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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周汉一脉：西汉王朝的历史定位 历史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叙述或描述，而且贯穿和呈现了编撰者的历史意识、历史观念，并对读者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相对于王权政治的“显性权力”而言，这可视为历史文本的“隐性权力”。《汉书》中流露的“周汉一脉”的思想观念，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周朝与汉朝均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王朝，前者是“封建时代”王朝的代表，后者是“统一时代”王朝的代表(21)。文武、周公所确立的周代宗法制度、礼乐文明对后世影响深远(22)。荀子曾将“周道”奉为王道最完美的典范，云“欲知上世，则审周道”(《荀子·非相》)。西汉时期普遍接受的“汉家法周”(23)观念，很有可能是受到了荀子影响(24)。东汉时代则继承了这一认识。班固《汉书》中的“登我汉道”(《汉书》卷一○○下《叙传下》“述《文纪》第四”，第12册，第4237页)与《诗经》里的“周道倭迟”(《小雅·四牡》)遥遥贯通。 “周汉一脉”的思想观念，首先体现在《汉书》的得名上——《汉书》之“书”与《尚书》特别是《周书》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25)。东汉前期，《尚书》学受到皇帝重视，在社会上也非常流行。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曾在洛阳太学学习《尚书》，其后明帝从桓荣学习《欧阳尚书》，章帝从桓荣之子桓郁学习《欧阳尚书》，和帝则以桓荣的学生丁鸿为师。章帝非常重视《尚书》，元和二年(85)东巡时曾命张酺讲《尚书》(《后汉书》卷四五《张酺传》，第6册，第1530页)。东汉初年人也常常将周、汉拿来作比较，王充《论衡·宣汉》云：“周之受命者，文、武也，汉则高祖、光武也。文、武受命之降怪，不及高祖、光武初起之祐。孝宣、明之瑞，美于周之成、康、宣王。”又云：“汉之高祖、光武，周之文、武也。文帝、武帝、宣帝、孝明、今上，过周之成、康、宣王。”而且王充将班固等当代文人的创作与周代制作相提并论，《论衡·须颂》云：“《诗》颂国名《周颂》，与杜抚、(班)固所上《汉颂》相依类也。” 王充不仅将汉帝与周圣、《汉颂》与《周颂》相提并论，而且主张承前代经典而作“汉书”。《论衡·宣汉》云：“唐、虞、夏、殷，同载在二尺四寸，儒者推读，朝夕讲习，不见汉书，谓汉劣不若。亦观猎不见渔，游齐、楚不愿宋、鲁也。使汉有弘文之人，经传汉事，则《尚书》《春秋》也。儒者宗之，学者习之，将袭旧六为七。”继《周书》(《尚书》)而作的《汉书》可谓呼之欲出。因此班固编撰《汉书》，以求合于《虞》《夏》《商》《周》之传统，也是顺理成章之事。《汉书》计有十二帝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共百篇，这百篇之数正与西汉时期流传的百篇《尚书》的观念相合。西汉孔安国《尚书序》：“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轨范也。”(《文选》卷四五孔安国《尚书序》，第650页上)扬雄《法言·问神》亦曰：“昔之说《书》者，序以百。”在东汉前期，“百篇《尚书》”的观念仍然十分流行，班固也是抱着同样的认识。《汉书》卷三○《艺文志》云：“《易》曰：‘河出图，雒出书，圣人则之。’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而《汉书》一百篇的安排，很有可能是受到西汉“百篇《尚书》”说法的影响。 东汉前期文人的撰述常常模仿周代作品，这是时代思潮使然。如明帝驾崩后傅毅仿《诗经·周颂·清庙之什》为诗十章，王充《论衡》将汉代皇帝和周代三圣相提并论。而他们在经典传统影响下的制作更是充满颂美之词，《论衡·须颂》云：“儒者谓汉无圣帝，治化未太平。《宣汉》之篇，论汉已有圣帝，治已太平；《恢国》之篇，极论汉德非徒实然，乃在百代之上。表德颂功，宣褒主上，诗之颂言，右臣之典也。”这与班固在《答宾戏》中表达的思想是一致的：“方今大汉，洒扫群秽，夷险芟荒。廓帝纮，恢皇纲。基隆于羲农，规广于黄唐。”(《文选》卷四五班固《答宾戏》，第646页上)《诗》有《周颂》《商颂》《鲁颂》之分，《书》有《虞书》《夏书》《商书》《周书》之别，各有其典范意义，故班固作《汉颂》(篇末附有歌诗)以仿照《周颂》《商颂》，作《两都赋》以延续《雅》《颂》之传统；又撰《典引》以发扬《尚书·尧典》之余绪，而《汉书》承《周书》而来，更是一篇放大千万倍的“《典引》”。后来刘知幾的《史通·六家》，则明确将《汉书》家的传统与《尚书》联系起来：“《汉书》家者，其先出于班固。……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诰，孔氏所撰，皆谓之‘书’。夫以‘书’为名，亦稽古之伟称。” 其次，《汉书》行文中常常透露出“大汉继周”的观念和意识。西汉时期“汉家尧后”“汉德承尧”的观念已深入人心，这是血统方面。而从正统的角度来说，高祖刘邦伐无道、诛暴秦，所建立的西汉乃是继周而兴。《汉书》在年历问题上采用了刘歆《世经》“五德相生”的说法，以周为木德，汉“伐秦继周，木生火，故为火德”，也与这一观念相应(26)。班固本人也不例外，他在《汉书》卷二二《礼乐志》中说： 今海内更始，民人归本，户口岁息，平其刑辟，牧以贤良，至于家给，既庶且富，则须庠序礼乐之教化矣。今幸有前圣遗制之威仪，诚可法象而补备之，经纪可因缘而存著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今大汉继周，久旷大仪，未有立礼成乐，此贾谊、仲舒、王吉、刘向之徒所为发愤而增叹也。(第4册，第1075页) 其中所说的“大汉继周”，既是班固对西汉王朝的历史定位，也是“周汉一脉”观念的清楚表达。 《汉书》中的人物传记传达了同样的观念，《汉书》卷六四上《吾丘寿王传》载： 及汾阴得宝鼎，武帝嘉之，荐见宗庙，臧于甘泉宫。群臣皆上寿贺曰：“陛下得周鼎。”寿王独曰非周鼎。上闻之，召而问之，曰：“今朕得周鼎，群臣皆以为然，寿王独以为非，何也?有说则可，无说则死。”寿王对曰：“臣安敢无说!臣闻周德始乎后稷，长于公刘，大于大王，成于文武，显于周公，德泽上昭天，下漏泉，无所不通，上天报应，鼎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汉自高祖继周，亦昭德显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于陛下，恢廓祖业，功德愈盛，天瑞并至，珍祥毕见。昔秦始皇亲出鼎于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宝鼎自出，此天之所以与汉，乃汉宝，非周宝也。”上曰：“善。”群臣皆称万岁。(第9册，第2797-2798页) 《汉书》卷五七下《司马相如传下》载司马相如《难蜀父老》： 夫拯民于沉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继周氏之绝业，天子之急务也。百姓虽劳，又恶可以已哉?(第8册，第2586页) 吾丘寿王所说的“高祖继周”与司马相如所说的“继周氏之绝业”，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都是认为汉承周而来，当重振周道、兴复王业，这是汉室的历史使命。 《汉书》中多处流露的“周汉一脉”意识，生动反映了汉代人的正统观念：西汉以周为正统，以秦为闰位；东汉则以西汉为正统，以新莽为闰位。东汉时代对周之统绪的再次确认，自然是出于实际政治的需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