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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严监生要掐灭一根灯茎的含义，固然是他认为其浪费灯油。但为何是浪费?似乎几乎无人往平常心上去试解一二。连一贯以为懂得丈夫的严监生的妾赵氏，也以为他是在忧心费灯油而已。对一个身家不小的临死之人而言，忧心区区一根灯茎浪费灯油，的确是过于苛刻人情。但细细想想，严监生临终时所处的情景，面对一屋子虎视眈眈图谋家产的虎狼之徒，除了见物不见人的两根灯茎的无奈与嘲弄之举外，还能说什么呢?难道他那执着摇晃的两根手指，不也是一种无声似有声的抗议与嘲弄吗? 善良柔弱的人被欺侮嘲弄，贪婪横行的人反而得美名功利，人世的悲哀莫过于此。严监生对他人常常慷慨解囊，对自己严苛如此，充其量也就是过于节俭。如此说来，严监生仍是吝啬鬼乎? 基于文本的证据，可以发现严监生并不吝啬，但应该说严监生的确为人羸弱。小说里没写他欺负别人，都是写他怎么花钱周全各种外来的烦扰。花钱最多的，便是他哥哥严贡生嫁接到他身上的各种麻烦。严监生为何要怕他哥哥呢?原因只是他有两点无法改变的劣势：一是功名，一是伦理。 何以见得?严监生是个明白人，在对两位舅老爷临行托孤时，他说：“教他读读书，挣着进个学，免得像我一生，终日受大房的气!”严监生非常清楚老大严贡生公然欺侮自己的底气所在。一是自己功名比严贡生低。监生比贡生低级。严贡生贪赃枉法，却可以和汤知县暗通声气，实在不行可以一走了之。严监生面对来找哥哥严贡生办差的差人，“不敢轻慢，随即留差人吃了酒饭，拿两千钱打发去了”，最后还请两位舅爷商议，“连在衙门使费共用去了十几两银子”，才“官司已了”。接着还要“整治一席酒，请二位舅老爷来致谢”。因为这功名差级的原因，严监生怕官，甚至比一般的小老百姓还怕。所谓光脚不怕穿鞋的，严监生就是一个穿鞋的“监生”而已。乃至于他的“监生”名分，也不外乎就是一个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鞋”而已，甚至还没有鞋的实际用处。 严监生一生气短，屡屡受哥哥严贡生欺侮，另一个原因是他在家族内身份也比严贡生低。严监生哥哥说严贡生是大房出身，他自己则是二房。大房与二房的差异，直接导致了严监生与哥哥的身份等级差别。以至于严监生在世时，虽然勤俭持家而家业殷实，但仍旧终日要周全哥哥的行动，看严贡生脸色行事。更毋庸说严监生一去世，严贡生便公然觊觎弟弟家产，乃至于自作主张要当弟弟的家长了，甚而至于威胁要发卖弟媳妇赵氏。 一是功名，一是伦理。严贡生也正是拿捏住自己这两点在封建秩序里的天然优越性，不仅不拿族长当回事，更不拿严监生的妻舅、妾氏的亲戚当回事。有意思的是，严贡生蔑视赵氏为弟弟的妾的出身，在立嗣问题上大包大揽，想法子贪没弟弟家产。严监生的妾赵氏不服上讼，恰好几个环节的主官都是妾生身份，于是严贡生在府、县都告输了，司里又不理。可见，严贡生一旦发现伦理规则不起作用时，就凭自己的功名来施压。当发现功名威力不够时，便层层托关系、勾结官府权利，只得飞奔到京，想冒认周学台的亲戚，到部里告伏。最后还是弄了个三七开的审判结果，轻而易举地侵吞了弟弟的大部分家产。严监生一生谨小慎微、克勤克俭，却落得如此下场，令人叹息。 显然，《儒林外史》对比着写严监生和严贡生两兄弟，讽刺的是严贡生以及纵容、包庇和衍生这类人事的不合理社会。对于严监生的胆小、勤俭和克己复礼，以及最终令人扼腕叹息的命运，作者在冷峻的细描细绘的笔墨中，寄寓的应该是同情，传达的无疑是人世冷暖的叹息。长期以来的阅读和评价，阅读者仅仅把严监生定格成一个吝啬鬼，这对严监生典型化处理的经典阅读模式，不仅有点混淆黑白，更僵化了对《儒林外史》这一高度浓缩的艺术片段的理解，萎缩了人类天性中应有的对于善良与弱小者的感慨与同情。 吴敬梓是对比着写严贡生和严监生两兄弟的，其艺术公心所向绝不仅仅是塑造、讽刺一个吝啬鬼。显然，较之哥哥严贡生的满口仁义道德、标举诗书，实则寡廉鲜耻、巧取豪夺、挥霍无度、贪婪无耻，弟弟严监生的克己复礼、节俭成性、畏缩懦弱无疑更让人同情。因此，仅仅以两根灯茎这一经典细节孤立理解严监生，并将其理解为吴敬梓意在讽刺一个节俭成病态的书生，不仅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同时也大大降低了《儒林外史》的艺术趣味。 重新讨论严监生，目的不是为其翻案喊冤。但这个人物的重新理解，无疑可以刺激我们更深入地体会和估量《儒林外史》的艺术旨趣。众所周知，《儒林外史》作为中国古代小说的经典之作，最为显著的特征，大概就是“讽刺”了。诚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7](P335) 毋庸讳言，鲁迅对《儒林外史》在中国小说史上的意义概括异常赅要，如老吏断狱，可谓对经典的经典概括。但是，《儒林外史》写得好，与讽刺与否、与讽刺对象并不构成直接的逻辑关系，而是其“秉持公心，指摘时弊”的“机锋”与“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而”。而所谓“机锋”和“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之间的两个“而”，这不也就是恩格斯的说法——“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8](P41)的本领吗?可见，阅读、理解与欣赏《儒林外史》，要件有二：一是不忘吴敬梓写作的初心和始终，即“公心”；二是不要偏执于“戚”与“能谐”、“婉”与“多讽”的任何一端，而是要辩证理解，即体会作者将它们融于一体的“而”的功夫。前者是内容与思想，后者是艺术才华。如此才能更好地在经典阅读中品味古今同慨的人生共识，而不是仅仅存留些许干枯的文学笑话来慰藉世俗。 事实上，不仅《儒林外史》的阅读需要反思和检讨，许多经典作品、尤其是那些以选择和过滤了的作品片断来广泛传播的经典都存在这个问题。譬如一提到《红楼梦》，林黛玉就成了病态的促狭才女、身体不好的偏激女子代名词，薛宝钗则是八面玲珑、吃得开、会做人的生活大全般的贤德女性代表。贾宝玉自是毫无世俗用处的多情公子，薛蟠简直就是花花大少、空心大萝卜的富二代。一提到《儒林外史》，就只想到范进中举时的失心疯、严监生掐灯芯等若干经典片段。这些文本片断被一再作为经典选段进入阅读、传播层面，所涉人物形象的艺术思想内涵也就往往不被深究，反而在大众趣味和世俗压力的双重遇合下，成为非常庸俗的经典化阅读趣味，甚至自然而然地被当做生活与艺术珠联璧合的榜样，以符号化的形式流传于世俗趣味与大众营销共谋的阅读共识谱系之中。多少丰富的艺术形象都是如此这般自然滑入大众的、庸俗的阅读共识视野中!正如沈从文感慨的，你们只看到了我的故事，却把故事背后的心酸全忘却了。 经典作品的经典选本或者选段进入教材，固然极大推广了经典的传播与接受，也弘扬了优秀文学作品的文化魅力。但与此同时，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经典文学作品的片面、浅薄和负面化的理解与阐释。一旦选本之时有着许多意识形态内外的因素考量，一旦对人物的解读在某一时段内因应着时代语境和社会潮流，导致文本的解读出现定势思维一边倒，甚至出于政治正确而硬生生让经典文本中的人物与故事配合今人、今时代的论说需要，更是加剧了这种片面化、平庸化、世俗化理解经典的趋势，从而不仅将生鲜活泼的文本脱了水、定了轨，更歪曲、扭曲甚至凋敝了读者活跃丰沛的阅读主动性。而一旦如此，经典作品的阅读史和传播史问题就更是引人深思。因此，对经典作品某些固化的欣赏与认识的再检视就是很有必要的一件工作。 如今，呼吁对经典文本的阅读，旨意恰恰就在于融通古今的人心隔膜，化解各界的人世经验，在人生的意味上多一点理解，多一点慈悲。毫无疑问，在这个意义上，对经典文本展开细读、回读、反读与全读，在曾经和现在都经历过那么多阻断、引导与隔阂的当下中国语境，也是件很重要的事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