫无重量的蚂蚁，巨大的失落感海水般劈头盖脸而来。我把沮丧压在心底，重新跟阿禹谈起文学、人生和女人，以此抵抗内心雪崩似的塌陷。 阿禹是个实诚人，我调到市文联后，办公室相邻，因年纪与性情相仿，很快就熟络，经常在一起喝茶、聊天。他喜欢喝酒，几乎逢酒必醉，有时我提醒他酒是好东西，但喝多了会伤身，他总是摇晃着那颗后知后觉模样的脑袋说，很多事都在酒里。他的话，我懂，只是不愿懂。那回在北京，我见到他没费多少周折就处理掉一件棘手的事，终于发现他不仅有很大的能量，还有很大的野心。诚然，活在这个时代里的男人需要有野心。不幸的是，他的生活遭遇了变故，做生意被人算计，从而陷入困境。现在回想起来，他之所以有如此遭遇，是因为他心地太过良善，这真是个讽刺，心地良善反而变成他人的猎物。他在市晚报上开设影评专栏，每周一篇，我曾怀疑那样耗费他太多精力，得不偿失。他总是笑而不答。后来，我才发现他写剧本，其中有一部不仅上映，票房还很可观，可惜他没能拿到应得的报酬，对此他也只是摇头叹息。他时常跟我谈起创业计划，并努力实施，越挫越勇，在他身上，我看到因不懈追逐而散发的光芒，不得不承认，那种光芒映照并温暖着我。 两年前的冬天，阿禹离开了这个人世，从发病住院到离开不过十来天，走得太过突然，以至于到现在我都觉得不真实。在此之前，阿禹住过两次院，我用微信给他转钱，他都没有接收，还打趣说，他是个健康之人，不能收取不健康的钱。我对他不接受朋友的心意也就释然了，没想到这次他就这么撒手离去。他还年轻力壮，还在为理想奔波，正处于人生最丰富多彩的阶段，却这样离开了。尽管这个世界残缺不全，但我们必须热爱它，无论何种方式离开都是不负责任。我在心里责怪他，多希望他能感受到。在殡仪馆送他那天，看着他静静地躺在那里，像喝醉后安静地睡着，头上戴一顶小花帽。我想对他说你怎么躺着了？应该戴着这顶帽子走到街上，跟身旁经过的路人打招呼，然后奔往我们曾经渴望和向往的理想之地。在悲伤的哀乐中，我实在忍不住了，和阿禹弟弟相拥而泣，在对方后背上用力拍打，似乎这样能把阿禹拍醒过来。 一年后一个冬天的下午，因工作原因，我到省里向一位文化官员汇报工作，并谈论起跟文学有关的话题，他满脸不屑地说：你们现在写的文章给谁看？谁是你们的读者？写那些有什么用？文学作品只是你们自己觉得重要。我看着眼前这位西装革履、正襟危坐的文化官员，深感惊愕，不由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当他脸上浮现出似笑非笑的神情时，我才确信刚才的话不是幻觉，心底顿然涌起一股难以抑制的愤懑。每个人都会走向死亡的，那你为什么还要活着？我没把这句在心底来回翻滚的话说出来，但是没说出来不等于不存在，于是我连招呼也没打就起身离开了。我猜不到那位文化官员在我后背上看到什么：愚蠢？嚣张？还是愤怒？我都不在乎，也无需在乎，因为那是两个世界的问题。我来到人来往去的街边，省城的风往我脸上刮来，寒冷中夹带一丝南方特有的轻柔。我再次回想刚才强压心底的那句怒怼他人的话，是啊，每个人的生命都有终点的，那么剩下的只是如何面对生命过程的问题。如此说来，那句怼人的话，并不是说给文化官员听，而是说给阿禹听，也是说给我自己听，终于相信阿禹还活着，至少他的灵魂我的思念里长生不老。 写下《戈壁滩诱惑》这篇小说，其实就是写给我和阿禹，小说里那个并不成功的男人就是我们，我们和那个男人一样迷惘和困惑，却又时刻鼓励自己心怀希望，这种飘渺的希望几近自欺欺人，但许多时候却能化成前进的动力，继而看清那块托住整个生活底部的基石。或许，这是生活给予那些枯寂的灵魂以宽容和慈悲吧。 这像是笑话，更像是真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