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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三道四的权利 一个专栏作家凭什么有如此批评政府的权利？李普曼在七十岁生日宴会上专门对此作了答复: 我听到批评者们在说:“必须要有那么一个人自以为知之甚多、而对如此众多的事情说三道四，这难道不荒唐可笑吗？你写的是关于外交政策，你见着那些每天从全世界各地雪片般飞到国务院来的电报了吗？你出席了国务卿及其顾问们的那些碰头会了吗？你是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吗？你所谈到的那些国家的情况又如何呢？你在唐宁街十号当过政吗？你又如何探听到克里姆林宫的考虑？你为什么不承认你是一个局外人，而且因此就概念而言，你是一个大笨蛋？ 那么，你怎么敢对你自己政府和别国政府的政策妄加解释，更不用说擅自批评和反对了。” …… 这真是来势汹汹，但是我在遐想中，不费什么周折就战胜了这些批评。我对批评者说:“伙计，你可要当心，你再讲下去你要告诉大家:我们生活在一个民主制度下的共和体制中，并且任何人都应当被允许投票选举，这一切是多么荒唐可笑；你接着还要否定民主原则本身，这一原则坚信局外人是应当凌驾于当局者之上的。你还要告诉大家，那些因为是局外人而成了大笨蛋的人民，是不能来管理他们自己的。 更有甚者，你将证明甚至连当局者也没有资格明智地管理人民，因为当局者人数很少，也许最多只有四十人，他们能看到（或者起码是有资格看到）雪片般飞往国务院的电报，当你想到这点时，又有多少参议员、众议员、州长和市长能看到你所谈论的这些电报呢？他们对于由谁来领导我们的事情，都有强烈的见解。” 这就是典型的李普曼风格，简明扼要，句句在理。他顺着对方的思路，将其逼至逻辑绝地——要么坦率地反对民主，要么承认人民表达的自由。封住人民的口，就是封住民主的路。 人们不禁好奇:是什么成就了李普曼？想来第一条还是法治的大环境。美国早在殖民时期的1730年代，汉密尔顿律师就在曾格案中雄辩地捍卫了人民批评政府的权利。建国后，以“权利法案”著称的宪法前十条修正案又将这些基本人权法定下来，这是李普曼议政在最根本层次上的保障。 其次是时代造就。李普曼生逢其时，身处报业的黄金时代，报纸是当时公众获得信息的主要来源，加上报业辛迪加的相互转载，影响之大可想而知。李普曼一生的主要论坛就是《新共和》、《世界报》和《先驱论坛报》等几家报刊，但他为一家报纸所写的专栏动辄同时见于几百家报纸。当然，美国的大国地位也无疑增加了李普曼评论在国际上的重要性。 再则就是报业的私有制度。相对于观点而言，报业老板也许更看重报纸受公众重视的程度，所以对李普曼这样说什么都会有人听的大师，去限制他的观点是毫无意义的。在发表第一篇T&T专栏时，《先驱论坛报》专门加上按语:“我们期待李普曼先生在他的文章里和他过去的社论一样不采取中间立场，他应该按他选择的题目自由发挥，阐述自己的任何观点。不管我们的读者碰巧同意或不同意他的观点，他们从李普曼阐发的观点中只会受益，我们对此很有信心。”在1944年大选中，李普曼对第四次连选的民主党候选人罗斯福和共和党候选人杜威都不甚满意，一度不偏不倚。老板来到他办公室催促，他说自己的表态也许会对他不利，老板叹口气答道:“这没有问题，只要你表态就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