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坞壁民歌及其反映的战争时期生活状态与人际关系 晋末动乱背景下，产生了很多民歌。这些民歌表达了在特定社会环境之下人们对于生活本身的基本诉求和感受，其中一些与坞壁生活相关，之后在整个北朝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坞壁作为人们避乱的场所，常常发生小型军事防御战争。如《隔谷歌》就是一首反映这种生存状况的民歌，曰：“兄在城中弟在外，弓无弦，箭无括。食粮乏尽若为活?救我来!救我来!”[25](P2157)民歌的“隔谷”很可能就是坞壁所在的山谷。逃亡过程中，骨肉分离，且面临一些外在侵略的威胁，需要起身反抗，而“弓无弦，箭无括”反映了他所持武器的残破。“救我来，救我来”的哀嚎，反映了这位困在城中、弹尽粮绝的兄长的绝望与恐惧。前赵时期，困死坞壁是较为多发之事，《隔谷歌》所描写的情况正是当时史实。《十六国春秋》载有王广故事，可与《隔谷歌》相参看：“王广，永嘉之乱聚族避世，仕渊为西扬州刺史鲁阳侯，及聪嗣位，蛮贼梅芳扇动山夷攻围广城一百二十日，外救不至，粮食罄绝，鸡犬雀鼠靡有……城陷被禽，孑遗将士相枕而死者五十人。”[28](P68)这种惨烈的场景，几乎和这首民歌所描述的内容别无二致。 坞壁中的人们大多亲身经历战争与逃亡之苦，对此有着深透的表达。《陇头歌》就反映了当时坞壁之中人们生活的一些基本状态。逯钦立先生《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录的两首《陇头歌》其文如下：“郭仲产《秦州记》曰：陇山东西百八十里，登陇，东望秦川四五百里，极目泯然，墟宇桑梓，与云霞一色。其上有悬溜，吐于山中，汇为澄潭，名曰万石潭。流溢散下皆注乎渭。山东人行役升此而瞻顾者，莫不悲思，故其歌曰：‘陇头流水，流离四下，念我行役，飘然旷野。登高望远，涕泪双堕。’同前：辛氏《三秦记》曰：‘陇渭西关，其阪九回。不知高几许，欲上者七回。上有水，可容百余家。上有清水四注下。’俗歌云：‘陇头流水，鸣声呜咽。遥望秦川，肝肠断绝。’”[25](P1020)但是，逯先生对第二首《陇头歌》并没有引录完整，其部分文字和《三秦记》《秦州记》中的原文有多处差别。刘纬毅先生《汉唐方志辑佚》，以王谟《汉唐地理书钞》为底本，将两首歌记录如下：辛氏《三秦记》：陇西开其坂九回，不知高几里。欲上者，七日乃越。高处可容百余家，下处数十万户。上有清水四注。俗歌曰：‘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去长安千里，望秦川如带。’又：关中人上陇者，还望故乡，悲思而歌，则有绝死者。”[29](P3)“郭仲产《秦州记》：陇山东西百八十里，登山岭，东望秦川四五百里，极目泯然，墟宇桑梓，与云霞一色。其上有悬溜，吐于山中，汇为澄潭，名曰万石潭。流溢散下皆注乎渭。山东人行役升此而瞻顾者，莫不悲思，故其歌曰：‘陇头流水，流离四下，念我行役，飘然旷野。登高望远，涕泪双堕。’北人升陇歌曰：‘陇头流水，鸣声呜咽。遥望秦川，肝肠断绝。去长安千里，望秦川如带。’”两种文本对比之下可见，逯钦立先生所记录的，漏掉了辛氏《陇头歌》中的末两句“去长安千里，望秦川如带”及以下的文字说明内容。而更大的分歧在于，关于两首《陇头歌》的产生时代，看法不一。逯钦立先生将这两首分别从郭仲产《秦州记》和辛氏《三秦记》中的民歌，放置在晋代的杂谣歌辞之中，默认它们皆是西晋末年的作品。 然而，自清代乾隆时期的学者王谟以来，辛氏《三秦记》通常被认为是汉代的地理志。王谟在其《汉唐地理书钞》中云：“隋、唐《志》俱不著录此书，然自《三辅黄图》及刘昭《后汉书志》注，郦道元《水经注》，贾思勰《齐民要术》，宗凛《荆楚岁时记》，凡六朝人著书，已相承采用，且所记山川、都邑、宫室，皆秦汉时地理故事，并不及魏晋，此书必为汉人所著。辛氏在汉本陇西大姓，特失其名为可惜耳。”[29](P121)这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三辅黄图》的成书时间问题。王谟强调《三秦记》不录魏晋之事，故而应该是汉时作品。根据王谟的考证，史念海先生推断《三秦记》“当出于汉时人士手笔”。刘跃进先生基于史念海先生对《三秦记》产生年代的推断，认为《三秦记》在“成书于汉魏之际的《三辅黄图》及梁代刘昭《续汉书·郡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皆有所征引”，故而《陇头歌》亦当魏晋时的作品，这是很有根据的[30](P84)。还有学者保守推断它们至少产生于晋代以前，依据是魏晋时期人们针对这两首民歌出现了大量的仿作[31](P140-143)。总之，学界对于这两首《陇头歌》的看法，主要是倾向于它是汉魏民歌，甚至是汉代民歌。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逯钦立先生认为《陇头歌》是西晋民歌呢?这主要是因为《陇头歌》在西晋末年以及之后仍然具有较强的流行性，尤其是在梁陈之后出现了被模拟的高潮，仍然符合于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基本情况。从文辞上看，这两首民歌描述的是乱离时期的关陇地区，而陇山即是当时人们逃亡的一个去处。所谓“关中堡壁三千余所”，正是发生在这个地带。 郭仲产和辛氏为两首民歌所加的小序，包含了一些被忽略的史实。郭氏小序云“山东人行役升此而瞻顾者，莫不悲思，故其歌曰”，山东人何由行役至陇西?而且“行役”二字说明他们并非主动迁徙，而是背负了一定的行役之责。他们的悲思是身世之伤，感慨的是无休止的被动迁徙带来的“飘然旷野”的无所皈依之感。在此歌之后，他方才引录北人的《升陇歌》，内容与辛氏所录《陇头歌》一样。因此，这首歌很可能是基于《升陇歌》而重新改写的作品。郭氏所录《升陇歌》与这首《陇头歌》的主题并不相同，它所记录的是关中人远避战祸，逃亡四五百里开外的陇首，他们的思乡是指向关中的，“去长安千里，望秦川如带”之中是强烈的故国之思。因此，这两首歌的吟唱者，在郭、辛二人的著录中并不一样，一是行役之山东人，一是迁往此处之关陇人。相比于《陇头歌》本身而言，辛氏和郭氏在那段“诗歌说明”中所谈及的内容，似乎更耐琢磨。 从郭仲产《秦州记》如今残留的全部内容来看，他所集中反映的就是这一时期秦州地区的情况，可谓将《三秦记》中所提及的历史地点充分具体化。例如对于仇池山的记录，言及其地势有利于坞壁却敌，云：“壁立千仞，自然楼橹却敌。分置均调，竦起数丈，有如人力也。”[19](P265)对三秦与河西交界的垒壁加以描述：“抱罕城西有麻垒，垒中可余万众。”[19](P266)“山东人行役至陇西”这条有关陇山的材料，也对应了晋末战争带来的流民史实。从晋末以来，为了攻取关陇，八王之乱中的东海王司马越起兵于山东，众至十万[1](P1645)，前来攻掠的少数民族首领如刘聪、刘曜等人，也都从山东地区征发了大量流民以充行役。这些流民很有可能又在战争中展开新的逃亡。陇头正是在关中与西北的连接之处，地势险要[32](P34)，这种地方一般聚集了大量流人，极易形成坞壁。“山东人行役至陇西”所生发正是末世流离之叹，是当时流民坞壁之中的普遍情感。 辛氏在《三秦记》中对此处地形分析时，格外指出了其人口布局：“陇西开其坂九回，不知高几里。欲上者，七日乃越。高处可容百余家，下处数十万户。”陇坂甚有高度，山脚之下有民户聚集，山顶也可“容百余家”。这种地形和民众聚居，非常类似于坞壁。“山东人行役至陇西”与关中坞壁至于高险之处及“高处可容百余家”的规模，非常类似于晋末的历史实况。长安从太安二年张方的到来开始，人们就开始罹患于战祸[1](P1645)。刘聪、刘曜等人对长安的人口进行了洗荡式的掠夺。根据陈寅恪先生的统计，刘曜驱掠长安“士女八万余口退还平阳”。次陷“三渚”，又曾迁“二万余户于平阳县”。刘聪所设的左右司隶，“各领户二十余万”；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从其兵力所及地区驱掠而来的汉族编户与六夷部落。司隶部人曾有二十万因为平阳饥饿与石赵的招诱，出奔冀州[10](P130)。在这样的时代动乱之下，人们纷纷四散逃亡，逃到“遥望秦川”之处，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正是因为这样的地形特点，造就了这一地区在末世避乱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因此从辛氏《三秦记》到郭仲产的《秦川记》都对这一民歌加以了著录。关中坞壁的发达，造就了《陇头歌》在漫长历史时期之内的流行，也成就了它浓厚的现实关怀和史诗气质。 以“陇头流水”“遥望秦川”这种伤离情绪为典故的文人诗，十分滞后地爆发于梁陈时期，而在魏晋之初的诗歌中则十分少见。虽然言及“陇首”的诗歌自张衡开始即已有之，西晋张华亦有其句，当时诗歌中“陇坂”“陇首”意象十分常见，但“陇头流水”以及下注之渭水或曰秦川的意象，却是在较晚的时期出现。梁代诗人的广泛模拟加速了它在南朝的经典化，存在大量拟作。在梁代之后，这首歌也出现了一个被模拟的高潮，如《陇头流水歌》《陇头歌辞》等[25](P2515-2517)。逯钦立先生认为“此歌与上《陇头流水》皆改用古辞”[25](P2517)。梁人的仿写，虽然径直使用了辛、郭所录《陇头歌》的原句，但过分强调登于陇首所带来的生理上的痛苦，诸如体劳手酸、极度酷寒，其实严重弱化了原歌浑厚哀伤、情思深远的意蕴。其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于，南人模拟边塞诗，大多基于对边塞的想象，而有别于那种基于历史实录的情感。 在当时的流民坞壁之中，有一些重要的首领人物领导了这些反抗活动。人们将这种尚武精神，融会在歌颂他们的诗歌之中。如关中陈安带领乞活坞壁中的人们，反抗刘曜。永昌元年刘曜围叛将陈安于陇城，败之。陈安走陕中，为刘曜将呼延青人所杀，民间为作《壮士之歌》[1](P2694)，以七言写成，几乎描写了陈安作战的全部过程，甚至对他的兵器和战法，都有十分清晰的交代，以吁嗟语气出之，格调悲壮。 再如，歌颂祖逖的《豫州歌》也反映了当时坞壁中的生存状态。祖逖在北伐过程中集结了大量流民，活动于河表地区。这一军事队伍其实质更接近于流民坞壁，因此他本人也被称为“行主”。当时他得到了大量坞主的支持。建兴元年祖逖北伐，他北渡长江的队伍，主要是由其原来南下的部曲组成的，这些人普遍存在与祖逖之间的“救济与感恩”的关系，父老为其作《豫州歌》曰：“幸哉遗黎免俘虏，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劳甘瓠脯，何以咏思歌且舞。”[25](P779)在这首民歌中，百姓将自己免于为胡人俘虏之功，归于首领祖逖，甚至以比父母之恩。由此可以看到，在北方地区战乱环境中，由于在防御、抵抗生存威胁时需要相互依赖，使得人们之间的关系更为深厚、密切。 反映坞壁生活特点的，还有一些以女性为主角的民歌。坞壁以求生为最直接目标，女性也承担大量田野劳作，为战时环境提供物质后盾的主要力量。女子当家的局面，并非一朝一夕形成。颜之推认为是“恒、代之遗风”，其实也是战乱时期以来的男女共同承担家庭责任的传统。最为突出的是，坞壁妇女分担原本属于男子的军事任务，具有坞壁之中尚武、尚忠义的精神风貌。如坞主刘遐，时人比为张飞、关羽，另一坞主邵续以女妻之，刘遐与之壁于河济，刘妻亦是能冲锋陷阵之人：“遐妻骁果有父风，遐为虎所围，妻单将数骑拔遐出于万众之中，其后田防等欲为乱，遐妻止之不从，乃密起火烧营，甲仗多尽。”[1](P2131)可见，西晋末年以来坞壁所面临的战争环境塑造了北方妇女骁勇的品性。这种北方妇女形象，为之后北朝民歌吸收。民歌《李波小妹歌》产生于北魏晚期，描述了一个身着戎装的北方女子形象，她同样是产生于坞壁社会环境之中。其辞云：“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安可逢。”[2](P1176)这首民歌影响深远，晚唐诗人韩偓作《后魏时相州人作李波小妹歌疑其未备因补之》，即是延续其义，但此诗以香奁体出之，完全脱离了原民歌的思想和艺术风格[33](P2241)。历来的读诗人，对其认识一般也局限在对这个北方女子英姿飒爽的赏爱之上，而忽略了其背后的史实。据《魏书·李孝伯附李冲传》载：“初，广平人李波，宗族强盛，残掠生民。前刺史薛道摽亲往讨之，波率其宗族拒战，大破摽军。遂为逋逃之薮，公私成患。百姓为之语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安世设方略诱波及诸子侄三十余人，斩于邺市，境内肃然。”[2](P1176)可知李波和他的宗族居于乡里并以武力自强，所结成的这种组织，正是具有军事功能的乡里坞壁。曹道衡先生曾说：“所载《李波小妹歌》，常为文学史家们引用作为北人尚武的例子。其实她这种强悍的性格，是长期生活于‘坞壁’之中和少数民族劫掠者斗争中形成的，不过在力量壮大之后不免从自卫而变成劫掠者。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北朝后期犹未尽除。”[4]这首民歌虽然没有在语言上明确表示出对李波小妹的表彰，但其中对于武力的崇尚，对于李波小妹的赞赏，都和当时乡里坞壁所负有的军事防御功能莫不相关。而当地百姓为这样一位女子讴歌，正也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能并非像史书上所说的那样，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协助的关系。在南方，涉及到女子的民歌，往往是一些讲述男女之情的作品，其形象与北方妇女的形象是大相径庭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