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登山 著名文史作家，1954年出生，著有《鲁迅爱过的人》《传奇未完张爱玲》《民国的身影：重寻遗落的文人往事》《名士风流》《梅兰芳与孟小冬》《声色晚清》等。
    
    拍摄《作家身影》时采访曹禺
    小众文化也有商业价值
    陈腔滥调不是好的表达方式
    记者：您大学毕业后在电影界工作，能否谈谈那段经历对您的影响？
    蔡登山：大学毕业后我到电影界工作，负责外国影片在台湾地区的发行。当时好莱坞在台湾地区有自己的发行公司，我们没办法和他们竞争，于是另起炉灶做欧洲的艺术电影。艺术电影版权费比较低，虽然受众面窄，宣传有难度，但市场本身对艺术电影有需求，所以也可以做得有声有色。比如我做过吕克·贝松电影的系列展，或者同类型的电影系列展，租下一座电影院，预售套票，就把小众的观众群全部吸引来了。我们跟欧洲的电影公司签约的时候，会预付他们10%左右的资金，到进片时，已经收到了观众买套票的钱，再付清余款。这样做了一段时间后，我们的票房非常好，盈利也很高。
    记者：纪录片《作家身影》是您的成名作，您是如何获得这次拍摄机会的？
    蔡登山：我做欧洲艺术片为公司赚了一些钱，老板就问我还有什么想法。我就说，我想拍中国现代作家的纪录片，因为我是学中文的嘛。那个年代，大家对二三十年代的很多作家非常陌生，只能私底下通过一些人名，去搜集一些材料，所以我觉得做这件事很有价值。于是老板给了我一笔钱，我从1993年开始筹备拍，一直拍到1997年，来了无数次祖国大陆，拍了十二位作家，从鲁迅一直拍到张爱玲。巴金、曹禺、冰心、萧乾我都采访到了，张爱玲当时也还活着，但是她不接受访问。我又拜访了相当多的这些作家的亲属，做了很多田野调查。我拍沈从文时，由专门研究沈从文的美国汉学家金介甫带着我，实地去湘西考察。我发现书本上的东西可能不是那么立体，真的还是要去田野调查，有画面呈现，才会更加真实。也是从那时候起我开始研究史料。
    记者：除了您提到的张爱玲拒绝了采访，还有没有您想拍却没拍到的人？
    蔡登山：拍《作家身影》时我跟朋友谈过自己的想法，我想拍杨宪益，但他不在我们设定的现代作家范围，他是翻译大家。杨先生把中国文化传播到海外，把《红楼梦》以及许多现代作品译成英文，文化贡献很大。他本来可以通过口述留下更多东西，值得研究者进一步深挖。我个人认为杨宪益的重要性远胜过林语堂，他架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有待深挖的文化名人还有启功、王世襄，等等。他们的生活和内心世界不是单单一本书、一部纪录片可以呈现的，我希望去再现那个年代的文化面貌。
    记者：因为有研究电影和拍纪录片的背景，所以您写出来的东西跟传统的历史写作不大一样。
    蔡登山：电影其实是会影响很多思维的，特别是艺术片，有时候是意识流的拍法；有时候是先给你看结局，然后慢慢推理分析。我一直在思考怎么写才能让读者印象深刻，自然而然地会借鉴一些电影的方法。拿《声色晚清》来说，一开始从杨翠喜切入，再倒叙，想给读者一个有吸引力的开头。如果照传统的写法，可能会依据历史顺序，切入点就不那么明显。我想用纪录片的方法来写历史，又担心有些读者对书中人物并不熟悉，于是人物出场之前就必须要做背景介绍，有点像在写剧本，人物有出场顺序，章节安排也有点跳跃，而不是沿着一条直线平铺直叙。总之我不大会采用传统的写法，因为陈腔滥调不是好的表达方式。
    历史的真实在于细节
    认真阅读一定能找到蛛丝马迹
    记者：您在写到某个具体历史事件时，如果材料不够充分，但故事又必须发展下去，这时候您会怎么处理？
    蔡登山：可能需要用一些推想来衔接，但是这个推想也要找到一些根据，纯粹的凭空想象，就会变成小说了。我尽量不想写成小说，希望用更多的史料来支撑，因为我觉得真实的历史事件会比小说的力量更强。当然小说的读者会更多，但毕竟里面有太多的想象，会离真实越来越远。其实只要很认真地阅读，一定可以理出一些蛛丝马迹。比如可能会发现很多日记、奏折，甚至当时的新闻报道，甚至笔记。笔记当然有些地方不大可信，可能有三四分是真实的，其他是假的。
    记者：那么这种历史文献，包括野史、笔记的真实性该如何把握？
    蔡登山：就要有鉴别的眼光，合理的推测，或者依靠其他资料支撑，截取真的部分，去掉假的部分。有时候正史往往只给你一个答案，让你不知道这个事情的细节，导致你不知道这个结论是正确还是错误。有时候太多人都是信口开河，包括古人，也会造假，有时候连正史也是在造假。所以很多人说“历史只有名字正确其他都是假的，小说只有名字是假的其他都是真的”。当然这种说法也有些极端。我认为历史的真实在于细枝末节，过去许多史实总是被粗枝大叶地处理，所以我们要考证，追根究底，看各方面的资料。要经过很多追寻，才能慢慢接近比较真实的历史。在我看来，比对其他资料，日记是蛮重要的。比如《恽毓鼎澄斋日记》。恽毓鼎一直在光绪和慈禧身边当史官，可能某件事正史会一笔带过，而他的日记会有更详细的记录。还有像《那桐日记》《徐世昌日记》等，也让我们了解了许多事件的来龙去脉。
    口述史作者要学会去伪存真
    适当的文言会更有味道
    记者：这些年口述史比较受关注，您觉得做口述史需要注意什么？
    蔡登山：口述只是口述者的一面之词，口述者很可能对个人经历进行有意或无意地矫饰和掩盖。所以这就对采访者提出了要求，除了需要提前做足功课，还要具备去伪存真的能力。比如唐德刚先生事先查过档案，去访问胡适的时候，胡适一讲错，他马上就能更正，所以他做的口述史很有价值。一般口述史可能并不那么严谨，存在失真的地方，这就需要以更多档案、日记、书信进行比照勘误。
    记者：现在流行的历史写作大多用白话叙事，甚至无厘头的穿越，但您的语言始终保持了一种格调，这方面您是如何把握的？
    蔡登山：有人写历史小说写得天花乱坠，我觉得没有那回事。我其实也想写得更通俗一点，但有些历史人物说话就应该是文绉绉的，通俗虽然更容易阅读，但那种感觉、味道就完全走样了。完全翻成白话也是蛮困难的，文言也没有那么难，多阅读其实是没有问题的。最好的方式是文白夹杂，从林语堂他们就开始认为，太直白了一点味道没有，水至清则无鱼，适当的文言，其实会让句法、修辞更有味道。我曾经看柯灵先生的散文，非常佩服他，一般情况下一句话、一个词大家都讲得陈词滥调，但他有时候是颠倒过来，重新造词，比如我们常写“岁月如梭”，他就写“如梭岁月”，其实意味深长。
    记者：您在《民国的身影：重寻遗落的文人往事》那本书中写到穆旦，那篇文章只有几千字，因为以前关于穆旦的文章很多，这样短的一篇文章如何能写出自己的东西？
    蔡登山：当初台湾地区的一般读者对穆旦非常陌生，所以我主要的目的也是为了介绍他，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他的重要性。那篇文章里面可能有几个点说得比较重要，其他的还是泛泛之谈，没有太多真正有价值的发现，不过对于不了解他的人是有价值的。
    记者：在写《声色晚清》的过程中您几次到过天津，您如何评价天津在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
    蔡登山：天津在近代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1860年开埠之后天津陆续设立了九国租界，接纳了很多西方的生活方式，值得好好地去做研究。天津出现坤伶也很早，捧坤伶、捧男旦，和中国近代女性的独立也有关系。我写过孟小冬，她当时就认为在上海得不到太多荣誉，一定要到天津来，只要被天津人肯定，就代表演艺事业达到了一定水平。当时的追星八卦和现在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粉丝非常疯狂，很多情况我们现在很难想象，比如听戏的时候观众会把首饰什么的都抛上台去。写《声色晚清》的时候，和柯基生医生去天津寻找当年杨翠喜唱戏的茶园，可惜已经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