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唐颖 张英 前《南方周末》高级记者，图书总监，现任腾讯网文化中心总监 张英：谈谈你的小说观，如今在文体、结构形式等走到尽头，重返故事是唯一的选择吗？故事对小说重要吗？在生活中，写作占据着你的何种位置？ 唐颖：相对于影视类，小说创作似乎宽松得多，在市场经济的今天，除了审查，影视创作者也同时被投资者控制。因之，回过头来看看小说，觉得这里简直是一片乐园哪。人们在说小说受到漠视，但我觉得它同时也获得了更多的自由。。 我想说，对于我的小说，故事从来是至关重要的，我的心里栖息着各等人物，那些令我难忘的男男女女，可我一直等到有了合适的故事，才会让其中的一些人出场，你也可以说，故事是我所关注的人物的载体，他们的个性必须在故事中展开，而故事本身绵延曲折的进展，出人意外的转折，不可预料的结局－－进展、转折、结局－－故事的戏剧性具有了象征意义，因为我已经从中感受到人物命运的内在节奏。是的，我常常被生活中的故事激动，并产生写作冲动，然后又企图编织故事去激动读者。 勿庸讳言，我在写作的时候，我的面前有读者，我不希望我的小说是晦涩的，我希望他们能毫无阻碍地感应我的内心，我会在乎他们阅读时的感觉。但这只是表明我的写作有所顾及罢了。就我的写作风格来说，我更擅长叙述故事，可我又不想得心应手地写下去，我仍然在寻找新的合适于我的叙述方式，无论如何，对于一个创作者，“得心应手”也是创造力萎顿的开始。 写作是我生活的部分内容，我觉得重要却没有因为它而放弃什么，就这一点，我是个平庸的写作人，难道我想面面俱到吗？好像又不是。你看，我的日程表中写作的时间很少，一星期有三个半天已经很顺利了，那是在手头有东西写的时候，有时候，两三个月都在“不写”，然而，“想写”的感觉却跟着我。对于我，有“写作”的愿望，比“写作”更有意味，生存意义因为它而有所提升，这种说法好像很空泛。确切的感觉是，当我进入写作状态，便开始远离现实，是的，我找到了远离现实的方式，感谢上帝，我找到了这样一种方式。 张英：你曾说到中文系不是你理想的专业，但你的写作却断断续续地进行着。从你作品来比较，早期作品比较单纯朴素，到了《不属于我的日子》，这种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世界的冲突已经达到了不可和解的地步。但到了《随波逐流》，仿佛你已经无奈地同现实世界达成了某种妥协，而这几年的小说，从对形式的刻意到对故事的刻意，以及注重感觉、细节、氛围的营造，你的写作也发生了不少变化，对此你更多是基于哪些考虑? 唐颖：说些题外话，你一直很推崇《不属于我的日子》，这篇发表在95年《钟山》讲述残酷青春的小说，却是在2016年的今天被民营电影公司青睐，这家公司不少八零九零后年轻人，她们对这篇小说的喜爱和深切的感受力，令我感慨，想来当年小说先于时代一步而不被关注，“不属于我的日子”，也是我的写作生不逢时的感觉。98年我在上影厂任职剧本策划时，上影的某位与我同龄的领导对我说过，你的小说，都可以改编电影，但要在二十年后。《随波逐流》97年在《收获》发表后，北京有五家影视公司来谈改编，虽然这是一部非常上海的故事，其中一家公司的策划是沈芸，她索性带了律师住到我家附近酒店，我把小说改编权给了她，却没有通过当年的审查。最近听说关锦鹏导演非常想把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但在如今的商业影片大行其道之时，这类文艺片是否能获得投资人支持呢？ 说到写作的变化，事实上，在写作过程中，这种改变是不自觉的。有些是技能上的进步，从叙述的青涩到圆润，写作过程也是练笔过程，从最初写作到现在，我一直在为“怎么写”而努力，我在进步吗？但是，单从数量上看到的是，多部作品后面是多年的时间，也就是，我的生命也在成长，或者说，我的生命正在流逝，这种感觉很悲哀。生命的基调变了，创作的基调也在变，一切都是不由自主的。 张英：看得出，你对人的物欲、情欲要求一直是持肯定的态度，然而，关于这个话题却总是频繁受到指责、批评，你能否谈谈个人看法？ 唐颖：是“肯定”吗？可我的故事好像在告诉人们，你得为自己的欲望付出代价。欲望本是社会前进的活力，可我或多或少被中国文化制约，在直面它的时候，已经有了道德态度。然而，我很怕我的小说有“警世”作用，我希望能客观地描述我的人物，那些有欲望有活力因而也让自己的人生充满戏剧性的人物，他们经常需要选择，为了一些在旁人看来是卑微的愿望，他们舍此取彼，让心灵饱受煎熬，这一刻的人性最丰富。也许，个体生命太渺小，和时代的大而化之比起来？可却让我看到自己的写作价值，描述这一个个渺小的个体生命是我不倦的追求，假如这也能称为追求。我想说，没有选择的人生是不人道的，这便是我对我笔下人物的肯定。 张英：你对一度流行所谓“女性写作”（女权主义）这一概念，和那些作品有何评价？ 唐颖：Feminist也常被译成“女性主义”，“女性主义”听起来比较冷静，而不像“女权主义”那么咄咄逼人，是吗？记得好些年前，我读过一组女作家的文章，是讨论关于妇女问题，她们几位上来第一句便是，“我不是女权主义。”我是什么感觉呢？感觉是失望（失望是温和的说法），在一个文化传统如此男权的社会，女作家们纷纷要和“Feminist”脱离干系，是不是个可悲的现象？ 在中国，曾经男女同工同酬，男女平等是被体制规定，而不是文化上的觉悟，因此一到改革开放，各种形态的生活都可以出现的时候，整个社会在某些方面竟出现了倒退，即体现强烈的男权化的倾向，只要看看各种服务行业对年轻貌美女子的需求，便会发现我们这个东方社会的本色。 苏青是一个不自觉的女性主义者，她的小说《结婚十年》和同时期发表的随笔，有着鲜明的女性主义立场，但她的女性觉悟是从经验获得，比起同时代的左翼女作家，她与男权社会的对峙是自发的，孤立无援的，也因为此，苏青更让人难忘。是的，比起张爱玲的世故冷静，率真热情激烈充满身体活力的苏青更有女性魅力，可悲的是，她的精神早已先于她的肉体死寂，她才是最寂寞的女人啊！ 张英：你相信爱情吗？在你的笔下，爱情仿佛不存在，总在毁灭、粉碎，今天你已经拥有一个温暖的家，你感到满足、幸福吗？ 唐颖： 毁灭、粉碎，这常常是爱情的结局，当然，这证明爱情是存在的，只是结局不够好罢了。然而，任何好结局都是庸俗的，文学是悲声的场所。在这个粗鄙的时代，爱情显得多么脆弱、不堪一击，当然这还是在大冲突到来的时候，它的消失还有眼泪做祭奠，有悲剧的仪式感。而日常生活也就是“现实”这把钝刀，更是爱情的天敌，你甚至毫无痛楚，而情感已经变质，或者说在被“现实”磨损、消耗，是的，爱情是美的，而生命中所有的美都是转瞬即逝无法把握，你说得对，这几乎是我所有小说的主题。我悲观吗？然而，这不正是我的写作动力？ 至于我个人生活，如何能用“满足”“幸福”这样的词？这样的词似乎只属于媒体上的明星，是她们摆pose时的基本状态，当她们在向天下告白自己有多幸福时，我竟为她们感到忐忑。我和我周围的人一样，是一群生活在挫折、失败、和不间断的伤害中的生命。可日常生活的琐碎、麻烦，使你连这样消极的情绪都无法聚积，你会变得无情无绪，麻木不仁，我必须通过写作抗拒的状态。 张英：你说这是一个故事的时代，我理解是你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物质社会获得了更多的写作资源，但在更多的表象背后，生活不是很简单甚至单调吗？你的这种写作观能够坚持多久？ 唐颖：我并没有简单、单调的感觉，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更能感受生活的丰富性。种种生活表象给我更多的是体味、感怀，获得的是对生命本质的醒悟，事实上，我的写作不仅是从“目前状态”获得资源，我也从记忆中获得，我以今天的目光去审视过往，新的故事又涌来了。 张英：也许我的感觉不太准确，在你的部分小说中，人与物的对比仿佛颠倒过来了，在巨大的物的面前，人显得那么渺小和卑微、软弱，人的精神没有力量，在物的面前粉碎、被击败，当然小说家展现人在欲望中的挣扎过程，但我还是觉得你是不是太悲观了？ 唐颖：我的小说给你这样悲观的感觉吗？可我对这个问题看法并不悲观，我曾和另一位评论家陈惠芬讨论过这个问题，经济起飞带来消费时代，必然产生物质主义的一代，这听起来是负面的，对于我却有更多的正面的意义。因为，我是在文革中成长，那个时代没有个人，只有群体，堂而皇之的理想后面，是残暴的兽性的张扬，消费时代也是更个人化的时代，表明了某种无所不在的个人选择，是对群体化意识形态的消解。今天人们对于物质的巨大热情，是对于当年匮乏的补偿，也是人性受压之后的反弹，这种物欲的需求不会永久地持续下去，人们必然在沉溺中失却自己，又在挣扎中找会自己。人的精神是在与自己的抗争中变得强大。 然而，人的确又是渺小的，和时代的潮流相比，过往的政治潮流，今日的经济潮流，你永远无法选择你向往的时代，你永远有生不逢时的感觉，要说悲观，这才是我的悲观。 张英：你曾说过，文学在九十年代以后更自由了，表现视野更开阔了，文学不再是文化人的文学，而是大众的文学，这是否表明你的写作立场和态度？你部分小说场景似乎总发生在酒店、写字楼，即白领阶层，这是否是一次有策略的时尚选择呢？这种写作仿佛已成为文坛的流行时尚。 唐颖：我却是觉得文坛对于今日城市生活的表现还远远不够，以今日生活的开放度和丰富性。是的，新生活的开拓性已远远超过了文学。所谓开放，并非是你展示了多少“性”或者“暴力”，而是你对人性不同层面的揭示，人性中有多少盲区在新生活中转变为新的危机，文学对此的探索还刚刚开始！ 文学一旦进入市场，文学的价值取向也不再由圈内权威舍取，有时候你觉得它好像堕落了，看看图书市场对严肃文学的排斥和充斥的畅销读物，但，这正是文学冲破禁忌的时候，在经过了饥不择食的阶段，人的口味才会高尚起来，而生活的种种可能性也同样会延伸到文学。 关于我的小说题材，事实上，真正以酒店或写字楼为背景的所谓“白领小说”只有三部《丽人公寓》、《无性伴侣》、《告诉劳拉我爱她》，大部分小说，包括我自己认为更重要的那些小说，如《随波逐流》、《无力岁月》、《糜烂》、《不属于我的日子》、《冬天我们跳舞》、《纯色的沙拉》、《寂寞空旷》、《阿飞街女生》、《当我们耳语时》、《名媛》、《初夜》、《如花美眷》等完全不是白领题材。让人产生错觉，是否因为我写过的所有故事都是城市背景，我的主要人物都是上海女人？ 在城市生活久了，会产生这样的错觉：似乎男人都是匆匆过客，女人却从容地安营扎寨，施展在光怪陆离的舞台上，成了主角。城市充满了各种诱惑，城市女人的路途也充满了陷井，没有比今日的城市女人更有危机感，她们在暗礁遍布的洪流中沉浮的过程是最有生命力的华彩段。而上海是城市的经典，有过辉惶的过往，之后的没落与颓唐，从这儿走出来的女人先就有了沧桑气息。 张英：谈谈你喜欢、受过他们影响的作家。能否谈谈张爱玲？我觉得你们两人的作品有某些共同的艺术特怔。 唐颖：几乎是整整两个世纪的西方作家影响过我，不仅是在写作上，也是我青春期时需要的蛋白质和维生素。能够列举的作家太多了，但直接在写作上给我影响的是法国新小说派作家，我的第一篇小说《来去何匆匆》的叙述方式，便是模仿米歇尔·布托尔的《变》。 读到张爱玲的小说是在1984年。张爱玲小说的深刻与尖锐是要在自己的生命也成熟之后才能感受，她的小说没有诗情，没有乌托邦，几近于豪华的文字讲述的却是一个腐烂的人生，这样的小说如何能让一颗年轻的心去获得感应呢？年轻便是诗意盎漾、充满期待、毫无戒心，张爱玲的洞察力是对“年轻”的打击。 如果说有什么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是以上海女人作为故事的主角，上海这座被西风熏染的城市，五十年来是在瓦解中，然而某种特质却从血液、或者说是遗传中保留下来，就我的认识（可能是偏颇的），上海的个人生活一直要比上海的文化生活更有前卫性，即便是在专制的年代，上海的某些人群依然顽固地保持着其个人性，逃身于时代的洪流，上海人对环境的险恶感是比任何人都强烈。即便今天已经进入开放的年代，上海的文化也远比经济来得落后和保守，不过又有什么关系呢？生活的覆盖力量总是更强大。而我常常觉得自己不属于这个时代，同时，却是怀着紧迫感讲述我需要讲述的故事。 【访谈于2016年9月经过补充修改】 唐颖，上海出生，1982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6年发表第一篇小说《来去何匆匆》，出版中篇小说集子《丽人公寓》、《无性伴侣》，《多情一代男》，《纯色的沙拉》。《瞬间之旅――我的东南亚》，《红颜――我的上海》，长篇单行本《美国来的妻子》，《无爱的上海》，《阿飞街女生》，《初夜》，《如花美眷》，非虚构长篇《加油小子――美国高中陪读笔记》，小说《红颜》曾被改编为电影《做头》，由关锦鹏监制，关之琳、霍建华主演。长篇小说《上东城晚宴》刊载于2016年第5期《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