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清代的官年与实年现象 清承晚明之风，官年、实年的不符现象极为普遍，同样是官场上的一大恶俗，以至不断被口诛笔伐。兹举数例。顺治十二年上谕礼部云： 朕惟人臣事君，勿欺为本。近来进呈登科录及乡、会、殿试等卷，率多隐匿年岁，以老为壮，以壮为少。国家开科取士，本求贤良，进身之始，即为虚伪，将来行事可知。更有相沿陋习，轻联同宗，远托华胄，异姓亲属，混列刊布，俱违正道。朝廷用人，量才授任，岂论年齿家世乎。今科进士登科录及以后各试卷，务据实供写，其余陋风，悉行改正，毋负朕崇诚信、重廉耻至意。(49) “率多”二字，已点出官年现象的严重性，以至于要专门下诏礼部，要求整顿。实际上积重难返，收效甚微，在成书于康熙三十年的《池北偶谈》中，王士禛这样感叹康熙朝的官年风气： 三十年来，士大夫履历例减年岁，甚或减至十余年。即同人宴会，亦无以真年告人者，可谓薄俗。(50) 不仅汉族士大夫恶习难禁，而且此风渐染至汉军八旗。雍正五年十月上谕曰： 初十日奉上谕：朕览文武官员履历，开栽年岁，多有不实。或年岁本少而增之为多，或年岁本多而减之为少。此种陋习，汉人最甚，近来汉军亦渐有之。惟满洲官员皆系真实年岁，无意为增减之事。至于外省文武，则年岁不实者尤多，此甚无益而可笑也。国家用人，惟论其才力之可以办事任职，原不以年岁之老少为重轻。如老成望重之人，宜于居官服政，年岁虽多而精神尚健，即属可用之员；若年虽未老而志气委靡，则不可用，是多者不必减之为少也。少年精壮之人，宜于効力宣劳，年虽尚轻而办事勤敏，亦属可用之员；若年齿虽大而才具庸劣，则不可用，是少者不必增之为多也。人之立身，事事皆当诚实，岂可渉于欺诈。彼增减年岁者，无益于功名，而有关于品行，不可习为固然也。今朕特为训谕，凡各官从前之年岁不实者，俱着即行改正，令以实在年岁开明注册，嗣后文武官员倘仍行增减，甘蹈欺隐之习，则其人甚为无耻，而不足责矣。(51) 但雍正帝可堪告慰的“满洲官员皆系真实年岁”，后来也被打破。如满洲镶黄旗人完颜崇实，据其自订年谱生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但其朱卷却填写为道光辛巳(1821)七月十八日；志锐，与光绪帝之珍、瑾二妃兄弟行，《清史稿》、《清故伊犁将军文贞公行状》均载其卒时年六十一岁，志锐卒于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其当生于咸丰辛亥(1851)(52)，与朱卷所载生于“咸丰癸丑年(1853)四月二十五日”减少了两岁。两人均依汉族习俗有所减岁。(53)另外，雍正帝的上谕里还透露出文武官员履历也有增年的现象，其原因无外乎我们在明代部分分析过的那样，都是求名逐利而为。 科举中的增年则主要以年迈的考生居多。清代为了安慰落榜士子，逐渐形成一套对老年考生的恩赏制度。(54)如乾隆二十六年逢皇太后七十寿诞，“特开万寿恩科。所有应试举子年在七十八十以上者。虽未经入彀。而耆年宿学。恭遇盛典。宜沛渥恩。”于是八十以上的会试考生俱赏给翰林院检讨职衔，七十以上的会试考生俱赏给国子监学正职衔。(55)乾隆五十五年谕：“据知贡举铁保、姜晟奏：本年会试举子内，九十岁以上者四名，八十岁以上者七十三名，七十岁以上者二十四名，皆三场完竣，未经中式等语。本年届朕八旬，特开万寿恩科。各省举子年老应试者至一百余人之多，庞眉皓首，踊跃观光，洵为升平盛事。”于是各赏给都察院都事职衔、国子监典簿职衔、国子监学正职衔、翰林院典簿职衔不等。(56)乾隆年间还多次恩赏年迈的乡试考生，一般是七十岁以上赏给副榜，八十岁以上赏给举人。如乾隆四十五年，谕：“应试士子内，有年八十、九十以上者，三场完竣，榜发未经中式，念其踊跃观光，至老弗衰，宜沛渥恩，以广化泽。”于是所有年八十以上的落第考生及副榜考生俱加恩赏给举人，一体会试。(57)乾隆六十年，对163名七十岁以上未中的乡试考生，八十以上者“俱着加恩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七十以上者“俱着加恩赏给副榜”。(58)恩赏制度诱惑下，七十岁以上考生未必实年如此，多有妄增年龄所致的现象。《凌霄一士随笔》载道光间福建学政彭蕴章曾发布告示禁童生假称年老，认为这类现象出于“冀藉笃老为宗师所怜，易于见录，而乡闱观光，亦复可以耄龄邀恩赐举人之荣也”。(59)张之洞光绪元年任四川学政时曾著《輶轩语》，其中《语行第一》之“戒侥幸”条云：“童试多有年才五六十，而填注八九十者，希图幸进，便可迭叨恩榜，坐致词林，以吓愚蒙，为患乡里。”(60)李慈铭光绪六年应礼部试时，也说：“近来风气，老困童子试者，往往冒增年岁至二十余年，夤缘入学，或捐监生，以冀恩泽。故各省乡试后，大吏奏年老举人，动至数十，公然诬妄，不为怪也。”(61)说明此种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李慈铭的话里还透露出此类增年除自己主观欲望外，还有各省官员的推波助澜。刘声木曾对张之洞“戒侥幸”条加按云： 每科各省乡试发榜后，凡未中式之卷，俗谓之落卷，尽拆弥封，发还本县学官，再由本人领取。内监试各官，多有好行其德，每为之代加年岁，譬如年本五六十，代加至七八十，冀邀恩榜，有多至百余卷者。先文庄公历任赣、浙、蜀三省监临，皆是如是。内监试来告，谓为例行公事，不妨宽以邀恩。先文庄公谓：“例事固不可废，为朝廷慎重名器，亦不可太滥。”虽量为裁制，终亦不能尽废也。”(62) 因为地方官员同样需要笼络当地士子人心和稳定社会秩序，于是形成了一种合谋，使此风于有清一代，不能止息。不过具体到士子的正途科考，从清朝开国直至清季，则绝对是以减岁为主。乾隆三十六年曾下诏云： 且生员报考时，豫为将来筮仕计，减少岁数者，十居八九。旧册具在，历历可徵。(63) 这是就乡试而言，而会试减岁势必更甚，这从我们对相关乡会试朱卷的统计中亦可看出(64)。顺、康、雍、乾、嘉五朝现存朱卷数量虽然较少，但不乏官年减岁现象。如康熙四十二年进士吴瞻淇，朱卷载其生于康熙十八年己未四月十三日(1679)，而实年生于康熙七年戊申生(1668)，竟减了十一岁。康熙五十一年进士谢济世，朱卷载其生于乾隆癸酉年(1693)十二月二十六日，而据碑传，实年生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减了四岁。再如乾隆十七年进士邓梦琴，朱卷载其生年为雍正四年丙午年六月二十九日(1726)，而其实年为雍正元年癸卯生(1723)，减了三岁。又如嘉庆十年进士彭浚，朱卷载其乾隆三十八年癸巳七月十九日生(1773)，而实际生于乾隆三十六年辛卯(1771)，减两岁；嘉庆二十五年进士张祥河，朱卷载其乾隆五十二年丁未正月十四日生(1787)，而实际乾隆五十年乙巳生(1785)，亦减两岁；同科进士陈銮，朱卷载其乾隆五十五年庚戌四月二十九日未时生(1790)，而实际乾隆五十一年丙午生(1786)，减四岁。此还仅就会试朱卷而言，若加上五朝的乡试朱卷，减岁现象实不容小觑。 道光以降，直至光宣，中央控制能力逐渐下降，世风不竞，科举中减岁更加盛行。此期朱卷留存于世和能考知实年者较多，据笔者统计，其中官年减岁者居然占据多数比例。人们对此似乎司空见惯，连皇帝都安然处之，甚至就此话题与官员拉起家常。如俞樾，登道光三十年进士，咸丰五年八月简放河南学政，蒙恩召见，其自记云： 赴宫门谢恩，蒙召见一次。问及臣年，奏曰：“三十五岁。”上问：“是实年否?”奏曰：“是。”按，宋岳珂《愧郯录》云：“士夫相承，有官年、实年之别，间有位通显或陈情于奏牍间，亦不以为非。”是官年、实年宋已有之。是岁余实年三十五，官年则未及此也。(65) 咸丰帝能直接询问“是实年否”?可见官年问题已经成为官方不必回避和可以被官方容忍的事情了。按《曲园自述诗》云其“生于道光元年十二月二日”，至咸丰五年确系三十五岁。但他又说“官年则未及此”，《道光三十年庚戌科会试同年齿录》载俞樾生于道光五年乙酉，此即其官年无疑，比实年减了四岁。邓华熙系咸丰元年(1851)辛亥科举人，光绪间曾官湖北布政使、江苏布政使、安徽巡抚、山西巡抚、贵州巡抚等职。其日记中记载了光绪二十二年和光绪二十六年两次陛见的经过： [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十四日(1896年10月20日)]丑正入朝，暂至内务府朝房等候。少顷，入帘门内小屋。卯正传入乾清宫西暖阁。宝座前跪请圣安，免冠叩谢天恩，毕，步至御案旁跪。上问：“走了多少天?”奏云：“走了二十余日。八月廿一自苏州启程，昨日到京。”……又问：“尔年纪。”奏云：“臣官册填六十七，实年七十。” [光绪二十六年廿八日(1900年5月26日)]八点钟辰正，起单传出。(召见一人为一起，名曰起单。)予在第一起，崧锡侯第二起，军机第三起。皇太后、皇上同一御案坐于仁寿殿之西间。请安、叩头、谢恩，各如礼。礼毕，起，再跪，听垂询。太后问由那路来，对以航海。……又问曰：“尔年纪。”对曰：“官册七十一，实年七十四。”太后云：“答得好，不似七十岁，五六十样子。”皇太后左顾皇上曰：“尔问他话。”上即垂询：“是否由招商局轮船来天津，一路走得好?”对曰：“托皇太后、皇上洪福，风平浪静。”少息，皇太后言：“尔下去。明天递牌子。”回寓。 君臣双方对此问题都坦然相对，已可见官年风俗浸润之深，顺治、雍正等开国君主革弊易俗之举终致失败。有意思的是，据邓华熙之言，其官年当生于道光十年庚寅(1830)，实年当生于道光七年丁亥(1827)。官年与其乡试朱卷履历所云“道光庚寅四月廿四日吉时生”确实相符，但他在皇帝、皇太后面前所言的“实年”也未必是其真实年龄。文廷式遗稿《闻尘偶记》中明载光绪二十二年：“邓华熙、何枢七十三。”(66)据此逆推，邓华熙实际生于道光四年甲申(1824)；朱彭寿《清代人物大事纪年》亦云邓华熙道光四年“四月二十四日生”；又云民国四年乙卯(1915)邓华熙卒，“年九十二，谥和简”，由民国四年逆推，亦当生于道光四年(67)。也许道光四年是其注册童生试时的真实年龄?真是扑朔迷离!而像邓华熙一样，由晚清进入民国的诸名人中，官年小于实年者亦不在少数，如缪荃孙、沈曾植、张謇、熊希龄、曾朴等，余风所煽，至今未息。其背后的文化心理，实在耐人寻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