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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第四个流言：郭沫若是跪舔权力却不受待见的可怜文人。 跪舔权力的主要证据是《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这首在网上广为流传的诗歌。不受权力待见的主要证据是“康生”写给比目鱼谈论郭沫若书法的信。 《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最早出现在2012年凤凰视频“腾飞中国:文化纪事(76)郭沫若与领袖和诗”中，节目未给出处。第二次出现是在高晓松《鱼羊野史》，名为《毛主席，你赛过我的亲爷爷》，[34]也没有出处。 我查找到的网上的出处是《郭沫若文选》第12卷第765页。郭沫若研究者都知道，《郭沫若文选》从来没有编到过第12卷。超过12卷的只有两套。一是《沫若文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版的，共17卷。二是《郭沫若全集》，文学编、历史编、考古编共38卷，1982—2002年出版。从来没有过《郭沫若文选》第12卷这样的书。因此，《郭沫若文选》第12卷是假的。 《郭沫若全集》38卷中没有《毛主席，你赛过我的亲爷爷》这首诗，我正在参编的《郭沫若全集补编》27卷也没有收录这首诗。在编《郭沫若全集补编》时，我们找了相当多的资料，包括未刊手稿，以及报刊杂志上发表过、后来散佚的作品，但没有找到这首诗。因此，我断定郭沫若没有写过这首诗。 “康生”写给比目鱼谈论郭沫若书法的信的内容为：“比目鱼同志：若论书法，我用脚趾，夹根木棍都比郭沫若写的强。康生”。这一看就是假的。 首先看信笺。信笺上写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康生担任的最高职务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一个是党的职务，一个是政府职务，担任党的职务的康生不可能用政府的信笺，这是要避嫌的。 第二，没有落款日期。大家读手札都知道，一封信一定会有落款日期，某年某月某日，某月某日，至少会写上某日。但这封信啥也没有，不符合书信体例。 第三，没有上下文。我们写信都会有上下文，比如第一句会说“你的信我收到了”，然后谈论正事，等把事情谈完了，结尾会说“此致敬礼”之类的礼貌用语，但这封信什么都没有。没头没尾，突然就来了这么一句。也不符合书信体例。 第四，信的内容为一位中央高层的领导人说另外一位国家领导人的坏话，要是与收信人的关系不是特别亲密，谁会这么干？康生何许人也，他会跟一个来历不明的人白纸黑字说另一个国家领导人的坏话吗？除非是他特别亲密的朋友，比目鱼是谁？康生的朋友中没有比目鱼。 如此考察之后，我听说比目鱼是一位字库专家，他把康生的字集到一起就成了这样的一个作品。我认为这个说法比较可靠。 这两份假材料都指向郭沫若和中共高层的关系。郭沫若跟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共高层的关系很受大家关注，也出了不少成果。郭沫若在大革命时期就和毛泽东有交往，抗战时期也有书信往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写过赞美毛泽东的诗，并有多篇阐释毛泽东诗词的文章。他崇拜毛泽东，跟其他中共党员崇拜毛泽东一样，这都没有问题。毛泽东才华横溢，而且作出了那么大的贡献，郭沫若对他有赞美、有褒奖是正常的。但我们也要看到另外一面，毛泽东从1968年党的第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式开始就一直批评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在多种场合有近十次的批评，包括与基辛格、周恩来、江青、张春桥的谈话，都说“十批”不是好文章。郭沫若抵着压力没有做检讨，一直到1974年2月实在扛不住了，才写了一首七律《春雷》做检讨。[35]在那个时代，一般人是扛不住的，而郭沫若却扛了5年之久。这从侧面说明郭沫若对毛泽东绝不会谄媚。 正如本文开篇所述，郭沫若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有着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独特看法。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也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革命实践中形成了他们的革命和建设理念。1949年后，郭沫若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关系，有被领导和领导的关系，有革命同志内部分工的关系，但也有对革命和建设的看法不尽一致之处，他们始终是相互尊重的。我觉得这样的关系是值得研究的。但如果将其演绎成为臣和君的关系，甚至是佞臣与昏君的关系，这就是把社会主义时代扭曲为封建时代，不仅给郭沫若抹黑，也把社会主义妖魔化了。 五 第五个流言：《李白与杜甫》扬李抑杜，写作目的是为了逢迎毛泽东。 《李白与杜甫》这本著作是郭沫若1967年开始写的，197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当时少有的公开出版的学术著作之一，面世之后影响很大。由于这本书没有前言后记，对其写作动机学界众说纷纭。主要观点有二。第一，由于长期以来学界不能确定本书的具体写作时间，部分学者将其与郭沫若两个孩子的去世联系起来，认为这体现了郭沫若的丧子之恸和忏悔意识。[36]但据新近出版的《郭沫若年谱长编》披露，该书的核心部分在郭沫若的两个孩子去世之前就已经完成，[37]故与其丧子没有关系，这一说法可以明确站不住脚。另一普遍的看法是本书的写作目的是为了迎合毛泽东。该说法从1979年开始流传，从美国传到大陆，又传到台湾，传来传去，几成“定论”，少有人质疑，但到底是否符合事实呢？ 实际上，郭沫若在书中明确说明了该书的首要写作动机：“以前的专家们是称杜甫为‘诗圣’，近时的专家们是称为‘人民诗人’。被称为‘诗圣’时，人民没有过问过；被称为‘人民诗人’时，人民恐怕就要追问个所以然了。”[38]究竟是哪些专家称杜甫为“人民诗人”呢？仔细读《李白与杜甫》当能发现，郭沫若主要批评了三部著作：萧涤非《杜甫研究》、冯至《杜甫传》、傅庚生《杜甫诗论》。这三部著作都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在当时学术界影响很大，被视为杜甫研究的代表作。跟这三部著作对话，才是《李白与杜甫》的首要撰述动机。 读郭沫若质疑的这三部关于杜甫的著作之后，我们会发现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杜甫在一千多年来都被称为诗圣，十分受推崇；对于李白，学界则多有微词。经过新文化运动，人们对杜甫的评价没变，梁启超、胡适都觉得杜甫很伟大，而李白则是个人主义者。经过1949年后的思想改造，学者们还是认为杜甫是伟大的，而李白是个人主义者。郭沫若从中发现问题了。按理说我们这个世纪经历了两次大的思想断裂，为什么杜甫就能成为不倒翁？成为一个图腾呢？ 郭沫若认为，杜甫维护现存体制，主张规训，无论是对君还是对民，都是要在现存体制下做事情的，而那些杜甫研究者也都有这样的倾向。但郭沫若恰好非常叛逆，他对杜甫的很多观念是不认同的。李白是一个浪漫主义者，郭沫若也曾是浪漫主义者；当有人骂李白是个人主义者的时候，很多人也曾说过郭沫若是个人主义者。所以郭沫若从李白身上看到的是自己的影子，他从杜甫身上看到的是他的论敌胡适等人的影子。在这种情况下，郭沫若写了《李白与杜甫》，就是要对那些维护不合理的统治制度，维护既得利益的思想进行抨击，从而主张一种真正的解放。《李白与杜甫》非常具有学术勇气，要把千年来的定案给颠覆掉。 《李白与杜甫》并没有“扬李抑杜”，而是要双双打破李杜这两个图腾。郭沫若对杜甫有很多贬低的话，但当写到杜甫喜欢吃牛肉，喜欢喝酒时，他很高兴，喜欢杜甫的这一面。他对李白有很多赞扬的话，但当写到安禄山占领中原，李白不但不在那里组织抵抗还逃跑时，他对李白也是讨厌的，觉得李白很庸俗。郭沫若对李白和杜甫都是辩证地看，既看到他们高尚、可爱的一面，也看到他们庸俗、功利的一面。这才是郭沫若对李杜的态度，而并非有些学者所谓的“扬李抑杜”。 《李白与杜甫》不可能是迎合毛泽东。毛泽东尽管在1958年说过喜欢三李，但是他后来又跟江青和张春桥说过，李白算什么？他就知道功名，结果充军贵州。可见毛泽东对李白的看法是辩证的，既看到了李白身上浪漫主义的比较潇洒的一面，同时又觉得李白的功名心很强。毛泽东的辩证法，郭沫若当然了解得比较清楚。郭沫若假如要迎合毛泽东，也不会如此拙劣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流言呢？萧涤非在20世纪30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的研究生院，冯至和顾颉刚是胡适的学生，他们在学术思想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49年后，北大清华的毕业生在文史研究界仍然占据着重要位置。1966年，郭沫若在人大会上说要烧书，本来只是自保，却被人诟病。顾颉刚在日记中写道：“郭沫若最好弄笔，编古装戏剧，又为曹操、武则天翻案，此次得政府保护，仅轻描淡写地在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中作一自我批评了事，京、沪同人皆不满意。”[39]郭沫若做了检讨，他们还不满意，“同人”的意见大有置郭沫若于凶险境地的目的。郭沫若写到李白政治失败后“世人皆欲杀”的悲惨境地，未始不是对自己处境的写照。“同人”在1978年后重新掌握话语权，当然会对郭沫若重新评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