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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有关郭沫若的流言还有很多，我只是择要讨论了五个。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流言？而且集中针对1949年后的郭沫若？我认为有四个方面的背景。 第一，1978年后，我们进入一个后革命年代，在学术界，在文坛和学术圈掌握话语权的是复出者和海外学者。海外学者影响特别大，他们的观点是我们进行评判人物和作品的主要标准，有着鲜明的冷战意识形态色彩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风靡一时。另外一批就是复出者，50—70年代被压抑的那些人复出了，这批复出者对于当年的当权者多少有些意见。两种势力结合起来，对于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郭沫若等人，自然要重新评价了。 第二，学术研究的范式转移了。在郭沫若的时代，学术研究占主流的是革命史的范式，现在占据主流的则是现代化研究范式。在革命史范式下，我们会把整个20世纪中国的发展编织进革命的进展的脉络中去。以前评价作家，会以他跟革命是否联系得紧密为标准。鲁、郭、茅都是跟革命联系得非常紧密的，尤其是郭沫若，他是革命的肖子。所以对他的评价很高，周恩来、邓小平都说郭沫若是继鲁迅过后，我们文化战线上的又一面光辉旗帜。但20世纪80年代后，占主流的是现代化研究范式。这实际上是以全球资本主义化为准的，以怎么样朝这个方向进展为线索来理解我们的历史和文学。在这一线索上，很多学者理解不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作出过重要贡献的郭沫若的成就，郭沫若被理解成了异类。 第三，很多学者对学术的看法改变了。现在强调的是学术的自由与尊严，强调的是学术的独立。陈寅恪给王国维写的纪念碑被反复宣扬，要求为学术而学术。郭沫若强调的是为革命而学术，所以人们会觉得郭沫若做的是假学术、伪学术。 第四，有关文学的观念也改变了。当下评判文学的标准是文学性，是审美，是它反映个体心灵的深度和文学技巧的圆润。但在郭沫若那个时代，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是是否为革命、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按照今天的标准自然理解不了郭沫若，人们会觉得郭沫若为革命而作出的学术研究，为革命而创作的文学作品都是攀权附势，都是迎合权力，当下很多学者理解不了郭沫若等人心中的革命事业。 有人说，“事件当时出现的说法，即使是谣传，至少也是无风不起浪。这类认知有可能是‘错误’的（特别是涉及政治斗争的说法，不排除有意的党派作用），但一个不实的‘谣’能够‘传’，就反映出某种时代的认知，应予足够的尊重。很多时候，挖掘出的史料虽增强了怀疑，却不足以证伪。据一些看似‘可靠’但未必足据的史料做出对或错的翻案，不如探讨那些不准确的当时说法何以形成。”[40]这有一定的道理，但在能搞清楚真相的情况下，如果不进行“辟谣”的工作，久而久之，“谣传”就变成了“真相”。当然，在厘清真相之后，再来研究流言之所以盛行的机制就更加具有学术价值，但这必须建立在孰真孰伪之基础上。 郭沫若并非不能反思，对他的反思可以从各个角度进行，但必须建立在真凭实据的基础上。况且，当下对郭沫若的反思，无论是出于什么立场和态度，都已经够多了，处于压倒性的优势。在此情况下，我们倒是应该对“反思郭沫若”进行反思。尤其当“反思郭沫若”是建立在一些伪造史料和不实之词的基础上时，其背后的观念结构和传播机制就更值得考察了。 之所以要对“反思郭沫若”进行反思，是因为笔者觉得现在需要严肃地去思考20世纪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而不是把那段历史妖魔化并从记忆中抹去。正如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所说：“随着国际学术界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民主的反思和重新兴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热潮，以及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问题所导致的现实需要，中国知识界需要从80年代所形成的那种对全球化的理想主义式的拥抱热情中摆脱出来，重新定位自己的社会角色,调整自己与国家、民众、媒体之间的关系。在此过程中，必须认真面对和严肃思考整个20世纪革命中国和社会主义中国的经验教训。”[41]而郭沫若正是我们思考这些问题的重要借鉴和资源，这也正是严肃认真的郭沫若研究之价值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