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作家之胡风
    在胡风的文学批评之路中，他一直关注中华民族历史进程和人民的疾苦，具有强烈的文化使命意识。他将这种内心激烈的情感熔铸到文学观念和文艺批评之中，提倡“写真实”的现实主义，主张发扬主观战斗精神。这构成了21世纪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极其宝贵的本土性、独创性的精神资源。
    博学敏锐的“艺术观察者”
    “胡风集创作、批评、翻译、编辑于一身，其文艺思想曾对20世纪中国文艺思潮，尤其是左翼文坛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并在国际上享有一定的声誉”。胡风的文学批评理论和著作是在这些文艺工作中不断地发现、总结、浓缩出来的。他的文艺批评具有多元化的特点，涉及到文学文体评论，有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涉及到艺术文体评论，有戏剧、电影等。虽然胡风的文艺评论几乎涉及到文艺工作的各个角落，但是这丝毫不影响胡风文艺批评的质量。
    在诗歌领域，胡风认为“诗人的声音是由于时代精神的发酵，诗的情绪的花，得循着社会的或历史气候……时代精神的特质要规定诗的情绪状态和诗的风格”。他在诗歌理论的建构与发展中融入了主观战斗精神，达到人诗合一的境界，凭借现实主义为基础的诗歌表现形式，来展现创作者自身饱满的情感状态。胡风建构了诗学美的范畴，强调诗的内容与形式的交融。这不仅对七月诗派的构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国现代诗歌提供了理论支持，推动了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在小说领域，胡风不同于其他现代批评家的小说批评，他在这一类批评文章中融入了更多感性的成分。对于小说题材，胡风具有独特的敏感度，如在关注欧阳山的作品时，他提到“一副面孔，一个性格，他总是用着粗粗一看好像是杂乱的甚至灰黯的色调曲折地衬照出来”。胡风对小说描写的这种直觉性的发现和感触性点评，将作者的写作意图和作品中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生动而不生硬的展现出来，使小说批评不再枯燥乏味，又能鞭辟入里。在战争时期，胡风对报告文学文艺标准的确立和评判也是非常独到的。他认为报告文学作品应该“和战斗者一同怒吼，和受难者一同呻吟，用憎恨的目光注视着残害祖国生命的卑污的势力，也用带泪的感激向献给祖国的神圣战场敬礼”，“而读者的我们明显地感受得到，作者们是希求把这怒吼，这呻吟，这目光，这感激，当作一瓣心香，射进不愿在羞辱里面苟且偷生的中华儿女们底心里的”。报告文学记录的是时代的烙印，不仅是战争时期文学工作者对于文学形式的新运用，也符合文学接受者对于文学发展的要求，反映着时代的要求。另外，胡风在鉴赏批评戏剧、电影等艺术时，能够发现这种文艺表现形式内部的发展规律，触类旁通，从而为各种文艺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胡风的文艺评论不仅评论范围广，而且将这些文艺评论融入到各种文学表现形式之中，如论文、书信、序、随笔、发刊词、后记等，具有本体性、独创性的特点。胡风能够结合具体的时代和实际的文艺发展需要，在文艺批评和文艺发展方面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创造性意见。胡风无时无刻不在阐释着自己对文艺理论的独特见解，表达着对于文艺发展的热切期望。在1946年内战时期的上海，胡风为《大公报》副刊《文艺》元旦特刊写的一篇文章中问道：“所谓文艺或文化底战斗性或力量，不正是在于反映痛苦现实里面的人民底愿望么？”内战给刚刚结束抗日战争的中国人民重新带来了痛苦，那么文艺该怎么展现？胡风能够敏锐捕捉时代气息，不断地探寻出最适合所处时代的文艺发展方式和方向。不仅是对实时性的报纸，胡风在对所处时代的流行表演艺术的评论或者与友人的通讯往来中，都渗透着文艺理论的表达，如《为〈云雀〉上演写的》一文中，胡风探讨了知识分子性格矛盾的悲剧以及如何进行战斗的问题。在《为了电影艺术底再前进》中，胡风通过《松花江上》这部电影，论述了电影艺术工作者应坚持的原则和电影艺术如何前进的问题。这样本土性、创造性文艺评论的提出，一方面体现出胡风文艺理论水平之高，另一方面展现出的则是胡风在探索文艺理论发展过程中内心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启蒙现实的炽热的“精神斗士”
    胡风的文艺评论熔铸着他内心炽热的感情和对于文学、文艺发展的责任与担当。胡风认为文艺批评应该“为的是追求人生”，“在文艺作品的世界和现实人生死的世界中间跋涉、探寻”，胡风的文艺批评观和价值观中带有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功利性，因为鲁迅的传统启蒙意识已经深深地融入到他的文艺思想之中。他具有着崇高的审美情怀，并渴望建立完美的文艺批评体系。胡风为人生、为弘扬民族文艺的批评精神一直贯穿在他的文艺批评实践之中。
    鲁迅作为中国文学史、思想史上影响巨大的文学大家，他的文艺启蒙思想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文学爱好者和创作者。胡风则像是鲁迅的学生一样，对鲁迅思想的领悟、对鲁迅启蒙追求的认同，超过了同时代的其他人。胡风的文学批评非常重视对鲁迅及其著作的评说与阐释。高文波在《胡风文学批评论稿》中提到鲁迅对胡风的影响，“不仅直接归约了他的功利主义的文学观，还使他之后始终不渝的遵奉现实主义的文学原则”。胡风一方面继承着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启蒙传统，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思考着新的民族文学形式。他主张从生活实际中学习接受，与人民建立真实的联系，书写真实，表现真实，把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作为整个文艺批评理论以及实践的度量衡。胡风强调，“从我开始评论工作以来，我追求的中心问题是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实践道路和发展过程”。自五四文学革命开始，中国文学的发展打破了“瞒”和“骗”的文艺格局，对现实问题进行反思总结，加强了文艺与现实生活的联系。胡风对于“现实主义”的坚守是一种“真实的坚守”，他坚持“决不用大原则（政治性）当作帽子去乱戴或当作棍子去示威，而是把它当作引线去分析作品的真实性或真实度，由这推动作家检查自己和生活、和人民的联系”。另外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学来看，胡风更加积极地接受外国的文学影响，提倡鲁迅“站稳了战斗的立场”的传统。胡风主张走出传统文化的藩篱，接受新的理论视角，拓展新的理论视野，开掘新的理论内涵。当然这并不是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理论，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与外国优秀文艺理论结合，从而更好地为中国文学实践和发展提供有生力量，为中国文艺理论的建构提供一种新的可能。
    胡风强调表现现实主义、贴近生活的同时，还主张发挥主观战斗精神。“胡风不止一次地强调：‘没有生活就没有艺术’，强调作家的主观精神，同时也非常强调人民大众在民族和民主解放斗争中的力量和作用。”主观战斗精神和现实主义两者相辅相成，胡风是发自内心地为文艺反映生活而斗争的，是现实主义的文艺战士。胡风对于文艺的坚持有着强烈的信心，对于文艺反映生活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在文艺活动中，创作主体的思维方式、创作观念、创作方法直接影响作品的质量。胡风认为创作主体是文艺活动中重要的一环，他主张“主观战斗精神”，强调创作主体需要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将自身的情感体验与现实生活相融合，切身体会现实生活中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通过文学作品表现出来，再去启发现实。他“反对把青年变成和尚尼姑的‘为人’上的‘冷静’哲学，而要歌颂为民族为人民受苦受难的献身热情（passion）”，“反对把艺术送进神庙的‘冷静’美学，而要堂皇地拿出战斗的现实主义的立场：‘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能爱，才能文。’”需要注意的是，胡风提出的“主观战斗精神”不同于“主观主义”，这不是一种无节制的狂热，而是一种基于现实生活的能动性反映，通过反映现实来探索现实的真实。
    纯粹艺术理想的“守望”与“实践”
    胡风的文艺批评理论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其对于同时代以及后世的文艺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胡风饱含着对艺术的热切期望，是一个理想纯粹的艺术守望者。他不仅执著于艺术的纯粹，而且大力扶持文学新人，为更好地推动文艺发展培养新生力量。他的这种对于纯粹艺术的守望和对于艺术理想的实践，都值得后辈文艺工作者不断学习和感悟。
    胡风基于文艺实践提炼出来的主观战斗精神，是更好地进行文艺创作的方法。他主张在文艺实践中“用‘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去理解对象，分析问题；对人对己任何事情‘都要经过自己的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要提倡奴隶主义’”。文学工作者作为文艺实践的主体，需要发挥主观战斗精神，挣脱理论的束缚，深入现实，体会发现。当然，这种文学上的主观能动性不是自由主义，“对于一个作家，自由主义是绝对不能容许的”。文学工作要符合时代发展中新的文学标准。另外，胡风强调表现现实主义，因为现实主义来源于生活的实践反映。他渴望艺术与生活实践建立密切的联系，文艺应该走进现实生活，和人民群众紧紧联系在一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对中国普通劳苦大众的启蒙是微弱的。胡风凭借着对文艺纯粹的坚守，在文艺启蒙之路上加强了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他努力拉近艺术与现实的关系，将主观战斗精神和现实主义相结合，但是由于文艺受众远没有达到胡风理想的状态，针对文艺实践提出的理想的文艺理论依然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文艺价值标准。因此我们重视总结艺术实践，提倡主观战斗精神的力量，但是不能偏离真正的社会实践经验。否则文艺理论就像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为一种空想式的理论架构。
    胡风在文章中提到“要为文艺请命：不要逼作家说谎，不要污蔑现实的人生”。文学来源于生活，生活有着光明的一面，也有着黑暗的一面。文学即是人学，文艺工作者在生活中求生存。相对于掌握真正话语权的“实权者”，文艺工作者的力量是弱小的。面对生存的压力，他们不得不标榜“文明与高尚”的旗子，小心翼翼地表现现实生活。这种浅显的表现使文艺发展逐渐脱离现实，远离现实主义。文艺虽然不能展现所有的现实生活问题，但是文艺本质的深刻性不能消失。所以胡风强调要克服个人主义，改造作家和评论家的世界观，形成为无产阶级劳苦大众服务的主观战斗精神。文学批评实践应该饱含着对现实社会的热情以及对人民群众的深切关怀。胡风坚持的文学批评不是对文学文本的强制阐释，不是为了“迎合”而进行的扭曲阐释，而是以阅读大量文学作品为基础，结合实际及对相关资料的深入研究进行理性、真实的阐释。文学批评不是为了教文学创作者应该怎样去创作，而是发现和说明文学问题，归纳总结文学创作经验。文学创作者也不能处在文学批评的“阴影”下，需要寻找与文学批评之间的“默契点”和“共鸣点”。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相结合，艺术实践和生活实践相结合，共同传达一种基于生活实践的艺术化的真理探寻，从而更好地满足人们渴求的精神愿望。这样才能够对具体的文艺实践和社会实践起到应有的作用，发挥文艺应有的价值。这是胡风文艺理论的内在追求，也是胡风对于文艺理论发展的期待、守望与实践。
    身为一个批评家，胡风指出了在时代潮流中文学的内在精神和发展方向，并且积极引导文学工作者向这种精神靠拢。因此文学批评家在进行文学批评工作时，要继续发扬胡风文艺批评精神，善于发现问题、敢于揭露问题，不能够只是表面化地阐释作家写了什么、怎样写出了这样的文学作品，更重要的是要探寻作者通过写作表达出的心理状态和精神追求以及作品内含的普世价值。胡风坚持“主观战斗精神”，坚持现实主义的“主体性”，追求文艺价值能够最大化，都体现出他对文艺发展认识的突破性和超越性。胡风理论作为一种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生活实践基础上的独特理论建构，依然处于理想的未完成状态，但他提出的本土性、独创性的新见解却能引导后来者打开思路，促进文学理论的创新，引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这是胡风文学思想多元化的价值所在，是其理论生命力的延续，也是他作为一个实践的“文化战士”所给予未来中国文学创作和中国文艺理论发展的深刻思想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