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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是否存在合成性(或分析性)导向的类型学转变?——兼论古今复合词、使役句、感叹句

http://www.newdu.com 2018-07-11 《语言教学与研究》 何元建 参加讨论

    How Real Is the Syntheticity-to-Analyticity Shift from Archaic to Contemporary Chinese:With a Specific Reference to the Diachronic Formation of Chinese Compounds,Causative and Exclamative Constructions
    作 者:何元建
    作者简介:何元建,男,四川成都人,英国伦敦大学语言学博士,澳门大学人文学院英文系教授,研究方向为语言的神经认知机制、翻译传译的双语处理过程、汉语语言学,E-mail:yuanjianhe@umac.mo。
    原发信息:《语言教学与研究》(京)2017年第20174期
    内容提要:对汉语历史类型学的研究,以前的学者曾经提出两种观点:一、汉语从上古至今有一个连续性的类型学转变:合成性特征逐渐减弱伴随分析性特征逐渐增强,暗示古今汉语有可能是不同类型的语言。二、从远古至前古、再至上古、再至中古与近代、再至现代,合成性与分析性呈分阶段的循环线演变。综合前人的研究,本文对涉及汉语演变的合成性(或分析性)之理论与经验问题,再行考证,并以古今复合词、使役句、感叹句三项作为个案探讨。结论是:古今语法的合成程度各有千秋,无论何种观点,都有一定的论据支撑,研究亟待深入。
    关 键 词:合成性与分析性/汉语历史类型学/汉语历时语法
     
    最近十多年,研究者对汉语类型学的演变做出了引人瞩目的研究,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黄正德(Huang 2005、2006、2009、2010)、冯胜利(Feng 2012)二位学者认为,从上古至今,汉语有一个连续性的类型学转变,合成性特征逐渐减弱,分析性特征逐渐增强,暗示古今汉语有可能是不同类型的语言。持同一观点但未提及合成性或分析性的还有冯胜利(2009a、2009b)、梅广(2003)、魏培泉(2003)等。贝罗贝(Peyraube 2014:62)则提出,汉语类型学的演变呈循环线的特征:远古(合成性)→前古(分析性)→上古(合成性)→中古、近代(分析性)→现代(合成性)。不过,古今词、句结构很多,演变途径不一,有必要对结构细节进行调查,以统一的标准去考量,比如结构如何表达语法概念与关系,并综合各类结构的演变趋势,方能作出可信之结论。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涉及汉语演变的合成性(或分析性)之理论与经验问题,再行考证。并以古今复合词、使役句、感叹句三项作为个案探讨,以此为依据,对汉语类型学的演变提出新的反思。
    二、合成性(或分析性)理论的实质
    理论最早来自Schlegel(1818:14),核心是依据屈折和派生形态将语言分类。屈折或者派生形态多的语言,就是合成型(或称综合型),譬如拉丁语;少的,就是分析型(或称解析型),譬如汉语。Sapir(1921)又增加了一类,叫多重合成型,并强调词结构的整体组合方式和它表达的语法概念与关系。汉语仍然是分析型,因为(Sapir以为)汉语词结构不能表达语法概念或关系(Sapir 1921:135—136)(这个观点今天看来偏颇,见后文)。到了Greenberg(1960),引进了定量分析,测定语素的长度和(在取样区间内的)组合次数。上世纪60年代兴起的语料库技术极大地推进了这类研究的进展。譬如,Szmrecsanyi(2012)的研究发现,英文并非之前所认为的,12至20世纪期间合成性逐渐减弱,分析性逐渐增强,而是相反。
    有两个问题。一、依据屈折和派生形态的类型学理论究竟有没有用?二、汉语一类根本缺少形态的语言,它的意义何在?第一个问题的核心是可比性。自然语言众多,类型学以何为依归,是个大问题。如果拿每一个语言都存在的特征来进行比较,那等于没有比。只有取一些有的语言有(或者多)而有的语言没有(或者少)的特征来比,才有意义。屈折和派生形态正是这样的特征,并可以达至跨语言而无不逮的效果。此外,可比性不但指跨语言的共时性比较,也适用于同一语言(或语族)内部的历时性比较。所谓历史类型学,正是依据屈折和派生形态的历时演变来考量所在语言(或语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合成性(或分析性)(参Schwegler 1990)。也正是在这个领域,近年来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经验和理论问题。譬如,即使是屈折和派生形态丰富的语言(如拉丁语族),仅依据它来确认类型学的演变是否就真的合适?其答案对那些根本缺少屈折和派生形态的语言(如汉语),富有启发性。
    之前的理论主要是由形态主导。近年来的研究则主张形态与句法共同主导(Ledgeway 2012:2—3)。比如,现代罗曼语族各语言从古拉丁语演变而来,虽然原来拉丁语的某些形态减弱或消失了,但名、动词的屈折形态总体还在,因此,一部分形态的减弱或消失,不足以作为类型学转变的唯一依据。须进一步考察古今的句法结构。譬如,古拉丁语中有不少分析性结构(如介词、句法否定词、标句词、完成体被动句等等),而现代罗曼语族各语言中,也存在相当数量的合成性结构(如表达名词重音、性、数、人称、意向的形态;表达形容词性、数、级的形态;表达动词时态、体貌、情态、条件的形态;等等)。这样一来,古拉丁语和罗曼语言的类型学走向就不能一概而论。需考据具体的词、句结构,尤其是形态有否参与句法结构的重组与演变过程,有否表达语法概念与关系。综合了各类结构的演变趋势,方可确定某一时期某一结构或某一语言的合成性(或分析性)的走向(Ledgeway 2012:12—16)。
    合成性(或分析性)理论从形态主导转为形态与句法共同主导,对本身缺乏形态的语言而言,如汉语,颇具启发性。这就回到前文的第二个问题。即,对于这些语言,合成性(或分析性)理论的意义究竟何在?答案是,意义并不在于任何共时性的跨语言比较(因为若仍以屈折和派生形态为依据,汉语之类恐怕永远是分析型),而在于这些语言内部的历时演变之比较。换言之,对于汉语自身的历史类型学,若要以合成性(或分析性)理论为依归,句法将必然成为主导。譬如,某一词项的消失(如上古的语气词:也/焉/矣),某一词项的出现(如中古的方位词),某一语序的变化(如作状语的介词短语从上古后置转为中古前置),某一词义的消失(如上古许多谓词的役格用法,后来不存在了),所有这些都跟句法有关,需要对结构进行细致的分析,方能确定其合成性(或分析性)的程度(见后文)。另外,虽然汉语缺少屈折和派生形态,但之前认为汉语词结构不能表达语法概念或关系的观点却不正确。上古之后,汉语复合词(尤其是合成复合词)逐渐丰富,可以表达非常复杂的语法概念与关系(见4.2节)。逻辑上,如果有些语言用屈折和派生形态去表达某些语法概念与关系,而缺少此类形态的语言就一定会用别的方式,譬如复合,去表达类似的语法概念与关系。很难想象某一语言的语法概念与关系会全部留给句法去表达,词结构却不参与。理论上,用屈折和派生形态表达语法概念或关系是否就一定比用其他形态(譬如复合)更具合成性,可以再探讨。至于复合形态有无跨语言的类型学价值,也可以再探讨。但作为语言内部演变的依据(如汉语),它确实存在。
    跨语言而论,让句法特征进入合成性(或分析性)程度的探索,最终会带来怎样的理论变化,目前仍不得知。考察词、句结构如何表达语法概念与关系,仍然是可以依据的方法论。历时而论,合成性(或分析性)的消长,意味着语法系统的运作方式随时间推移作出的调整。但调整的起因是什么?是否语法化进程使然?即使是,语法化的起因又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并非一两次研究就能有答案,但上述方法论却具有普遍和持久的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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