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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如果从西汉成帝时冯商续《太史公书》算起，到东汉和帝时班昭等完成整部《汉书》的编撰，整个《汉书》的编撰史绵延一百多年。《汉书》文本逐步形成的西汉后期到东汉前期，正处于汉帝国从政权崩溃到重建秩序的历史阶段，《汉书》本质上是东汉明、章之世帝国精英参与创造的时代共识，可以视为知识与权力合谋的产物。考察东汉前期政治状况、学术环境对《汉书》编撰及其内容的影响，可以让我们细致领会东汉王朝重建秩序、建立共识的良苦用心，也有助于深刻认识《史》《汉》之际中国史学的巨大变迁，以及此后近两千年中国历史编撰的走向。 关 键 词：《汉书》文本/历史书写/文本权力 作者简介：陈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出版过专著《东汉社会变迁与文学演进》。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曾经写道：“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①帝制时代的中国，在诸多“正史”文本的形成和传播中，这两句话也完全适用——政治权力通过指导、影响历史写作，完成历史建构和知识生产；反过来，历史文本又通过人们的阅读、传播形成自己的权力，最终使文化霸权、知识霸权得以确立。如果我们试着追寻这一历史传统的渊源，不难发现《汉书》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汉书》编撰深受当时政治、文化环境的影响——《汉书》文本逐步成型的西汉后期到东汉前期，正处于汉帝国从政权崩溃到重建秩序的历史阶段，《汉书》本质上是东汉明、章之世帝国精英参与创造的时代共识。全面考察《汉书》编撰的历史过程及其产生的历史条件，尤其是东汉前期的政治状况、学术环境对《汉书》编撰及其内容的影响，不仅能让我们细致领会东汉王朝重建秩序、建立共识的良苦用心，也有助于深刻认识《史》《汉》之际中国史学的巨大变迁，以及此后近两千年中国历史编撰的走向。 一、经传汉事：《汉书》文本的形成 如果从西汉成帝时冯商续《太史公书》算起，到东汉和帝时班昭等完成整部《汉书》的编撰，整个《汉书》的编撰史绵延一百多年，许多重要的学者如刘向、刘歆、扬雄、班彪、班固、班昭都参与其中，成为汉代学术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 《汉书》的雏形是班彪编撰的《史记后传》，《史记后传》则发端于西汉以来诸家继司马迁《太史公书》(《史记》)而作的“续《太史公书》”。西汉元、成以后至东汉初年，“续《太史公书》”的编撰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西汉元、成时期为创始期，哀、平、新莽时期为延续期，东汉初年为终结期。“续《太史公书》”的学术潮流，最初萌芽于民间——元帝时期褚少孙出于个人学术兴趣，开始补益《史记》的相关内容。成帝时期，官方力量开始显示其影响，冯商奉诏撰述“列传”以续《史记》，刘向、卫衡也有补《史记》之事。哀、平、新莽时期，刘歆、扬雄、史岑等史家逐渐加入作者的行列，使得续补《史记》的各种文本日渐丰富。东汉初年，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学者文人，也以各种方式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可以说，“续《太史公书》”的编撰，就是西汉后期历史人物传记不断丰富、扩大的过程。 “续《太史公书》”这一持续未断的盛事，不仅反映了汉代社会对史学的日益重视，也反映了汉代学术文化逐步机构化、组织化的趋势。西汉中期，长安已“有天禄、石渠典籍之府”“又有承明、金马著作之庭”②，待诏文人或言语侍从之臣出入其间，以供文史之用。西汉后期，藏书之府(“典籍之府”)与能文之士(“著作之庭”)出现结合的趋势，通才达人刘向、刘歆父子整理中秘书，扬雄校书天禄阁，其职责一方面是整理皇家藏书，另一方面则是“知史务”。这些初步成型的官方艺文机构，对后来的历史写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们的存在，不断挤压着史家的个性和个体声音的表达，成为东汉以后影响历史书写的重要传统和不可忽视的力量。东汉明、章以后，出现了兰台、东观等专门的修史机构，也出现了《东观汉记》这样集体编撰的史书。 “续《太史公书》”的不同作者在文本中呈现出来的不同声音、不同立场，使之有了“整齐”的需要，班彪《史记后传》正是这样一种“秩序化”的努力。班彪出于对诸家“续《太史公书》”的不满，如文辞鄙陋、政治倾向等问题，在诸家“续《太史公书》”的基础上，系统整理西汉一代之史事，并最终撰成《史记后传》65篇，成为班固《汉书》的基础。自《史记》余脉衍生而来的《汉书》文本雏形——《史记后传》，由零散而整齐，最终具有了独立价值。 建武三十年(54)班彪去世后，班固继承父亲的事业，“探撰前记，缀集所闻”③，继续《汉书》的编撰工作。永平五年(62)班固因“私改作国史”被人告发下狱，后被明帝任命为兰台令史。以此风波为标志，《汉书》编撰由以学术为主导转变为学术与政治相结合，由相对独立的历史编撰转变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永平十七年(74)，明帝特意诏问班固有关《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太史公赞语以及司马迁对武帝的态度问题，对正在撰写《汉书》的班固发出警告。这些证据仍然保存在班固《<典引>序》及《史记·秦始皇本纪》之末。承受巨大压力的班固历二十余年之艰辛，章帝建初七年(82)终于呈上《汉书》④，但此时的《汉书》可能只有纪、传部分，而没有表、志部分，仅是规模初具⑤。此后《汉书》文本一直在不断充实完善之中，但直到和帝永元四年(92)班固去世时，《汉书》还有《八表》(《后汉纪》作《七表》)及《天文志》尚未完成。《汉书》最终经过续补而成完璧，其功臣则是班固的胞妹班昭以及扶风马续——班昭不仅续补《汉书》，且授《汉书》于马融，成为《汉书》学的第一人。班昭、马续对《汉书》的续补工作，刘知幾《史通》也有明确的记载。《史通》卷一二《古今正史》： 固后坐窦氏事，卒于洛阳狱，书颇散乱，莫能综理。其妹曹大家博学能属文，奉诏校叙。又选高才郎马融等十人，从大家授读。其《八表》及《天文志》等，犹未克成，多是待诏东观马续所作。而《古今人表》不类本书。⑥ 《汉书》发轫于诸贤，奠基于班彪，成书于班固，续补于班昭、马续，至此定型。正如清代学者赵翼所云：“(《汉书》)凡经四人(班彪、班固、班昭与马续)手，阅三四十年，始成完书，然后知其审订之密也。”⑦ 值得注意的是，续补《汉书》的马续以及从班昭受读《汉书》的马融，都出自扶风茂陵马氏，这显示出扶风安陵班氏与茂陵马氏的密切关系。在政治和军事上，安陵班氏与平陵窦氏合作较多⑧，而在文化上则与茂陵马氏合作较多⑨。扶风安陵班氏与扶风茂陵马氏同出一郡，二者关系甚为亲密。马援兄马余之子马严为将作大匠，又与班固等编定《建武注记》⑩，这是班氏与马氏在文化上的第一次合作。而马续、马融兄弟即马严之子，后来班昭授马融《汉书》、马续述《汉书·天文志》，则是班氏与马氏两个家族合作关系的延续。 除《天文志》为马续所撰外，《汉书》主要是由班氏家族成员完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汉书》之竣，乃班氏一族之功；《汉书》之学，为班氏一家之学，但今本《汉书》的署名却只有班固一人，作“汉兰台令史班固撰”。这种做法貌似对班氏家族其他成员不公平，但实际却是古代常见的一种文化现象。 在中国古代，学术撰著常常是一个集体性工作，具体到家族学术而言，家族成员往往休戚与共，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汉书》之前，《太史公书》成于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之手。《汉书》之后，六朝隋唐之间，父子相继、家族撰史之事甚多，如《汉后书》为西晋华峤及其子华彻、华畅三人合力而成，王隐《晋书》则是踵续其父王铨之志业。又如姚察、姚思廉父子合撰《梁书》《陈书》，李德林、李百药父子合撰《北齐书》，李大师、李延寿父子合撰《南史》《北史》，而初唐颜师古所注《汉书》，不仅参考了汉晋六朝二十余家旧注，而且多取于叔父颜游秦之《汉书决疑》，家学之重要可见一斑。经学方面也是如此，如虞翻的《周易注》为会稽虞氏五世之学(11)，范宁的《春秋穀梁传集解》，经过其父范汪以及子弟辈的集体努力方才成书(12)。 这种情况在后代也很多，一部书往往经过两代甚至数代家族成员的共同努力，方成佳撰，具有“中国家族文化的层累性”特征(13)。就班氏家族集体编撰的《汉书》而言，父子、兄妹合撰一书，经数十年光阴和心血而臻于完善。班固去世后，班昭并未因为自己所做的工作，去争夺《汉书》的署名权，实是符合世事人情之举。由此可见，文化士族在共同经营社会文化声誉的过程中实现了高度的配合，在著作权问题上达成了“不足为外人道也”的默契。他们不仅是简单的利益攸关方，而是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命运共同体(1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