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理的朝圣者 即便造就李普曼的所有客观条件都具备，在千百万新闻从业人员中出现他这样的大师仍属罕见，这不能不说到他的个人资质。 1889年，李普曼生于纽约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这类德意志背景的犹太群体移民早，层次高，较早融入了美国社会。李普曼是移民第三代，从小接受美国最好的教育。从六岁起，家里每年带他去欧洲旅行，养成世界主义的视野，不屑把种族放在心上。不过当李普曼就读哈佛时，美国社会对犹太人的歧视还很深，哈佛公子哥们的俱乐部是断然拒绝犹太人的，这对各方面都名列前茅的李普曼自然是个打击，也使他短暂地激进过一阵。但他从不对此做文章，也许他在哈佛的收获足以抵消掉这些不快。 二十世纪初，美国的高等教育主要还是服务于上流社会，目的是培养有教养的青年绅士，或曰正人君子，这个词被打上引号用于讥诮还要再等上几十年。开明校长埃利奥特正在推动学制改革，强调探索试验和思想自由，策略之一就是创立本科生自由选课制度。哲学大师威廉·詹姆斯在毕业典礼上说:“不服管教的学生是我们最感自豪的产品。”自由派教育培养出李普曼那届同学中风格迥异的名人:如诗人艾略特和革命家约翰·里德。 李普曼师出名门，尤其得益于詹姆斯和桑塔亚纳。二年级时，詹姆斯专程去敲响这个青年才俊的宿舍门，对他刚发表的一篇文章表示祝贺。卓尔不群的桑塔亚纳将李普曼收为自己的得意门生和助教。从他们那里，李普曼继承了东部传统自由派的内在信念和坚定的道德价值观。他学到了崇尚试验、反对教条的实用主义精神，学到了珍视权衡与克制的古典美德，确定了“把追求卓越作为由理性指导的生活的最高目标”。他还学到了优雅明晰，条理清楚的文风，永远把“精确”而非“华美”作为表达的标准，因为“如果言辞不能精确表达，思想本身很快就会变成无法辨别的东西”。倘若不具备一个哲学家的智慧和深厚的知识底蕴，李普曼早该江郎才尽，如何能年复一年地思如泉涌，连续议政半个多世纪？ 从学生时代起，李普曼就不断受到赞赏，同学里德为他写诗，称他为“未来的总统”。认识他的前辈们也无不夸他，在当时著名的沙龙女主人梅布尔·道奇家中，汇聚着追求激进政治和现代艺术的各色前卫人士，可梅布尔一眼就看出李普曼的不同凡响:她发现这位举止潇洒、衣饰讲究的年轻人“思想非常开放，……‘有哈佛风度’，教养很深，有自制力。他不讲废话，从不头脑发热，而是泰然自若，头脑冷静；他聪慧的眼睛里充满了高度的幽默感，闪耀着一个光芒四射的世界”。 然而李普曼很快就发现，这个群体和他的气质全然不合，那里的谈话杂乱无章，一味夸夸其谈、争论不休、华而不实。这种氛围他接触越多越是厌倦，他称这些人为“思想浅薄的反叛者”——“他们宁肯做十个梦也不愿实现一个梦，而且总把咖啡馆里的一场辩论错误地当成一场艺术运动，或把委员会的一次会议当成一场社会革命。”对李普曼而言，这是“不动脑筋的懒汉思想。他们以为可以空中建阁、以为创造性的活动存在于高谈阔论之中”。他对“迷惘一代”的评论也十分精辟:“青年男女通常会反叛，但他们叛逆得如此悲伤而无信仰……这倒是新鲜之处。”少年老成的李普曼很快翻过了他人生的这一页，转身到“活生生的世界”中去发挥实实在在的作用。 李普曼始终立足于现实政治，这是他议政的特点。他信奉自由、民主、平等的原则，但他懂得，在现实政治中理想主义必须经受现实主义的磨炼，必须以现实的方法来改进社会。他一生都在不断地形成和发表看法，也不断地修正观点，无论他评论什么，或怎样评论，他的出发点都离不开这几条简单原则:一是国家利益、世界和平；二是公民自由、人民团结；三是进步改良、循序渐进。凡是违反这几条，他就会正气凛然地去批评。在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横行美国的几年里，李普曼从未被吓倒过，他坚持抨击这个“工于心计、心狠手辣”的参议员。麦卡锡主义代表了他“深恶痛绝和畏惧不已的一切，一个能够触动人们原始情感、并摧毁人们记忆的‘神秘之弦’的煽动家”。正是这类事件使李普曼始终对民主抱有忧虑，因为他相信，“暴力和对暴力的容忍，对民主国家本身是毁灭性的。” 李普曼一生保持着独立精神和独立人格，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努力去做一个“朝着北斗前进的真理的朝圣者”。身处权力与民众之间，他尽量去准确把握两边的脉搏，当好中介。他针砭时弊，促使政府的透明；同时将自己的思考传递给读者，推动民众参与，凝聚社会共识，维护公共论坛上“以理服人”的民主风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