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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识与共谋：作为王朝史学的《汉书》 东晋史学家袁宏曾将战国以来至东汉后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分为四个阶段：战国时期的游说之风，西汉高祖至宣帝时期的任侠之风，元、成、明、章时期的守文之风，东汉后期的肆直之风。从诸家“续《太史公书》”到《汉书》文本逐步形成的元、成、明、章时期，正处于“尊师稽古，宾礼儒术”的“守文”之世(15)。这一时期，儒学影响逐步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汉书》的风格与特点，难免受到这个时代大环境的影响，而与“任侠”之世出现的《史记》产生了巨大差异。 东汉前期，在恢复政治秩序之后，思想文化上建立共识成为统治者考虑的重要问题。在经学领域，光武帝重建西汉今文十四博士，明帝和章帝大力提倡儒学。而在史学领域，东汉皇帝也要树立对历史和现实评判的权威。表现在历史编撰中，就是东汉前期史家的活动与皇权、宗室、外戚势力密不可分。具体来说有两个方面：一是皇帝直接干预，下达指示，甚至亲自参与编撰活动。如明帝不仅留意《哀牢传》《苏武传》，而且直接参与撰定《世祖本纪》(《光武本纪》)，又如明帝马皇后自撰《显宗起居注》，对政事有所取舍等(16)，即是其例。二是间接干预，派宗室、外戚力量加强领导，予以监管。东汉前期，兰台令史班固、贾逵、杨终等文人的活动，始终受到宗室外戚刘复、刘毅、马严等的指导，这是东汉皇权对历史写作的间接干预。如果说史家是立法者之一，那么孔子《春秋》、司马迁《史记》就是这种权力的代表，但到了东汉，这种权力开始被专制皇权所取代。 随着《汉书》文本面貌的不断整齐，政教因素不断加入进来。特别是东汉明帝时期，《汉书》身不由己地加入到东汉帝国秩序重建的过程中，成为东汉意识形态建构的组成部分。永平十七年，明帝特意就《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评价问题召问班固等人，他认为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中关于秦王子婴的评论，寓有对汉朝或武帝的讥讽之意。永平十七年，正是班固撰写《汉书》的时间，在这个敏感时刻，明帝与班固讨论《史记·秦始皇本纪》末的赞语以及司马迁对武帝的态度问题，显然带有警告和预防之意(17)。《汉书》虽然是权力塑造下的文本，但幸运的是，明帝于永平十七年才发出自己对《汉书》的指导性意见。此时《汉书》已初具规模，明帝的意见虽然对班固的编撰思想有巨大影响，但尚未对《汉书》造成更大的伤害。另一方面，从祸福转换的角度来说，《汉书》编撰的早期阶段，是简单的文本形成史，缺少统一的指导思想；后来由于政治因素的不断加入，反而具备了思想上的统一性，拥有了照耀全书的光彩。 《汉书》编撰在中国古代历史写作中是一个特例。由一个复兴的同姓王朝为前代撰写历史，这是以前未有、后来也未见的。前代归于消亡，同姓继起者通过武力重新兴起。《汉书》的批判对象不是西汉而是新莽。为了呈现某种历史必然性，《汉书》在一些历史细节方面或放大或缩小，或有意突出或有意遮蔽，如《汉书》对高祖刘邦、王莽和光武帝刘秀的态度，就需要我们持一颗警醒的心去看待。《周易》云：“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西汉历史的两端都面临“革命”的问题。“有德者必有位”“有德者必有言”，这是中国固有的传统观念，而美化政治家的一个手段，就是将其树立为一个道德典范。随着东汉帝国秩序的建立，班固也在《汉书》中建立了西汉王朝的历史秩序。在《汉书》叙事中，刘邦与刘秀成为正义与光明的化身，居于政治伦理的上风，突出“光明感”、证明“合法性”是叙述主线，宏大叙事是表现手段。而王莽作为一个政治上的失败者，难免成为被抹黑的对象(18)。这些历史书写都可以视为《汉书》的政治隐喻，它让我们看到历史编撰“怎样隐喻性地呈现了意识形态、权力关系或社会身份对历史事件的彰显、遮蔽和剪裁”(19)。我们自以为能够把握和认知的“真实”历史，实际是读者通过文本虚构出来的想象世界，它建立在权力塑造的文本基础之上，实际上是一种权力话语。如果文本作者实现的方法足够巧妙，手段足够高明，它就足以让读者相信自己对历史的想象和建构，相信它是一种“客观”的历史文本。 东汉皇权与精英群体的合作与共谋，不仅是简单地垄断知识，而是生产出符合自己需要和期待的知识——作为一种经典文本，《汉书》就是东汉明、章之世帝国精英参与创造的时代共识。《汉书》具有典型的官方意识形态特征，《汉书》卷一○○下《叙传下》：“固以为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典籍，故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也!’”这与《两都赋》开头的说法非常类似：“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故皋陶歌虞，奚斯颂鲁，同见采于孔氏，列于诗书，其义一也。”《汉书》所具有的典型的官方意识形态特征，体现出历史写作与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它让我们看到，在某些时候，历史著作会自然地成为意识形态的喉舌，成为国家意志的“代言”和“传声”。但因为它是委婉地传达出官方声音，不那么僵硬刻板，使人在思想认识上更容易接受；不仅让人们感受到统治集团“炎之如日，威之如神”的一面，更有“涵之如海，养之如春”(20)的一面。用现代话语来说，就是充当了“牧师”的角色。东汉前期像班固以及王充、傅毅这样的文人，他们是发自内心地拥护和讴歌自己所处的这个伟大时代，并非政治胁迫所致。而且他们力图将这种精英共识普及为文化常识，唤起一种政治理想，可谓帝国声音的微妙传达。 总之，《汉书》不仅是汉代文明的载体，它的出现，更多体现了一种帝国共识。这是东汉初年的知识阶层对所处时代环境的一种积极回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