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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三个流言：郭沫若在十七年期间是表里不一、逢场作戏的两面人。 所谓“十七年”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关键词，指1949—1966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十七年。这一流言主要来自于《反思郭沫若》这本书，该书由丁东编辑，作家出版社1998年出版。 这本书的封面很有意思，它由两个郭沫若的半张脸组成。左边半张脸是红色的，右边半张脸是蓝色的。隐喻郭沫若是阴阳脸，表面上是红的，内心却是蓝的，表里不一，两面派。这个书的封面代表了它所编选的文章的整体观点。 毋庸讳言，郭沫若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是大唱赞歌的，歌颂长江大桥、歌颂原子弹上天、歌颂卫星发射成功等。但《反思郭沫若》的作者认为，郭沫若私下却猛烈地抨击那个人际关系尔虞我诈的时代，不满意自己的职务，批评自己的《新华颂》、《百花齐放》以及其他赞歌都是应制应景之作。 这些流言的证据来自哪里呢？该书编者丁东在文章中提出上述流言时，说他翻遍《郭沫若书信集》，“感到只有写给陈明远的信最为特殊，堪称摘下面具，口吐真言。”[28]该书所收的其他文章也多次提到郭沫若写给陈明远的信，这批信件成为这些流言的关键证据。 郭沫若的确跟陈明远有过通信，这些信件现在保存在郭沫若纪念馆的有9封，陈明远保存了3封，总共只有12封。但《郭沫若书信集》里有69封。这说明多出来的57封信是没有原件作为依据的。对此，陈明远解释说因为“文革”时期那些信被抄走了，他凭记忆把内容复述下来，后来他就把这些所谓的书信发表出来，并提供给《郭沫若书信集》的编者。而这本《郭沫若书信集》，是1949年迄今唯一的一本郭沫若书信集，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为学界所广泛使用。 1992年，《郭沫若书信集》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后，郭沫若的秘书和女儿都曾写文章辨别陈明远提供的书信。他们认为，除了12封有原件的外，其他57封都是假的，即便有原件的12封，对照原件和陈明远提供的抄件，也有许多窜改肢解之处。[29]他们的论证建立在第一手材料基础上，我赞成他们的意见。我认为没有书信手迹和手迹照片为证，且又不在郭沫若生前发表的郭沫若书信都是可疑的。历史研究讲究实事求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就要存疑。 郭沫若的秘书进一步指证郭沫若跟陈明远的通信时间是1956年到1963年，而“郭沫若”抨击自己时代的那些信所署的写作时间很多都在1956年之前和1963年之后，故而是假的。1963年，郭沫若跟他的秘书说，你们给陈明远写一封信，告诉他，他要求的我都给他办到了，让他不要打着我的旗号搞特殊，“以后他来信我也不看了，你们处理吧。”[30]郭沫若是国家领导人又是大文豪，每天收到的信件成百上千，看不过来，秘书要筛选一遍。写给郭沫若的信只有秘书筛选后才能到他的办公桌上。秘书认为这封信是郭沫若的断交信，自然此后郭沫若也就看不到陈明远的信了。郭沫若秘书的话是可信的。我最近翻阅中国科学院档案，连中国科学院外事局这种郭沫若领导下的机构，给郭沫若报送文件时都是报给郭沫若秘书的，并且一般都会致信郭沫若秘书，说明随信报送的文件的主要类别和性质，请他转呈。何况陈明远这样非亲非故的外地青年呢？如果不经过秘书的手，他的信不可能到达郭沫若桌上。 在伪造的信里，郭沫若表达了对时代的抨击，对自己诗歌的不满。假如这些信按照陈明远所说，真的被红卫兵抄走了，红卫兵不会不把它公布出来的。红卫兵在“文革”开始时已经攻击过郭沫若，要抄他家了，亏得周恩来趁机提出了包括郭沫若在内的12人的保护名单，郭沫若才得以幸免。除这些信外，郭沫若从来没有在任何场合表达过对“十七年”的憎恶之情，也没有在任何场合说过《新华颂》和《百花齐放》是应景应制之作，只有陈明远信件这一个证据。孤证不足为凭，何况这个证据还是假的。我们由此就可以确定所谓郭沫若的两面人形象，是陈明远和丁东等人塑造出来的，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陈明远在“文革”时期因为牵涉伪造毛主席诗词案被关进监狱，出来后对那个时代充满了痛恨，20世纪80年代写了很多诗歌诅咒那个时代。同时他为了自己的名声，又说他写诗是郭沫若教的。[31]一个对那个时代高唱赞歌的老诗人，怎么会教出这样一位诅咒那个时代的小诗人来呢？所以他要自圆其说，通过十多年数次伪造数十封书信，层累地塑造了一个“不真诚的郭沫若”形象。[32]这些伪信又跟一些有着特殊目的的人的想法一拍即合，于是就出现了阴阳脸“郭沫若”的形象，对“晚年郭沫若”研究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3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