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报刊评论无数，为什么独独李普曼成了“专栏霸主”？这只能归功于他的过人之处。李普曼的头脑像聚光灯一样不停地搜索眼前发生的无数事情，权衡轻重，锁定最要紧的来评论。他挥笔成文，话题无所不及——国家大事、社会问题、民主道德、外交事务。他的政论继承了《联邦党人文集》的传统，旨在提问题、讲道理，引导公众思考和探讨公共事务。在他的笔下，抽象乏味的理论变得栩栩如生。 读他的文章，公众不仅能获得必要的信息，而且潜移默化地训练了自己的理性思维和高尚情趣，从而习惯于服从真理而非权力，习惯于思考问题而非盲从盲动。李普曼文章中渗透的洞察力、分寸感、辨析性、对事物的包容平衡和超然公允的态度，使读者即便不同意他的观点，也会开卷有益。他不仅成为公众的良师益友，也被公认为华盛顿主要的引领品味人（taste-maker），维护着公民社会的正气。李普曼从不媚俗，当他发现流行观念有误时，敢于逆潮流而动。但同时他也清楚自己的职业与民意密切相关，凭着一种敏锐的直觉，他从来不让自己偏离民意太远，这也是他能长期保持对公众说服力的秘密之一。 除了每周的专栏，李普曼还发表了大量著作:《外交赌注》、《公众舆论》、《幻影般的公众》、《道德序论》、《良好社会》、《公共哲学随笔》等，既有演讲或政论集，也有专著。其中《公众舆论》一书对舆论如何形成有独到精辟的见解，被视为新闻传播学的奠基之作。1938年，巴黎召开为时五天的“李普曼学术讨论会”，法国政府破格授予他荣誉军团骑士称号。1962年后，李普曼又和《华盛顿邮报》与《新闻周刊》合作过几年。1967年5月25日，最后一篇T&T见报。1974年，李普曼以八十五岁高龄坦然走完他的精彩人生。 现实外交观 李普曼影响最大的还是他卓越的外交事务分析，特别是二战后对国际局势的一系列评论，主要有: 1943年:《美国的外交政策:共和国的盾牌》，主张将外交政策建立在国家利益和结盟的基础上。印数五十万，美国三军发放，被各国译成十几种文字。 1946年:分三部分连载的关于德国问题的文章，反对英国把德国作为反苏堡垒，主张建立统一而松散的德国联邦。欧美每家重要报纸都转载了它，反响强烈。 1947年:《凶事预言》，描述欧洲困境，呼吁美国对欧洲提供经济援助，有效推动了马歇尔计划的通过。 1947年:逐条反驳署名“X”的乔治·凯南关于“遏制”的文章，分十四次连载，世界各国外交部和总理府都仔细研究。单行本取名《冷战》，这个词从此流行开来，成为一个时代的名称。经过深思熟虑后，李普曼认为“斯大林不过是步彼得大帝和伊凡雷帝的后尘而已”，并非凯南所言的意识形态狂热分子。他主张美苏关系在欧洲实行政治解决，而不是在苏联周围进行遏制。 1958年:四篇采访赫鲁晓夫的文章，在世界各地报刊上广为转载，各国外交官仔细研读，单行本为《共产主义世界和我们的世界》，李普曼由此荣获他第一个普利策奖。 1961年:再度访苏后写的三篇采访，为各国外交部的热门读物，成书后名《面临苏联的考验》，为此他再次荣获普利策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