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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咆哮了的土地》所形成的创作范式对后来“红色经典”的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其文本示范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首先是工农兵英雄模式。五四文学革命倡导人的文学和为人生的艺术，劳苦大众成了文学的主要表现对象，这是巨大的进步。但是，五四一代作家站在启蒙的立场上，他们笔下的劳苦大众大都是被侮辱被损害的弱小者。在“乡土文学”中，作家笔下的农村是凋敝的、停滞的，农民是落后的、保守的、麻木的、安于天命的。到了《咆哮了的土地》，沉睡了多年的土地咆哮了，安于天命的农民开始觉悟了。农民成了土地革命的主要力量，工农出身的干部成了农民革命的主要领导者。张进德这位农民革命英雄形象占据了作品的主要位置。这对后来“红色经典”着力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赖大哥、郭全海、朱老忠、梁生宝、萧长春，乃至“样板戏”中的李玉和、江水英、方海珍、柯湘等“红色经典”中的著名英雄人物，无不闪耀着“张进德”式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质。 其次是知识分子改造模式。前文已述，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知识分子由启蒙者转变为忏悔者，乃至被改造的对象，《咆哮了的土地》对此进行了较为细致真切的描写。李杰艰难的心灵考验和灵魂搏斗，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所经历的普遍心灵历程。《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的成长道路即具有李杰的影子。知识分子在与剥削阶级家庭决裂以后，只有接受共产党的教育和领导，把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劳苦大众的命运联系起来，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才会有出路。 其三是作品中主要人物的恋爱模式。蒋光慈是“革命+恋爱”模式的始作俑者。《咆哮了的土地》中的爱情描写避免了“革命+恋爱”模式的简单复制，显得含蓄节制，而且赋予了全新的理念。小说主要写了李杰、张进德、何月素、毛姑四个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其中李杰、何月素系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张进德、毛姑出身贫苦农家，没有什么文化。按说从门当户对以及共同语言方面讲，应该是李杰与何月素相恋，张进德与毛姑般配。但是，作家并没有这么安排。作品先写何月素与毛姑同时对李杰都有好感，然后写李杰爱的是毛姑，张进德爱上了何月素。最后，李杰牺牲了，负伤的何月素躺在张进德的怀抱，“开始了新的生活的梦……”这种知识女青年与工农兵革命干部的恋爱模式，被“红色经典”作品广为采用。《青春之歌》中林道静情感历程就很具有代表性。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林道静，因反抗包办婚姻而逃出家门。先与北京大学学生、大地主的儿子余永泽结合，后来因思想观念不合而分裂。以后爱上了同样是北京大学学生的地下党员卢嘉川。卢牺牲以后，最终与工人出身的共产党人江华结婚。林道静的情感在经历了一波三折以后，最终归依到工人阶级身上，这也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一种隐喻。这种隐喻在李杰与毛姑、张进德与何月素身上已经肇始了。 其四是新老两代农民思想观念冲突模式。《咆哮了的土地》真实地反映了土地革命运动在新老两代农民思想观念上产生的巨大反差和激烈冲突。张进德与李杰回乡宣传、发动革命，在青年农民与老年农民中引起的反响是截然不同的。年轻人听到革命军快来了的消息，怀着盼望的心理，跃跃欲试；老年人听到这些消息，感到大惑不解。作品着重描写了王荣发与王贵才父子两代农民的冲突。儿子王贵才精明能干，爱动脑筋，善于接受新事物，不认命，具有反叛性格。他坚决拥护成立农会和农民武装，积极参加群众运动，在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风暴中，成长为坚定的革命战士，最后虽然被捕，但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父亲王荣发作为老一代农民的代表，具有中国传统农民典型的精神特质：忠厚善良，吃苦耐劳，封闭保守，安于天命。他认为自古以来，佃户是佃户的命，东家是东家的命。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革命运动的影响，他的思想意识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我们种田的人也真是太苦了！也许这个世界的脸孔要改一改？像王荣发这样的老式农民，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意识深处潜伏着反抗的潜能。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最终会摈弃传统的因袭而跟上时代步伐的。这种新老两代农民思想观念冲突模式，对解放区和新中国文学也起到了强烈的示范效应。叶紫《丰收》与《火》中云普叔与立秋、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与“小二黑”、梁斌《红旗谱》中严志和与江涛、柳青《创业史》中梁三老汉与梁生宝……都在不同的时空中诠释着王荣发与王贵才的故事。 总之，《咆哮了的土地》突破了作家以往创作“粗暴的呐喊”的弱点，注重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人物情感的层次性，注重对生活环境的描写。其在题材、人物、结构等方面的创新与经验，被后来的“红色经典”创作广泛借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本范式。从这种意义上说，《咆哮了的土地》堪称是“红色经典”的开山之作，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作者单位：皖西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