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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风云变幻，40年砥砺奋进，国家和社会发展发生了历史性巨变，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也实现了进步性变迁。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的40年，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可分别概括为“新时期”“新世纪”和“新时代”三个阶段，有着各自的特点。 40年文论是从“新时期”文论开始的 我们隆重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并将发生在1978年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重要的时间节点。然而，如果给这40年文论确立一个起点，应该从更早的一个事件开始。1977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这封谈诗的信，原本确定刊登在《诗刊》1978年第1期上，《人民日报》提前发表，以示重视。在这封写于1965年的信中，毛主席提到“诗要用形象思维”。 此前，在20世纪的50年代到60年代，理论界围绕艺术创作是否要用“形象思维”，曾展开热烈的讨论。这一讨论终止于1966年。这一年的5月，一位名叫郑季翘的文化工作干部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批判“形象思维”的文章。据说，该文在1966年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受到毛主席的表扬。此后，整整11年的时间，“形象思维”的观点就无人提起。在这个时候，重提“形象思维”，并发表毛主席肯定“形象思维”的信，具有特殊意义。在一个“两个凡是”与“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两种观点激烈交锋的关键时刻，毛主席书信手迹的发表，摘去了套在人们头上的紧箍咒。 在那个特定的背景下，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成了“新时期”文艺的进军号角。在同一期的《诗刊》上，刊登了一个座谈会记要，题目是《毛主席仍在指挥我们战斗》，取这样一个标题，就将“形象思维”的讨论纳入到当时正在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战略部署之中。 这封信的发表，在文学艺术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在同一期的《诗刊》上，发表署名文章的有林默涵、臧克家、李瑛这些著名的理论家和诗人。此后，文艺界、美学界和其他人文社科界的许多人士都加入进来。在这场讨论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起了重要的作用。文学研究所的蔡仪、哲学研究所的李泽厚都连续写了多篇文章。由钱钟书、杨绛、柳鸣九、刘若端、叶水夫、杨汉池、吴元迈等许多重要学者倾全力参与编译的《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一书，共50万字，并于1979年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推出。 “形象思维”的讨论，启动了上世纪80年代初年的“美学热”，也推动了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以及种种创作方法和手法的新探索，造就了新时期中国文学的繁荣。文艺是时代的报春花，文艺上的新观念、新运动、新思潮，为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起到了引领潮流和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20世纪80年代初，文学理论界出现了一系列的讨论，如：马克思《19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讨论、“人性与人道主义”的讨论、“新方法论”的讨论。此后，结构主义、新批评、读者反应批评，以及哲学上的一些新的流派，陆续被引入并运用到文艺理论与批评实践中。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国外人文社会科学，其中包括国外美学著作和文论著作的翻译大潮，有不少译丛问世，许多国外的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著作被译成了中文，对中国文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引进的意义，当然是积极的。众多的翻译著作，给国内的文论界带来了新的知识和视野，使国内的学人大开眼界。这些理论热潮，与当时蓬勃发展、硕果累累的新时期文学相互呼应，推动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今天重新思考这一段历史时，我们常常会这样形容：这是一个充满着青春朝气的时代，有着青春期所特有的求知欲和探索精神，有着对新的学术观念和方法的渴求，也有着那个时代所特有的青涩、躁动和粗放。在新的热潮不断出现的同时，一个又一个曾经风行一时的流派、观点和人物也在被不断宣布过时。 新理论像走马灯一样的转换。这种状况的积极意义是，中国文论界开了眼界，思维活跃，突破了过去僵化的体系；而不足的一面是，新理论、新名词层出不穷，不断地追新，让人无所适从。更严重的是，这种只引进，不消化，不断追逐时尚学术思潮与生涩的新名词术语的做法，促成了理论与文学实践加速脱离的倾向。 当然，任何脱离文学活动实际的理论，都不可能产生实在的效果。如果要问这一段时间的学术引进，所形成的最深远的影响是什么，那么仍然是集中在语言学之上。语言学方法的使用、文本中心主义，成为那个时代的主导理论。由此形成声势浩大的“向内转”潮流：过去的文学研究偏重于时代、政治、意识形态，而此时一种回到文学本身的趋势，通过各种方式体现出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