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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偶听的功能正好相反：第一次偶听使宝黛之爱升温，第二次偶听导致这种爱情最终被扼杀。袭人既是服侍贾宝玉的丫头，同时也是安插在他身边使其循规蹈矩的“看守”，“坑死我了”之语暴露其内心深处是以“看守”自命。此次偶然闯入宝黛二人私密的听觉空间，让这位“看守”意识到不能对两人情感的升温听其自然，所以，她会在贾宝玉挨打之后，向王夫人提出防患于未然——“教二爷搬出园外来住”，这番忠心耿耿的献言让王夫人心里“如雷轰电掣的一般”，“心内越发感爱袭人不尽”。《红楼梦》中木石之盟不敌金玉良缘，固然是出于王夫人和贾母等人的最终决断，但袭人的建议与判断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前文提到有些作者用灵听来改变故事的进程，此处需要指出，偶听对故事的演进也有推波助澜的功能。不妨设想一下，倘若未听见贾宝玉的告白，袭人便无底气向王夫人打小报告，宝黛之爱自然还有机会进一步发展，说不定接下来真有可能发生什么令其“日夜悬心”的事情。灵听不像古希腊戏剧中的“机械降神”那样“不近情理”，但灵听毕竟还有神异成分，而偶听则是生活中常见的现象，任何人都有可能听见别人的悄悄话，因此古今中外的故事讲述人都不惮部署形形色色的偶听，将故事演进推上自己设定的轨道。 那么，偶听究竟是怎样影响到故事进程的呢？我们知道故事是由事件组成，事件的核心是行动，而驱动人物实施行动的又是其愿望，所以归根结底是人物的愿望推动故事向前发展。偶听的作用在于促进人物愿望的形成，使故事进程获得新的动力，如林黛玉的偶听给宝黛之爱火上加油，袭人的偶听使防范一方的决心更加坚定，两种愿望驱动的对立行动必然发生冲突，由此演出了一场木石前盟被毁的悲剧。 《西游记》故事特别有利于展示偶听的这种功能。小说中一次小小的偶听引发了推动故事急剧发展的多米诺效应：第九回的渔樵对答中，渔翁夸耀自己抛钩下网“百下百着”，因为每次卜卦先生都会为自己“袖传一课”确定方位，草丛中的巡水夜叉听到这番话后急忙向泾河龙王报告，龙王作为水族头领不得不亲自出面向卜卦先生挑战，挑战成功后却发现自己违旨行雨犯了天条，无奈之下只有向有可能搭救自己的李世民求援，李世民答应后召负责行刑的“人曹”魏征陪自己下棋，不料魏征竟在梦中将龙王斩首，这又引起龙王冤魂向李世民索命，李世民魂归地府后幸获还阳，还阳后须请僧人诵念真经重修善果，于是就有了唐僧师徒的西天取经。从以上对《西游记》总体故事框架的提炼可以看出，就像飓风起于蝴蝶翅膀的轻轻搧动一样，《西游记》主干故事的动力始发于几乎是微不足道的一次偶听——渔翁的“百下百着”之语激起了巡水夜叉报信邀功的愿望，这一愿望导致事件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故事的时空格局也在这种滚动中不断扩张。由于愿望会在人物之间传递(夜叉报信愿望的满足，导致龙王萌发维护自身尊严的愿望；龙王被斩后复仇愿望的满足，又导致了李世民的求生愿望；李世民还阳后重修善果的愿望，传递到唐僧那里成了取经的愿望)，越来越多的人物被卷入进来，事情的性质变得越来越严重，人物的愿望也变得越来越强烈。到最后取经的愿望成为故事发展的最大动力，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虽然是西天路上降妖伏怪的功臣，但他们的行动主要还是为唐僧百折不挠的取经愿望所驱动。 类似的多米诺效应在西方叙事经典中也是屡见不鲜。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始于“罪”(谋杀)而终于“罚”(谋杀的道德代价)，犯罪动机来自男主人公拉斯柯尼科夫的一次偶听——他在小酒馆中听见，隔桌的大学生向军官说自己真想杀掉放高利贷的老妪为民除害，这一愿望传递给他后被付诸具体的谋划与实施，于是一连串与谋杀案相关的事件接踵而至。犯罪小说一般在破案后结束，但这部小说更为关注的是“罪”后之“罚”，也就是说作者真正要讲述的是杀人之后的良心谴责，因此拉斯柯尼科夫恢复内心安宁的愿望成了故事继续发展的动力，直至他从女主人公索妮亚那里得到“去受苦赎罪”这一启示。与《罪与罚》相似，奥斯丁《傲慢与偏见》中的冲突也在标题的“傲慢”与“偏见”之间展开：财大气粗的达西瞧不起舞会上的平民女子，故事开始时他对好友说伊丽莎白“还没有漂亮到能够打动我的心，眼前我可没有兴趣去抬举那些受别人冷眼看待的小姐”，伊丽莎白在旁听到这番话之后对其“委实没甚好感”，(33)接下来便将自己不搭理这位傲慢先生的愿望付诸实施。尽管达西不久就改变了对她的认识，但她在故事结束之前一直保持着对达西的偏见，这种态度反过来又将达西追求她的愿望刺激得更加强烈。似此，故事的行动主轴可概括为“偏见”一方的逃避引起“傲慢”一方的追逐，而这一切又肇因于舞会上一次小小的偶听事件。 以偶听为故事导火索并不奇怪，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矛盾往往因声音的越界而起。让我们再次回到《红楼梦》，看看女主人公的心境如何受到越界声音的冲击。林黛玉进贾府后过的是寄人篱下的生活，第三回写其用饭后效仿他人以茶漱口，这一细节显示她懂得在这里生存须察言观色遵守规矩，以免“被人耻笑了他去”。然而在这个除王熙凤外“个个皆敛声屏气”的地方，东张西望也是有失体统的举动，因此她只有靠飘进耳朵里的一言半语来把握形势。小说多次写她在里屋卧听丫环们在外屋的谈话，这种对耳朵的训练使她的听觉变得比常人灵敏，所以第二十八回中她已走远仍能听清贾宝玉所说的“理他呢，过一会子就好了”。形象地说，林黛玉就像是大观园中一只靠听觉来侦察危险的兔子，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引起其惊惶与警惕。事实上除了那次听到贾宝玉对其的肯定外，其他动静造成的大多是误会与伤害：第八十三回潇湘馆窗外一个老婆子骂自己的外孙女“你是个什么东西，来这园子里头混搅”，把她气得“肝肠崩裂，哭晕去了”；第八十九回雪雁在外屋对紫鹃说贾宝玉已与“什么知府家”定亲，她听见后便“有意糟蹋身子”只求速死；后来侍书来对雪雁说此事议而未成，又让里屋耳尖的听者苟延残喘了几天；直至第九十六回傻大姐的哭声引发她的追询，命运之神才用“宝二爷娶宝姑娘”这一确凿无误的讯息，完成了对其致命的一击。 偶听事件中，听者对自己无意中接受到的讯息多表现为反应过度，如林黛玉听到一点风吹草动便觉得天崩地裂，这种阈值过低的应激反应，往往在真正的灾难降临前先给自己造成无谓的伤害。与此形成鲜明对照，薛宝钗也曾遭遇过不愉快的偶听，但其反应可谓大相径庭。《红楼梦》第三十六回贾宝玉在梦中喊骂：“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是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说此话时薛宝钗就坐在他的身边，但她听见这句爱憎分明的话后只是“不觉怔了”，事后未见其情绪有任何波动。曹雪芹如此叙述，用传统批评的眼光看是突出薛宝钗的稳重大度，其实这里显示的是她的爱不像林黛玉的爱那样深沉——爱也是一种愿望，只有把爱看得比生命更宝贵的人才会那么敏感和脆弱，才会做出那么激烈和决绝的反应。如此说来，偶听像是一块试金石，不同的人与其遭遇会发生不同的反应，而这些反应往往又能折射出不同的情感底蕴和价值取向。 一般来说，人们在判断信息的确定性时依据的是三项具体原则——真实性、可能性与完整性，本文之所以将叙事中不确定的听觉感知分为幻听、灵听和偶听，主要也是因为它们分别处在真实性、可能性与完整性的对立面上：幻听的不真实在于信息内容的虚假，如鸟儿的“啼归”“劝农”纯粹出于人们的想象；灵听的不可能是由于信息交流的渠道过于离奇，如简·爱与罗切斯特的远程互动让叙述者也觉得不可思议；偶听的不完整缘于信息的碎片化，如林黛玉捕捉到的大多只是片言只语。就不确定的程度而言，幻听甚于灵听，而灵听又甚于偶听：幻听说到底是一种臆想，子虚乌有的东西当然最不可靠；灵听多被叙述者说成是实有其事，但由于其发生有悖于常识常理，读者仍有理由保持一定程度的怀疑；偶听应该说是确凿无误的“亲耳”听闻，但难以拼合的信息碎片也常常造成误导。 将不确定的听觉感知纳入叙事研究的对象名单，如本文开篇所言是为了更深刻地认识讲故事艺术的丰富与微妙，以上讨论只是朝这一目标迈出的第一步。使用“不确定”这一表述，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其他的听觉感知都是可靠可信的，严格来说，不仅是听觉感知，包括视觉在内的所有感知都不能用“确定”来形容，因为，人类的感觉神经并不是十分可靠的“传感器”，如我们的眼睛、耳朵和鼻子就无法看到红外线、听到次声和闻到一氧化碳。尽管感觉系统接收到的信息量严重不足，人类的大脑仍须为自己重构整个外部世界，猜测、推理和补充等“反向模拟”手段就是这样应运而生。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活中的每个人都在“盲人摸象”，我们通过感官“触摸”到的未必是对象的真实面貌。所以有论者如此认为：“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体验，本身就是一个幻觉——我们一直生活在自己的大脑所投射的‘虚拟现实’里，而不是真正的‘现实’里。”(34)好莱坞电影《黑客帝国》中有一句著名的台词：“如果你指的是你能感觉到的、你能闻到的、你能尝到的和看到的，那么‘现实’只是你的大脑所编译的电子讯号罢了。” 认识到“不确定”属于感知的常态，我们会更加理解为什么叙事经典中有那么多不可靠的“听”——幻听、灵听和偶听对任何人来说都难以避免，它们出现在故事之中也就毫不奇怪。在看到这种常态的同时，还要看到现代人对外部世界的感知正变得越来越麻木不仁。仍以听觉为例，随着工业化进程带来的环境噪音持续增加，我们的听觉敏感可谓每况愈下。听觉敏感的钝化必然导致听觉想象力的退化，由于故事讲述人缺乏亲身体验，当代叙事中已经不大见到对幻听、灵听和偶听的妙用了，此类人文景观的逐渐消失可以说是文学的一大遗憾。文学的作用本为激活人们对事物的敏感，可是现在竟有知名小说家专门著书推崇“钝感力”，(35)也没有人再像I.A.瑞恰慈那样把文学教学当成一种“感知训练”了。(36) 最后，让我们以泰戈尔《吉檀迦利》第103首中的一段来为本文作结：“在我向你合十膜拜之中，我的上帝，让我一切的感知都舒展在你的脚下，接触这个世界。”(3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