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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赘语 “诚即真”的文化心理结构，积淀为一种集体无意识，造成了中国人在为人处事方面颇为奇妙的表里不一又和谐共存的现象。不仅官年与实年方面如此，而且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拿我们每人都曾经历过的学校教育来说，教学生做一个诚实的人是最基本的要求，可每当上级单位来检查工作或听课，师生们绝不会将平时的真相暴露出来，而是默契合谋，将检查和听课变为一种表演。即便是问卷调查，回收的也多是一些以赞誉为主的门面话和积极结果。因为风俗如此、人情如此、惯例如此，讲真相会伤害你所处身的各种人情，于己不利，于他人有害，而从俗从人情，为长者隐、为尊者隐、为同事隐，则“诚”在其中矣。长此以往，谁会较真，谁会认真?这与科学的求真精神完全是两套价值观念。 也许有人会对此提出异议，难道中国古代有着异常丰富成果的考据学不是在求真吗?但这只是似是而非的感受。仔细分析，我们堪称发达的考据学其实一直主要围绕着儒家经学在打转转。中国儒家一向重视社会人伦，而相对忽视客观自然，虽云“格物”，实是以心中所存“道”(也可称之为“天理”)来格物，并非从分析事物中总结客观规律。而这个能够总揽一切、涵盖古今所有问题的“道”，人们相信就存在于相传是圣贤所言所作的六经中。如宋代朱熹言：“道在六经，何必他求。”(90)明成祖朱棣言：“厥初圣人未生，道在天地；圣人既生，道在圣人；圣人已往，道在六经。六经者，圣人为治之迹也；六经之道明，则天地圣人之心可见，而至治之功可成。”(91)清代陆陇其亦言：“六经者，圣人代天地言道之书也。六经未作，道在天地；六经既作，道在六经。”(92)类似言论，不胜枚举。六经中不仅有至理，而且能够经天纬地，倘“六经之道明”，则“至治之功可成”。于是学者研求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辑佚、辨伪、极尽考订之能事，虽美其名曰求真务实，然只是于六经文字之求真务实，并非求六经文字之外自然万物之真实，也就难以发展出科学知识，换言之，现代化所必须的自然科学知识及其求真原则在经学里几乎是缺席的。而在民族危机深重的中国近现代，声光化电等科学知识正为中国所亟需。经学于此无能为力，也就无法满足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多种问题，无法整体应对民族走向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各种挑战，再加上治经者往往抱残守缺，陷入自闭似的自说自话，遂使儒家经典的经世致用，成为现代社会中的臆语空言。 我们今日，必须走出对儒家经学万能论的崇拜，认识到经学既无法成为超越性宗教，又无法提供现代化所必须的科学求真精神，其更多的价值，是体现为一种精神力量和文化智慧，增强国人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六经既无“真”字，一定向其中求索，只能是缘木求鱼。缺钙补钙，缺真补真，讳疾忌医，智者不取。时代要求我们提供能够面对现实的新知，而不是陷入繁琐的经学考据和随意的经学阐释。每个时代必须有自己的知识重构，以解决新的时代产生的新问题。如何从以经学为主脉的中国文化中析出适应时代的其固有的文化智慧，凝聚成一种民族自信的精神力量，并大力补充和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使两者不仅并行不悖，而且比翼双飞，才是一条充满活力和值得期待的道路。历将千百年风雨而屹立不倒的伟大的中华民族，相信会走上这条康庄大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