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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李斌：《河上肇早期学说、苏俄道路与郭沫若的思想转变》， 《文学评论》2017年第6期。 [2] 黄侯兴：《论郭沫若“青春型”的文化品格》， 《文学评论》1992年第5期。 [3] 参见谢保成《郭沫若评传》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0年) 中的有关章节。 [4] 参见郭平英：《一个共产党员的泰然》， 郭沫若故居、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编：《郭沫若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4年;吴奚如：《郭沫若同志和党的关系》， 《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5] 谢新华：《郭沫若同志和党的关系献疑》， 《郭沫若学刊》1999年第1期。 [6] 笔者2018年初采访郭平英女士， 她在林林先生生前曾向他请教她姨母逝世前的情况， 林林先生谈到了这些事。 [7] 郭沫若：《断线风筝——纪念于立忱》，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3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2年， 第414—415页。 [8] 详见郭沫若《黑猫》， 现代书局1932年出版。 [9] 郭沫若：《流沙》、《离沪之前》，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3卷， 第244—260、298—299 页。 [10] 汪曾祺：《沈从文转业之谜》， 沈从文：《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沈从文文物与艺术研究文集》， 北京：外文出版社， 1994年， 第2页。 [11] 陈徒手：《午门城下的沈从文》， 《读书》1998年第10期。 [12] 《周恩来书信选集》，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年， 第371页。 [13] 李斌：《论抗战结束后郭沫若对沈从文的批评》，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7 期。 [14] 李斌：《沈从文与民盟》， 《文学评论》2016年第2期。 [15] 《作家团年》， 《文汇报》1946年12月30日。 [16] 郭沫若：《路边谈话》， 《新华日报》1947年1 月16日。 [17] 郭沫若：《新缪司九神礼赞》， 《文汇报》1947年1月10日。 [18] 沈从文：《新书业和作家》， 《大公报》1947年1月21日。 [19] 郭沫若：《拙劣的犯罪》， 《文汇报》1947年1月27日。 [20] 沈从文：《北平的印象和感想》， 《沈从文全集》第12卷，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年， 第385—386页。 [21] 沈从文：《一种新希望》， 《沈从文全集》第14卷，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年， 第279—280页。 [22] 郭沫若：《斥反动文艺》， 《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 1948年3月1日。 [23] 沈从文：《致丁玲 (19490908) 》， 《沈从文全集》第19卷，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年， 第49页。 [24] 解志熙：《爱欲书写的“诗与真”——沈从文现代时期的文学行为叙论 (下) 》，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12期。 [25] 李斌：《〈老同志〉与沈从文创作转型的努力》，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4期。 [26] 李斌：《沈从文的土改书写与思想改造》，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4期。 [27] 沈从文收到开明书店通知后， 在1954年1月给大哥沈云麓写信说：“小说完全失败了， 可以说毫无意义， 在家中的也望一切烧掉， 免得误人子弟。”同月， 他给朋友“道愚”的书信中说：他坚持写小说， “什么人都受不了这个试验时， 我还是不以为意， 要把它搞好。以为必有一天， 可以用到更有意义的更新的需要上去。到书店正式通知我说书已全部烧去， 才明白用笔已完全失去应有意义。”他又在1954年秋给潜明的信中说：“我弄文学， 胡写了几十年， 可说毫无意义。书店负责人极聪明， 知道对人民无益， 对党国无用， 所印书一把火通烧掉了。一烧掉， 自然什么都完事了。”参见《沈从文全集》第19卷， 第376、379、388—389页。 [28] 丁东：《从五本书看一代学人》， 《反思郭沫若》， 北京：作家出版社， 1998年， 第233、234 页。 [29] 参见王戎笙《郭沫若书信书法辨伪》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5年) 、郭平英《陈明远与郭沫若往来书信质疑》 (《文艺报》1996年5月10日) 等。 [30] 王戎笙：《郭沫若书信书法辨伪》， 第62页。 [31] 陈明远：《新诗与真美的追求》， 《新潮——纪念郭沫若先生》，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2年， 第22页。 [32] 李斌：《陈明远与层累的“郭沫若现象”》，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33] 李斌：《建立在伪史料基础上的“晚年郭沫若”研究》， 《当代文坛》2018年第1期。 [34] 高晓松：《鱼羊野史》第1卷，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4年， 第94页。 [35] 详见李斌：《女神之光：郭沫若传》，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8年， 第516—517页。 [36] 李斌：《郭沫若〈李白与杜甫〉著述动机发微》，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 [37] 林甘泉、蔡震主编：《郭沫若年谱长编》第5卷，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年， 第2098页。 [38]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1年， 第196页。 [39] 《顾颉刚日记》第10卷， 北京：中华书局， 2011年， 第568页。 [40] 罗志田：《近四十年史学的流变蠡测》， 2018年12月15日， https：//xw.qq.com/iphone/m/category/62elldcfelcca7274439efccbdaa8c40.html， 2019年3月6日。 [41] 李斌：《对“非郭沫若”认识装置的反思》， 《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