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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普曼的外交观常常有别于美国主流思潮或政府政策，主要是基于他一生信奉的几个“现实主义”原则: 一、外交政策是为国家安全服务的，而国家安全就是保卫美国及其民主制度。他指出，一个可行的外交政策在于保持义务与力量的平衡，同时在实力上留有足够余地。他一再提醒美国人要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极力主张划一条界限，超过界限的就不予干预。他反对“那种意在纠正世界的传教士式的干涉主义”，在他看来，扬言全面干涉的杜鲁门主义危险重重，只会导致国力分散、挥霍浪费。他总结道:整整一代美国领袖“过度吸取了慕尼黑教训”。 二、世界和平的基础是国家利益和大国结盟，而非国际法或国际议会。历史和地理的作用大于意识形态和“民族特点”，安全并非建立在抽象的原则之上，而是建立在实力之上。国际会议中的多数票是无济于事的，只有联盟和势力范围才能支配诸国的行为。他写道:“每个大国都有一个势力范围。在此范围内他的影响和责任是主要的，这一点既不能避免，也无可非议。”他主张承认苏联的势力范围，以达到平衡。他这种强调势力范围和大国合作的思路，和亨廷顿在冷战结束后名噪一时的“文明核心国家”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据此，李普曼对丘吉尔的铁幕说感到沮丧，他反对单方面建立西德，反对北约组织及其扩大，反对东南亚条约组织，反对美军越过三八线，反对越战，反对所有“热心的冷战斗士们”。在冷战的高烧期，他独具慧眼地看出:“即使有时候民族主义是在共产主义的血管里流动，但它还是民族主义，它总是要占上风的。” 三、他更看重大西洋世界对美国安全的意义，认为美国的责任旨在保卫大西洋海域以及太平洋群岛，即“大西洋共同体”加上一个由海军基地和巡航舰队构成的“碧海”战略。在这些地区以外，美国不应承担长期的军事和政治义务。 掌握李普曼这几个原则后，就不难理解和推断他对具体国际关系问题所作的诸多评论了。 总统也无奈 李普曼判断和议政的准确建立在信息准确之上，所以他必须保持和权势人物的渠道畅通。但他一生对权力保持清醒的态度，没有一个总统能左右他，也没有一个总统他不敢批评。李普曼从不故意与政府为敌，恰恰相反，由于深知权力的分量，他一直在帮助选民物色称职的领袖人物，并动员民众将他们推上台去。当他同意政府政策时，他会全力支持，主动帮助政府向公众解释，甚至直接协助政府工作。当他不同意时，他也会毫不畏惧地发起攻势，批评起来不留情面。 正如李普曼不会听从政府，美国政府也不会对他言听计从。像威尔逊、罗斯福和肯尼迪这样修养好的总统，即便对他不满，也会采取较为迂回的方式。而杜鲁门、约翰逊这样性格相对粗鲁的总统则完全可能将李普曼视为眼中钉，却又无可奈何。 李普曼从来不看好杜鲁门作为总统人选，认为他草率行事，好虚张声势，既软弱又好战，多次公开攻击其政策，甚至直言劝他辞职，在大选时还积极为其对手杜威出谋划策。杜鲁门气得“眼睛里火星直冒”，给李普曼写了封长达三页的信，极尽挖苦谩骂之能事，让新闻秘书在白宫碰头会上当众宣读，赢得满堂哄笑，然后将信撕掉了事，也算是出了气泄了愤。他很明白，李普曼不是他可以撤职的官员，而要封杀呢，更是他想都不敢想的。 李普曼和约翰逊的关系也许更为典型。约翰逊早就想结识李普曼，曾有机会在南方家乡荣幸地接待过他。肯尼迪遇刺身亡后，其出类拔萃的智囊团不把约翰逊放在眼里，而李普曼却认为这个南方人正是当令之人，会有利于解决种族冲突等紧迫社会问题。从历史上看，擅长和国会拉关系的约翰逊在民权和福利等方面的成就也确实远胜过肯尼迪。能得到李普曼的支持，约翰逊喜出望外，优礼有加，“电话征求意见，生日馈赠礼品，白宫共进午餐，国宴邀请出席”，还给他颁发总统自由勋章——美国平民的最高荣誉。奈何蜜月不长，当约翰逊一步步扩大越战后，李普曼坚决反对，在专栏中批评再三。约翰逊怒火中烧，固执地认为国内对越战态度的转折点就出自李普曼的文章，从此断绝往来，还处处伺机击败李普曼。不过作为总统，他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而最终击败他的正是越战。 长期的记者生涯使李普曼确信，一个记者首先必须保持对权力的独立，不应成为任何权贵的密友:“一个新闻记者和国家元首之间必须要有一个很大的距离。我应该在全国记者俱乐部入口处镌刻上这么一句话:‘君王未可信’。能听得进哪怕最小批评的君王，真是少之又少，他们之中几乎没有人能离开阿谀奉承的。”而且“一般说来，总统们都是不值得爱戴的。他们为了跻身这个位置，只好无所不用其极”。 二是记者必须明白自己的身份，他写道:“新闻工作最危险的诱惑就是使人认为自己是在世界舞台上担任公职的人。”“一个作家不是一位社会要人……他也不是一个公共机构、不是‘权势人物’和‘官方’的亲信。他是一个通讯员、一个评论员，他只不过是把自己研究问题过程中的发现告诉读者而已。他不可能包罗万象。” 三是记者理应超越党派。李普曼一再拒绝入仕，也不正式进入任何智囊团。当他选择支持一位总统时，党派不是他考虑的因素。他还严格区分对领袖个人的爱慕和对此人出任公职资格的评价。虽然他喜欢老罗斯福，但在1912年竞选中，他认为威尔逊更适合当总统。在他的观念里屈从权力是人格大忌，他没有依附权力的愿望，也没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概念。新闻记者不言忠，忠——只有对国家和原则的忠，而非对任何官员个人或党派的忠，否则又谈何秉公议政？又妄论舆论监督之大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