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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双轨制”：两汉历史的衔接问题 《汉书》将西汉末代皇帝孺子婴的史事载入《王莽传》而非《平帝纪》，曾遭到刘知幾的批评。《史通·编次》：“况神玺在握，火德犹存，而居摄建年，不编《平纪》之末；孺子主祭，咸书《莽传》之中。遂令汉余数岁，湮没无睹，求之正朔，不亦厚诬?”其实，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不仅是刘知幾所说的正朔问题，还牵涉《汉书》叙事起止及两汉历史如何衔接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班固的叙述策略十分高明，以“双轨制”的办法巧妙地实现了两汉历史的衔接。 《汉书》叙事的时间范围不仅限于汉代，如《食货志》《刑法志》《地理志》《沟洫志》《礼乐志》《郊祀志》《古今人表》(27)等起于上古三代，刘知幾《史通·断限》所云“纪传所存，唯留汉日；表志所录，乃尽牺年”，说的就是这个情况。而班固记录汉事的止年尤其值得注意，据班固自己所说，《汉书》叙事，“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汉书》卷一○○下《叙传下》，第12册，第4235页)。“起元高祖”，即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终于孝平王莽之诛”，从字面上来说，即是王莽被杀的地皇四年——公元23年。从高祖元年到地皇四年，共计229年，班固所说的“二百三十年”可以视为约举成数。但“二百三十年”这个年数还有另外一种理解，值得注意。从《汉书》卷二一下《律历志下》文末所载来看，班固有意将西汉历史的年限划在汉元年(前206)至更始二年(24)之间： 平帝，著《纪》，即位元始五年，以宣帝玄孙婴为嗣，谓之孺子。孺子，著《纪》，新都侯王莽居摄三年。王莽居摄，盗袭帝位，窃号曰新室，始建国五年，天凤六年，地皇三年，著《纪》，盗位十四年。更始帝，著《纪》，以汉宗室灭王莽，即位二年。赤眉贼立宗室刘盆子，灭更始帝。自汉元年讫更始二年，凡二百三十岁。 光武皇帝，著《纪》，以景帝后高祖九世孙受命中兴复汉，改元曰建武，岁在鹑尾之张度。建武三十一年，中元二年，即位三十三年。(第4册，第1024页) 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汉书》叙事包括的“二百三十年”，是“自汉元年讫更始二年”，新莽十四年和更始帝两年的统治都被涵盖在内。《史通·外篇·杂说上》“诸汉史”条云：“《汉书》断章，事终新室。如叔皮存殁，时入中兴，而辄引与前书共编者，盖《序传》之恒例者耳。”“事终新室”的说法，显然不尽准确。 《汉书·律历志》计算清楚的“年数”，说明西汉末年“更始”帝的存在并不是可有可无的问题。的确，“更始”帝以及“更始”年号都明确地出现在《汉书·王莽传》里。《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王莽地皇四年：“汉兵乘胜遂围宛城。初，世祖族兄圣公先在平林兵中。三月辛巳朔，平林、新市、下江兵将王常、朱鲔等共立圣公为帝，改年为更始元年，拜置百官。”(第12册，第4180页)叙事中出现了“更始元年”，随后则继以(更始)二年：“二年二月，更始到长安，下诏大赦，非王莽子，他皆除其罪，故王氏宗族得全。三辅悉平，更始都长安，居长乐宫。府藏完具，独未央宫烧攻莽三日，死则案堵复故。更始至，岁余政教不行。明年夏，赤眉樊崇等众数十万人入关，立刘盆子，称尊号，攻更始，更始降之。赤眉遂烧长安宫室市里，害更始。民饥饿相食，死者数十万，长安为虚，城中无人行。宗庙园陵皆发掘，唯霸陵、杜陵完。六月，世祖即位，然后宗庙社稷复立，天下艾安。”(第12册，第4193页)有意思的是，班固丝毫不提东汉光武帝(世祖)的年号“建武”，在文中出现的“明年夏”，很巧妙地回避了东汉。 为了在《王莽传》中完成两汉历史的衔接，班固不得不推出“更始帝”。但即便如此，他对光武帝刘秀的维护仍是非常突出的，如称“更始帝”刘玄并不称名，而是称作“世祖族兄圣公”，可见班固有意要突出东汉皇权的合法性。《汉书》关于光武帝刘秀的记载虽然不多，但非常显眼，特别是昆阳之战中的英勇表现，《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 王莽地皇四年四月，世祖与王常等别攻颍川，下昆阳、郾、定陵。莽闻之愈恐。遣大司空王邑驰传至雒阳，与司徒王寻发众郡兵百万，号曰“虎牙五威兵”，平定山东。得颛封爵，政决于邑，除用征诸明兵法六十三家术者，各持图书，受器械，备军吏。倾府库以遣邑，多赍珍宝、猛兽，欲视饶富，用怖山东。邑至雒阳，州郡各选精兵，牧守自将，定会者四十二万人，余在道不绝，车甲士马之盛，自古出师未尝有也。 六月，邑与司徒寻发雒阳，欲至宛，道出颍川，过昆阳。昆阳时已降汉，汉兵守之。严尤、陈茂与二公会，二公纵兵围昆阳。……会世祖悉发郾、定陵兵数千人来救昆阳，寻、邑易之，自将万余人行陈，敕诸营皆按部毋得动，独迎，与汉兵战，不利。大军不敢擅相救，汉兵乘胜杀寻。昆阳中兵出并战，邑走，军乱。大风蜚瓦，雨如注水，大众崩坏号呼，虎豹股栗，士卒奔走，各还归其郡。邑独与所将长安勇敢数千人还雒阳。关中闻之震恐，盗贼并起。(第12册，第4182-4183页) 如何让西汉与东汉在时间上紧密衔接，是班固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其中不仅是“更始”帝刘玄，还包括许多具体的技术问题。我们甚至可以假设，《汉书》中的西汉年数可能存在一个显隐并用的“双轨制”：显的是西汉帝纪，共十二世，这是一个大致的、简单的说法；隐的是西汉年历，共二百三十年，包含着“更始”在位的两年，这是班固为衔接两汉所特别采取的叙事策略。 《汉书》纪传的安排，也显示了这种“双轨制”的存在。如“十二纪”，是西汉帝系的显性存在，而列传特别是《王莽传》则揭示了两汉历史的一种隐性链接。在整部《汉书》中，《王莽传》所占篇幅很大，将王莽从兴起到崛起再到篡位的过程一一描述出来。编年叙事的《汉书·王莽传》，并非王莽一个人的传记，其性质相当于新莽本纪，它不仅记载了新莽一代的诸多历史事件，而且许多重要人物(如刘歆、严尤等)的事迹(或者说是传记)也都被编入其中。《王莽传》可以视为新莽一代的编年体断代史。 西汉最后阶段所发生的历史事件，被记录在《汉书》的《平帝纪》与《王莽传》中，二者都是编年叙事，且在时间上有重合之处，即平帝即位后元始元年(1)至元始五年(5)之间。二者对照可以发现，《平帝纪》事迹少，而《王莽传》事迹多，“元始”年间叙事的中心显然是《王莽传》而非《平帝纪》。如《平帝纪》的叙事带有跳跃性，许多历史事件只在《王莽传》中被记述。《汉书》卷一二《平帝纪》叙元始五年事迹： (元始五年春正月)羲和刘歆等四人使治明堂、辟雍，令汉与文王灵台、周公作洛同符。太仆王恽等八人使行风俗，宣明德化，万国齐同。皆封为列侯。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闰月，立梁孝王玄孙之耳孙音为王。 冬十二月丙午，帝崩于未央宫。大赦天下。有司议曰：“礼，臣不殇君。皇帝年十有四岁，宜以礼敛，加元服。”奏可。葬康陵。诏曰：“皇帝仁惠，无不顾哀，每疾一发，气辄上逆，害于言语，故不及有遗诏。其出媵妾，皆归家得嫁，如孝文时故事。”(第1册，第359-360页) 元始五年是《平帝纪》的最后一年，叙事从春正月及闰月直接跳到了冬十二月丙午平帝驾崩，时间跨度很大。而在《平帝纪》中班固则多处运用了“互见法”，如《汉书》卷一二《平帝纪》：“元始元年春正月，越裳氏重译献白雉一，黑雉二，诏使三公以荐宗庙。群臣奏言大司马莽功德比周公，赐号安汉公，及太师孔光等皆益封。语在《莽传》。”(第1册，第348-349页)“(元始)三年春，诏有司为皇帝纳采安汉公莽女。语在《莽传》。”(第1册，第355页)这些具体的史实多是直接在《王莽传》中叙述(28)。 在西汉历史最后阶段的叙述中，班固重视《王莽传》而非《平帝纪》，别具深意——因为班固让《王莽传》承担了两汉历史衔接的重要使命，而《平帝纪》则无法承担这一任务。《汉书》传记部分的最后三篇《外戚传》(王莽亦出身外戚)、《元后传》(元后为外戚王氏兴起之关键)、《王莽传》，步步深入，揭示了西汉之何以亡，以及亡于何人之手。除了这层历史的深意，《汉书·王莽传》的设立与写作，还承担了另外一个具体的使命，那就是实现西汉与东汉的历史衔接。正如秦汉之际的政治更嬗离不开“楚”这个环节(司马迁《史记》的《楚世家》《项羽本纪》以及《秦楚之际月表》，承担的就是这个写作任务)，两汉历史的衔接也离不开“新莽”这个过渡政权，此亦《汉书·王莽传》的使命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