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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代的官年与实年现象 科举制度发展到明代，已经较为完善，有着严格的考试报名制度和学籍管理制度，从最基层的童子试，到颇具规模的乡试、会试，都需要填写三代履历，年龄也是其中一项很重要的个人信息。以乡试为例，礼部条约中明确要求“将举人的确年岁、籍贯、经书、备开咨呈与备照乡试录一同送部以凭查对，毋得增减年岁及遗漏不报”(15)，可见按照正常的管理机制，不应该出现官年与实年不符的现象。但是为了个人仕途的飞黄腾达，不少士子皆选择铤而走险，在增减年岁一事上大做文章。如果说冒籍是科举制度的产物，那么官年则是职官制度的副产品。虽然它的表象是科举制度中的年龄虚报现象，但它的根本动机却是官员们对职官制度中年龄限制的一种逃避。 随着科举制度的日趋完善，传统的恩荫制度下的增年以求早仕的现象在明代有所衰减。明代科举中的增年现象，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在原因。明代前期的增年现象，与明初皇帝对年轻官员的任用态度颇有关系。顾炎武《日知录》有云： 洪熙元年四月庚戌，郑府审理正俞廷辅言：“近年宾兴之士，率记诵虚文，求其实才，十无二三。或有年才二十者，未尝学问，一旦挂名科目，而使之临政治民，职事废隳，民受其弊。自今各处乡试，宜令有司先行审访，务得博古通今、行止端重，年过二十五者，许令入试。”上虽嘉纳而未果行。(16) 这与宋太宗的态度有些类似，国家政权巩固之初，朝廷的一些官员会认为少年官吏未尝学问，没有真才实干，担心在治理国家时会引发诸多弊端。明仁宗虽最终未接受此项奏议，但也表示了一定程度的认可。且明初统治者极为重视荐举一途，欲借此充分挖掘民间的贤能之士，故当时年轻官员多不受重用。《明太宗实录》记洪堪“洪武中由进士授御史，自陈年少，未谙法律，太祖高皇帝令还乡进学，俟年二十五入仕”。(17)《南雍志》载“建文二年三月，诏副榜举人年二十五以下、愿复入监者听”。(18)《明英宗实录》载“(正统四年闰二月)乙酉，行在礼部奏会试取中副榜举人有年及二十五以上者二百三十三人，请送吏部除授教职，年未及者五十八人，例送监及依亲读书”。(19)可见二十五岁在当时君臣心目中，一直是一个官员政治、心理、学问等各方面趋于成熟的年龄分界线。朝廷对年轻官员的不信任态度，必然会影响到士子们的心理状态，增岁以求仕进的情况自然时有发生。但是，未及二十五岁即获取科举功名的士人毕竟少数，年龄再稍大一些的士人就完全没有增加年岁的必要了，故增年现象在整个科举士人中所占的比重，仍大致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线上。然而随着明王朝的统治逐步走上正轨，隐居山野的处士贤人被挖掘殆尽，人才选拔的重心从荐举、科举两途并用向科举中的进士一途转移，少年进士便再次成为官员选拔的首选。他们年轻志远，文采出众，在仕途上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从当时人的记载看，至少成化、弘治、正德年间，减年一事已成为官年问题中的突出现象(20)，增年则相对少见。张志淳自述“昔居京师，见进士减年岁益甚”(21)，李东阳亦有云：“今之仕者，苟有所避，或减年以幸其免；苟有所觊，或减年以幸其留。充其念，自少至老而不能变。”(22)王瑄和钱仁夫则是两个可以从反面说明问题的例子： 成化戊戌进士三百五十人，莆十人。故事责占年状，王公自庵直署曰：“年四十。”或谕自隐，则笑曰：“自此至致仕三十年，足矣，尚忍欺?”(23) (钱仁夫)既领乡荐，凡四上春官乃得第。人为先生迟之，而先生晏如也。时进士多减年以就格，先生年五十四，剧以实言。或导之，曰：“昔人畏始进而欺君，吾不忍也。”闻者竦然，有因而改行者。(24) 王瑄登成化十四年(1478)进士，时年四十岁；钱仁夫登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时年五十四岁。皆可算步入中年，与那些春风得意的少年进士相比，已是垂垂老矣。若按惯例，这样的高龄进士，多授予州县之职，接下来的仕途历程将趋于平淡，不太可能会有平步青云的机会。很多同类进士，大多减岁以博取一个满意的职位，但王瑄和钱仁夫没有这么做。既然碑传作者在传主墓志铭中对此事大书特书，亦可反见当时整个朝廷的政治风气已然败坏。 随着社会思潮的多样化和复杂化，特别是早登美仕的官本位思想和重商逐利风气的盛行，至嘉靖、万历年间，减年现象终成士林一大风尚。嘉靖三十三年至三十六年，名臣海瑞任福建南平县儒学教谕，曾发布《教约》训诫诸生，其中有云： 第今人虽知圣门之教有在，而每援“事之无害于义，从俗可也”自恕，则于此不能无戾。试举一事：如册报类减年岁，甚者冒他方籍，顶他人名，原厥心未始不以通弊自诿也；然德之不修，机实在此。孟子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盖言所知所行，无非为存心设法也。损年图进，此心已陷于不诚、不一之地矣，更学何事。“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请为改图，约诸生五日内一一将年甲、籍贯、三代脚色从实写报，本学请提学道另行更造册籍。诸生凡素行类此者，亦痛自湔洗，勿以恶小而为之，庶乎不远而复，自此无不慊心之事，集义以生浩然之气，为贤为圣，异日为国家建伟业无难矣!(25) 诸生“册报类减年岁”，以致于海瑞不得不发布文告，另造册籍，可见减岁风气之烈。万历五年进士沈孚闻的墓志铭(26)所记事例更为典型： 四十三而始成进士，仅一为令，四十八而以先公讣归，四十九而弃我于乎是，何成之晚而夺之速也。于是手草君事状以属余，而俾余为之志其墓。君初讳令闻，后改孚闻，字贞孺，尝自号翼亭，后亦更号芷阳……既成进士，刻登科录，当以生齿闻，而君具实数。或谓减不过三岁，而可以预馆选，即毋选，而更五岁，以当给事、御史选，毋害也。且今诸进士谁为不讳齿者。君曰：“甫仕而遽欺吾君，可乎。”于是君之齿在百人后，而列第四人，不顾也。 据《万历五年进士登科录》所载，沈孚闻登科时“年四十三，三月十二日生”，与《墓志铭》相合，他的年龄在该科301位进士的实年中本来排在百名之后，但因为不肯减岁，遂在登科录所载的官年中高居榜首(《墓志铭》云“列第四人”有误(27))。因此，万历十年兵部主事王学益有奏疏云： 忠臣之事，君当无所不用其忠。窃见各色待用人员，所报年岁，一进仕途，从实写者无几，多有饰虚者。往往公然减年诡报，相习成风，恬不为怪，今已数十年矣。(28) 至天启、崇祯两朝，末世衰政，风气愈坏。如朱茂暻，据《崇祯十三年庚辰科进士履历便览》，生于天启丙寅年八月十二日；而据《秀水朱氏家谱》，实际生于万历戊午八月十二日，减年八岁之多，以致造出其十一岁中举人、十五岁中进士、二十二岁亡故的奇迹(朱于崇祯丙子中乡试七十三名，庚辰中会试一百八十名，顺治丁亥八月二十八日卒)(29)。陈长文的研究表明，明代进士登科时“平均少报年龄为5.05岁”，但明末的崇祯朝“官年现象较为严重，平均少报11.53岁”。(30) 明代中后期的减岁大潮，从制度层面看，可能与庶吉士的选拔有较大关系。众所周知，明代职官体系中最有特色的莫过于内阁制度和庶吉士制度，在天顺以后，“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31)而庶吉士的馆选是有年龄限制的，但似乎并无统一规定。从前引沈孚闻《墓志铭》“减不过三岁，而可以预馆选”之语看，万历五年的馆选年龄是四十岁以下。而明《万历起居注》载，万历十一年选庶吉士“照隆庆二年事例，限年四十以下”。(32)似乎可以证实此点。但天顺四年进士王徵“选庶吉士，试春雨诗，公仿柏梁体，顷刻赋百余韵。李文达、王忠肃相顾幸得人，会诏限年以选，公不与。两公甚惜之，除南京刑科给事中”。(33)王徵是年三十三岁，此期馆选年龄定在其下无疑。《国朝典汇》卷六五载，嘉靖十一年十月，“上命李时等于新进士未选者年三十而下，悉令就试，取二十一人”(34)。似乎馆选年龄是三十以下。《皇明贡举考》卷一《选进士为庶吉士》引《吏部职掌》云：“凡考选庶吉士，或间科一选……或限年三十五岁以下，或不限年。”(35)又有三十五岁以下和不限年之说。《礼部志稿》卷七二《钦定庶吉士名数》又云： 嘉靖二十年。先是，大学士翟銮言：今年庶吉士之选，奉圣谕于八月内行，届期值孝康敬皇后大丧，是以未遑。今进士开选在即，宜遵谕举行。欲照嘉靖十四年例，不限年岁，俱引赴文华殿大门外恭候钦试；或止依先年例，臣会同吏、礼二部堂上官并翰林院掌印官于东阁，限三十五岁以下，取考品、列次第进呈，恭候圣明裁定。诏暂照先年例。 可见虽无划一之定则，但大致择年轻而有才学者录之，且以限三十五岁以下为多见。这就很大程度上向那些中年进士关闭了进阶骤升的捷径。而根据对明代历科进士登科录的考察，30-40岁正是进士及第最普遍的年龄段，如果某一进士在30岁之前进士及第，那已是前途不可限量。在这样的选拔机制下，减年以选庶吉士，已成群僚私下默认之惯例。李乐《见闻杂纪》有云：“高大学士仪尝教诸进士曰：‘减年入齿录，嘉靖辛丑以前无此事，近日始有之。诸子慎勿为。’卒无人从先生之言者，致齿录与同年叙会大相矛盾，恬然不以为非。”(36)高仪言此前无有减岁现象，乃门面话，不可信，因此就连该科进士也“卒无人从先生之言”。而借减年之法得入庶吉士最终受益者，也确实不乏其人。就隆庆二年(1568)论，二甲进士林景旸，据申时行《赐闲堂集》卷二七《中大夫南京太仆寺卿林公墓志铭》“隆庆戊辰成进士，选翰林庶吉士……公生于嘉靖庚寅，卒万历甲辰，年七十有五”(37)，其登科实年三十九岁，而《登科录》中作“年三十四”，则减岁五年而得选庶吉士；而三甲进士沈一贯，据顾宪成《泾皋藏稿》卷九《奉寿沈相国龙江先生八十序》“庚戌先生寿八十”，则登第时实年三十八岁，而《登科录》中作“年三十二”，则减岁六年得选庶吉士。沈氏借此平步青云，官至内阁首辅，位极人臣，可算是因减年而受益的官员典型。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中后期除减岁的主流之外，增年现象也有所增加，这又可能与这一时期明代科道官选拔制度相关。明代“士人自锁闱敫廷之外，其试事最重者，无如吏部之考选科道，内阁之考选庶常，尤为华选。”(38)可见科道考试受时人的重视程度。根据明代的铨选制度，科道之职“监生及新科进士皆不得与，或庶吉士改授，或取内外科目出身三年考满者考选”(39)。也就是说，要么是庶吉士散馆改授，要么经三年一次的科道考选而任命。其选拔要求，历年不一，多有变动。“嘉靖、万历间，常令部曹不许改科道，后亦间行之。”(40)更是进一步缩小了考选的范围。而且年龄限制在三十岁以上，以科道为风宪之职，起到独立监察的职能，故必须精练老成、阅历丰富的官员来担任。朱国桢《涌幢小品》云：“祖宗旧制，凡给事、御史缺，止于进士内年二十以上者选补，或径入吏部。弘治间始及中、行、评、博。正德始及推官、知县。”(41)此处“二十”应为“三十”之讹，而地方官员参加科道考选实始于天顺五年，朝廷明令地方“将本处推官、知县内，但有廉能昭著、历练老成、人物端庄、语言真正、年三十以上五十以下、在任三年之上系中举及进士出身者，不拘员数，从公陆续推举起送”。(42)正式将科道考选的年龄限定在三十至五十岁之间，且是有三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举、人以上出身的官员。 至弘治二年，吏部尚书王恕上疏建言，若符合考选标准的“六年以上知县、推官，二年以上进士”员数不够，可“依本部议拟奏准事例，于半年以上进士、曾经一考称职推官、知县内选用”。(43)可见在官缺严重的情况下，科道的临时考选亦可将考察范围扩大至半年以上进士等官员，这无疑为新科进士骤升创造了便利条件。因为监察御史、给事中等职，虽只是正七品或从七品的中级官员，但却肩负谏议职责，六科更是直接隶属于皇帝的独立监察机构。故科道之职升迁较快，多三年考满后即外任按察佥事、知府等职，一跃成为正四品至正五品不等的地方高级官员，而这又是他们再次返京调任六部侍郎以上级中央高级官员的一个跳板式的铨选过渡。因此，明人多视科道为“清华之地”，杨士聪就曾感慨“官由科道升者，每苦太速”。(44)而根据庶吉士散馆的铨选次序，最优秀者入翰林，次给事中，次御史，再次而主事、行人甚至推官、知县之职。因此，科道官的政治清望和社会地位虽不及翰林官员，却远在六部主事及各级府县官员之上。故每在进士登第及观政以后，诸多士人皆翘首以望翰林、科道之职。然而一科进士能入翰林者不足十人，而两京台谏官员累以百计，列名其中的可行性远大于翰林。故明代中期以后，增年以求科道之事亦时有所见。姑举数例： (高铨)成化乙酉举乡贡，己丑登进士第。或讽使增年，以备台谏。公曰：某不敢为也。授大理寺右评事。(45) 予(葛守礼)遇急缺风宪行取，时年二十九岁，限以十月到部。旧例，选科道，三十以上方得与。若迟两月，即合例。予平生谓处事最不可用意，才用意，便非顺天命，故依限赴部。吕文选从周诧曰：“君年二十九，例不得选台省。”予曰：“自知无分。”居数日，授兵部主事，守山海关。(46) 安希范，字小范，无锡人。幼有夙慧，弱冠登万历丙戌进士，官行人。当入台省而格于年，有讽以增年者，希范曰：“安生不以台省重也。”迁仪部。(47) (万建昆)以卓异征，故事未三十不与给事、御史之选，当轴者重建昆才，谓增年可得要地。建昆持不可，乃授礼部仪制司主事。(48) 此四人皆以年龄未达三十而不得选台谏，在拒绝了谎报年龄的建议后，两人授礼部主事，一人授兵部主事，一人授大理寺评事。无论在品阶待遇上，还是仕途前景上，皆不尽如人意。这从反面证明当时铨选亦有增年的现象。 但较之减岁，明代的增年毕竟少见。因为如果减岁得预馆选，以后仍有选科道的机会；但如果增岁以就科道之选，则永远失去馆选之机。对于广大士子来说，当然会选择减岁者居多。如此看来，增岁减岁的根本原因，实逃不脱“功名利禄”四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