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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晋末北方坞壁中的文人踪迹 晋末大乱，很多文人逃亡乡里，抗争、避乱于坞壁。太安二年，张方占领洛阳之后，居住在“宜春里”的著名文人左思，在一片混乱中携眷出逃，希望移居冀州[2](P2375)。左思本是齐国临淄人，冀州并非是他的乡里。《全晋文》卷一百四十六录有《左思别传》，云“余意度之，当是谧诛去官，久之遭乱客死，而云归乡里，非也”[20](P2302)，即是其意。晋武帝时，因为妹妹左棻入选宫中而入居洛阳，成为贾谧二十四友之一，所撰《三都赋》实现了“洛阳纸贵”的佳话。此时为了避乱而逃离都城，是自全之策。由于妹妹左棻在永康元年即已经离世，故而左思所携带的眷属，很可能主要包括他的父亲、妻子和子女，他们的名字都曾出现在左棻的墓志之上[1](P2711)。然而，左思为何要去冀州呢?从晋末大势来看，冀州在当时所具备的基本条件，能够符合作为战争流民的左思的选择。 太安中，各地发生饥乱和蝗灾，冀州的灾害可能程度稍轻，因此成为流民前往的目的地之一。石勒曾经向郭敬建议：“今者大饿，不可守穷。诸胡饥甚，宜诱将冀州就谷，因执卖之，可以两济。”[1](P2711)这说明当时冀州相对于群胡并起的并州和洛阳而言，稍稍安定，可以前往就食。左思在太安中选择前往冀州，可能也是为了暂避饥饿。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刘聪统治时。在战乱期间，冀州也仍然保证了一定的粮食生产。石勒进据襄国后，张宾进言提到：“广平诸县秋稼大成，可分遣诸将收掠野谷。”于是石勒上表于刘聪：“分命诸将攻冀州郡县垒壁。率多降附运粮以输勒。”[1](P2710-2718)可见冀州的坞壁富有粮食，并以此与石勒进行交易。石勒在冀州横扫坞壁、掠夺粮草之时，距离左思逃往冀州不过数年。 在石勒横扫冀州坞壁之前，这里应该相比于当时的洛阳而言要安全很多。冀州在晋太康初时，各郡县平均户口是3928户，仅次于当时的司州。因此，“司隶部人奔于冀州者二十万户”[1](P2711)，相当于有百万人口。这些为数不少的人口到了冀州之后如何安顿?除了一部分为石勒所控制，另外一部分应该就是投靠冀州地区的各类坞壁。关于冀州坞壁数量，史无明文。但数年后，石勒发迹于冀州，攻灭了大量坞壁，可以窥一豹之斑：“进军攻巨鹿、常山，害二郡守将。陷冀州郡县堡壁百余，众至十余万。”[1](P2711)从这些相关数据来看，冀州地区存在大量坞堡，且聚拢了大量人口。左思前往冀州郡县之时，应该也是因为此地有能够让其家族存续下来的可能。遗憾的是，他晚年并无作品存世。左思离开洛阳，宣告着一个文学时代的结束。洛阳此时不再是吸引人们为之歌颂的城市，而是一片战乱废墟。曾经停留在这里的人们，都被迫转入到基层社会中去谋求基本的生存条件。 随着五胡乱华局面的深入，向坞壁发生转移的情况更为多见。永嘉五年，匈奴刘聪占据洛阳。这一年，潘尼离开洛阳之后，携眷东归原籍中牟，行至成皋一带，被乱军所阻，病死于坞壁[1](P1513)。潘尼所奔往的成皋地区，当属于大坞主李矩的统辖范围。李矩在刘聪之乱发生以前，就已经开始经略这一地带[1](P1706)。阳城、成皋在当时属于河南郡，靠近首都洛阳，坞壁分布极多。荀、华二人部曲为盗贼所食，场面骇人，却是晋末实况。百姓保命，只能屯聚于坞壁之中。潘尼止于成皋坞壁避乱，也是顺应当时的大势。 坞壁在当时的司州地区分布密集。当时洛水沿岸，坞壁很多，《水经注·洛水注》中提到了檀山坞、金门坞、一合坞、云中坞等[9](P366)。成皋县就是位于洛水之西，此地之坞壁，多属于山城形式，较为坚固。如建立“城在川北原上，高二十丈”的一合坞，最早是晋将军魏该奔于此[9](P366)，见证了当时多个坞壁之间联合抵抗刘曜的血腥历史[1](P1713)。直到东晋哀帝兴宁二年，成皋地区仍有坞壁。“燕太宰恪将取洛阳，先遣人招纳土民，远近诸坞皆归之，乃使司马悦希军于盟津，豫州刺史孙兴军于成皋。”[24](P2790)这里的“土民”即是坞壁中的乡民。这些地方能够吸引像潘尼这样的文人前往避乱，也是不奇怪的。 坞壁中的名流，还有刘隗之子刘畴值得一提。《晋书·刘隗传》载：“(刘隗)子畴，字王乔，少有美誉，善谈名理。曾避乱坞壁，贾胡百数欲害之，畴无惧色，援笳而吹之，为《出塞》《入塞》之声，以动其游客之思。于是群胡皆垂泣而去之。永嘉中，位至司徒左长史，寻为阎鼎所杀。司空蔡谟每叹曰：‘若使刘王乔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选也。’又王导初拜司徒，谓人曰：‘刘王乔若过江，我不独拜公也。’其为名流之所推服如此。”[1](P1814)刘畴的文艺才华为人所推重，故而才有吹奏乐府，即令“群胡皆垂泣而去”的传说。而王导认为刘畴如果在世，那么他的政治地位是要与自己“分功并列”的。这番评价，已经超出了对其文艺才华的肯定。 那么，王导为何对一个在坞壁中避乱的文人有如此高的评价?不妨先来了解刘畴的事迹。杀害刘畴的阎鼎是天水人，曾屯居密县坞堡：“聚西州流民数千人于密，欲还乡里。”密县之后一度成为秦王出奔时期的“行台”，为阎鼎带来了机会：“值京师失守，秦王出奔密中，司空荀籓、籓弟司隶校尉组，及中领军华恒、河南尹华荟，在密县建立行台，以密近贼，南趣许颍。”[24](P2771)他在当时已经是坞壁的首领，王子大臣纷纷前往投奔[1](P1814)。这说明，当时即便是皇孙贵胄，也需要依赖坞壁的力量来自全。刘畴与阎鼎之间产生矛盾，是从阎鼎决定西迁秦王、离开密县、建功于“西土乡里”开始的。这个决定，当时还得到过乡里近于秦雍地区的北地人傅畅的支持[24](P2771)。但是，“(刘)畴等皆山东人，咸不愿西入，荀籓及畴、捷等并逃散。鼎追籓不及，暅等见杀，唯顗、述走得免。”[24](P2771)刘畴即死于这一次逃亡。阎鼎挟秦王抵达长安之后，扶持其登基，“总摄百揆”。由于愍帝政权是在刘畴、阎鼎等人领导的坞壁一路保护、护送之下方才抵达长安的，因此王导对于刘畴的推重，也与他的这番劳功或许有关。 西晋末年的坞壁之中，刘琨和卢谌是当时文人之翘楚。刘琨自永嘉元年被封为“并州刺史”之后，在并州地区招纳流民反抗胡族，以城门为战场，百姓耕战结合，和祖逖一样，具有流民坞壁坞主的特点[1](P1687)。并州地区与胡族相距甚近，所受战争威胁与反抗斗争是最为激烈的。永嘉六年，刘粲、刘曜攻陷晋阳，刘琨逃奔常山，后拓跋猗卢来救，收复晋阳。次年，石勒败刘琨将，克并州，刘琨遂奔段匹磾于蓟城。这期间，刘琨的侄子卢谌自刘粲处奔刘琨，二人多有唱和。 刘琨在《重赠卢谌》中撰写了一段慨叹“今是而昨非”的序言[25](P851)，反思少壮志时“远慕老庄”“近嘉阮生”时的虚无，而在“国破家亡，亲友雕残”的现实面前，“块然独坐，则哀愤俱至”。序文中提到自己“不复属意于文，二十余年矣”。二十余年的时间对于一个诗人而言是很漫长的，或是因为客观的战乱环境所致，或是因为战乱时期主观上不再有诗兴——其中原因虽然杂陈，但无不与乱离相关。而刘琨对于现实的体认，对于玄远之学的疏离，都是从流民坞壁的经历中直接获得，他的思想是被乱离社会所塑造的。《晋书》对刘琨诗歌的评价，更为注重其深远之托意：“琨诗托意非常，摅畅幽愤，远想张陈，感鸿门、白登之事，用以激谌。”[1](P1681)其克复神州之志，慷慨激烈之语，深有时代印记。 刘琨在流民坞壁之中所做出的这些反思，实际上直接关系到南北朝文学的分野。北方文人从此反思并挥别玄虚的精神生活，开始着力于对现实的深切关注。而南朝文学则是继续在玄思的道路上探索，沉溺于陌生、毓秀的南方山水给他们带来的惊奇。《重赠卢谌》这首诗中的诗人，“去家”亡国，落魄独行，饱受穷途与迷茫之苦，因而全篇甚有《离骚》之风致。在结尾，诗人甚至称这首“歌”中所谈论的经历过分悲伤，而不能再忍心吟唱全部的、漫长的篇章。这首诗，是西晋末年流民坞壁首领的流落征战生涯以及失却国家的迷茫心境的真实写照。“资粮既乏尽，薇蕨安可食”“揽辔命徒侣，吟啸绝岩中”等，画面感很强，皆还原征战经历中历历在目的艰苦卓绝。其中有一首云：“裹粮携弱，匍匐星奔。未辍尔驾，已隳我门。二族偕覆，三孽并根。长惭旧孤，永负冤魂。”[25](P852)这些内容正是当时带领人们连夜逃亡的写照。逃亡的人们身后是倾覆于战乱的宗族，而幸存下来的人们，也满怀对死去冤魂的思念和辜负。这一首诗，因为真切地写出了西晋末年的历史真相，并切入到当时幸存流民内心深切的负疚感，因此如果拿来作为西晋末年滞留在北方的人们内心共有的一首时代挽歌，都可以说是甚有代表性的。 从卢谌的《答魏子悌诗》看来，当时虽然刘琨的流民坞壁多有败绩危难，但卢谌仍保持乐观。诗中情感充沛，有着无法掩饰的慷慨之气。特别是诗歌中谈到坞壁乡曲之恩义，落笔时情感深重：“恩由契阔生，义随周旋积。岂谓乡曲誉，谬充本州役。”[25](P884)然而，卢谌虽然沐浴战火，但并没有完全洗净西晋的贵族文人之气。诗歌末尾中写道：“乖离令我感，悲欣使情惕。理以精神通，匪曰形骸隔。妙诗申笃好，清义贯幽赜。恨无随侯珠，以酬荆文璧。”[25](P884)这体现了流民坞壁复杂斗争形势给当时文人带来的情感冲击。建武元年，刘聪杀愍帝于平阳，北方的形势变得更为复杂，刘琨的《劝进表》即是作于此时。太兴元年，刘琨被杀，部将皆投降于石勒，卢谌后来同样是在石勒政权中立足，直到永和六年卒于战乱。卢谌有集十卷，后来应该是由他的子孙带到了江南。 当时，还有一些文人为胡主俘虏，曾暂时性地居住在胡族政权的军事营垒之中。如石勒的君子营，即是其中重要的一例：“永嘉三年……夏四月，勒进军攻巨鹿、常山，害二郡守将，陷冀州郡县堡壁百余，众至十余万，集衣冠文物别为君子营。”[1](P2711)这条材料中，石勒集衣冠人物为“君子营”，应当就是这些被降服地区的上层阶级。对于“君子营”中的“衣冠人物”，人们历来有所猜测。钱穆先生《国史大纲》中将其中人物默认为旧族人物：“勒军中特有‘君子营’，集衣冠人物为之。史称：‘卢谌、崔悦、荀绰、裴宪、傅畅并沦陷非所，虽俱显于石氏，恒以为辱。’”[26](P280)从实际的情况看来，钱穆先生所举之人物，是当时石勒政权中最受看重的人物，他们也经历了被俘虏的时期，很有可能确实曾在这类“君子营”中有过短暂的停留。唐长孺先生认为这些“君子营”仍是军事性质的临时组织，其存在时间不会十分长久[11](P156)。虽然说这种君子营有利于上层文化人物的聚集，但他们也随时面临着极大的危险，这危险主要是石勒政权可以对他们进行生杀予夺：“永嘉末，(邓攸)没于石勒。然勒宿忌诸官长二千石，闻攸在营，驰召，将杀之。”[1](P2339)这条材料中石勒“闻攸在营”的“营”，很可能是“君子营”。从邓攸险些被杀一事可见，即便是“衣冠人物”，在为石勒控制时，也有不保性命之虞。后来虽然邓攸短暂归附，但也旋即逃走，“至新郑，投李矩”，奔向了另一个坞壁。 从以上所列情况可以看出，在晋末有一大批文人逃亡乡里。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无法继续从事文学创作，有些只能在戎马之间有少数的作品留存。在失去氛围热烈的创作环境之后，在乡里社会的空隙之中艰难生存的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较为沉寂。有的文人即便有所创作，也很可能因为这种封闭的环境而无法留存和传播自己的作品[27](P235)。然而，这些文人既是整个西晋文学时代的句号，也是下一个文学时期的开始。文学发展转移到乡里社会，是文学发展的一次重大转折，这意味着文学力量不再集中，也意味着文学所表达的内容和情感将发生一定的变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