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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过导演的自述，他其实也在这个语词上非常纠结。余则成投诚中共，是为了对左蓝的一往情深，除了这个，其他的一切理由都略显虚矫。为此，剧情设计了吕宗方为了掩护余则成而牺牲的情节（因为欠命而投诚，理由自然要合理许多），设计了余则成到河北的根据地接受教育的情节，还设计了左蓝牺牲以后余则成反复自学《为人民服务》的情节（当然余在保密局办公室里大声念诵毛泽东的文章实在令人很汗；他把左蓝的一干遗物带回家保存，在我这种谍战片看多了的人看来，也是不符合地下斗争的原则的）。这些都是为设计而设计，是想要说明余则成的义无反顾是有因可循的，是合理的，也是可靠的。余则成经过这几件事，如同左蓝对他说的那样，他“曾经”是因为爱情投靠中共的，“现在”不是了，他已经蜕变成了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这里，剧情出现了一个吊诡的逻辑悖论:如果余则成要完满地完成这一系列艰难的潜伏任务，他必须是个忠诚的共产主义者；但是余则成不是，他是单纯地为了追寻爱情而投奔共产党的队伍的，所以，不管从哪个方面看去，余则成都不会是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者。这让我想起“十七年”小说里经常出现的重要人物都要追溯他出场前的主要经历的叙事规律，并且突然悟到，这种看起来非常浅薄，非常累赘，非常教条，非常妨碍情节进展的倒叙是十分有道理的，它至少避免了如余则成的“突转”这样的关键情节的悬空感。非常冒险的是，《潜伏》整部剧集都是悬在这个无法落实的突转之上的。这种悬空感，你不去深究它，它一点问题也没有，情节依然跌宕，人物依然丰满；但当你和编剧一样较真地企图探究它时，你不得不承认，这里潜伏了一个巨大的问题，而它的不被深究也和当下受众中潜伏的这个巨大问题密切相关。这个问题就是，“忠诚”之谓，它还被人们信任和需要吗？它还能被认为是推动类似大众艺术的经典前提和必要前提吗？ 这个问题，几乎在所有的宣扬正义和勇敢的艺术作品中，永远是不成问题的问题。远如《春天的十七个瞬间》和《无名英雄》，再远如《永不消逝的电波》和《野火春风斗古城》，近如好莱坞热播剧集《24小时》、票房大片《刺杀希特勒》，施季里茨、俞林和顺姬、李侠、杨晓冬、杰克小强、史陶芬伯格上校，这些人物信仰不同，背景不同，职业不同，任务不同，却有个共同点，就是忠诚。他们各自忠诚于他们各自的国家、民族、信仰、主义。这是个对读者和观众而言永恒的诱惑，凡夫俗子心向往之的至高境界，可以归并于从远古就已经存在的牺牲母题。在这个母题的照耀之下，相当一部分矫情的叙事从读者和观众的眼皮子底下淡出，变身为崇高和神圣。《暗算》的编剧就深谙此道。钱之江最后的台词——“我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爱欲之人，犹如执炬；逆风而行，必有烧手之患，这是你。而我，生来死往，像一片云彩，宁肯为太阳的升起而踪影全无。我无怨无悔。心中有佛，即便是死，也如凤凰般涅槃，是烈火中的清凉，是永生！”这话多么文艺腔啊，但是因为此前不吝惜笔墨的铺垫和渲染，到这里从钱总口中缓缓道出，除了优美和圣洁，竟令人别无他想。偶像就是这样炼成的。相形之下，《潜伏》的全部剧情都建立在一种主人公自己尚不明就里的模糊理念之上，实在是拍得有些冒险。不但余则成，晚秋的投奔革命何尝不是因为陷入了和余则成几乎一模一样的困境（爱某人而不得+生死关头被救）呢？这样看，这两人最后的奉命结合真是令人捏一把冷汗哪。 然而它不可置疑地成功了。这大致回答了我刚才提出的问题。和以前的很多谍战片不同，现在的人们可能确实不很需要被煽情、被催泪、被激动了，他们更需要的是情节，是悬念，是设谜解谜的智力游戏。这又大致可以回答我在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标题艺术的新谍战片为什么居然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下东山再起。 然而的然而，我还是想问:当一部走红的红色谍战题材剧集其实不再确切地需要“忠诚”和“信仰”这样的元素时，是不是因为有什么非常可怕并且可悲的事情已然在我们身边发生了呢？朝鲜电影《无名英雄》多处为《潜伏》借鉴，但是像下面我要复述的情节是任何仿制品无法借鉴的:当时俞林和顺姬尚未接头，双方身份晦暗不明，俞林和顺姬同时参加一个舞会，当听到俞林带着厌恶的冷嘲热讽，顺姬默默在一张纸上写下海涅的诗句:“我笑着走在这条路上，/ 我笑着走在沙漠中间，/ 何处是我安息的地方？/ 是莱茵河畔的菩提树下，/ 还是南国的棕榈树旁？/ 我将被陌生的手/ 葬在一处荒漠的地方。/ 白天以阳光为伴，/ 夜晚星辰为我照亮。/ 我走啊走，/ 走向我要去的地方。”多么美好的对理想和信仰的表白，它真的已经不再被我们需要了吗？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