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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西晋覆亡之初，北方广泛分布的坞壁对于晋末文人、文学具有间接的保全作用。当时，北方社会遭到严重破坏，文学活动难以进行，尤其是曾经以城市为中心的文学发展局面被彻底打破，人们大量逃往坞壁。在整个北方地区文学发展普遍凋零的情况下，坞壁之间尤有零星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一些民歌经典。当时的文学创作情况充分表明，晋末动乱之时，北朝和南朝文学分野的一些基本特征已经有所显露。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易代之际文学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4ZDB073)。 关键词：西晋末年/ 坞壁/ 乡里社会/ 文人/ 民歌 作者简介：蔡丹君(1981- )，女，湖南株洲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北京大学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方向为汉魏六朝文学。 晋末战祸连绵，劫掠横行，又常发生饥荒灾疫[1](P791)，生灵涂炭，十不存五[2](P2849)。当时，不但西晋中央政权覆亡，地方基层社会也遭到巨大冲击，文学活动难以进行，文学作品难以保存。至此，中国文学发展的空间与秩序出现了一些重要的转折。从十六国时期到北魏前期，城市反复遭到破坏，虽然北方地区有过几个政治中心，但并不持久和安定。“还居乡里”是当时史料中的一个高频词汇，它意味着人们从城市中退出，回到乡里社会的生存空间之中避乱，休养生息。退还到乡里社会中的人们，仍然会自发地从事一定的文化活动，如私学讲授、校订文籍等，而另一些此前一直居于乡里社会的中下层士人，则通过与胡族政权合作，走到历史舞台的幕前，成为推动历史与文化发展的新的主体。 关于坞壁与文学之间关系的文学史研究，迄今只有少数学者加以注意[3](P1-16)，其中，曹道衡先生《北朝社会环境对学术和文艺的影响》一文的讨论相对详细[4](P1-24)。本文希望能根据现有文献资料，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考释与坞壁有关的多个问题，以梳理出此际文学存续的基本面貌。 一、北方坞壁对于晋末文学的存续功能和历史意义 一场持续了十六年的“八王之乱”以及紧随其后的“五胡乱华”结束了文学在北方地区的城市发展之路。从此，伴随着城市的沦陷和被摧毁，曾经聚居城市的文人纷纷死去或者逃亡，意味着西晋文学史进入尾声。河间王司马颙的前锋张方率领精兵七万占领洛阳，除了造成洛阳“杀伤满于衢巷”的惨景之外，他还挟持晋惠帝和成都王司马颖，并“大掠洛中官私奴婢万余人，而西还长安”[1](P1644)。至此，西晋政局急转直下，文坛同样发生了剧变。先是贾谧所集拢的“二十四友”[1](P1173)在“八王之乱”的政治动乱之下最早发生流散。永康元年，潘岳等人已经见杀于东海王越[1](P96)。太安二年，陆机、陆云为成都王司马颖所害，西晋文坛两颗明星陨落[1](P1408)。而诗人孙拯受此牵连，被收狱中，之后死去[1](P1481)。左思因避张方之劫，携眷远避冀州[1](P2375)。而又有在这期间称疾而归者如张载，在长沙王司马乂请为记督之后即“归还乡里”，其弟张协则“以乱屏居草泽，属咏自娱”[1](P1524)。其他文人如王嘉、郭文等，则在这一年前后选择隐逸于山中。刘琨则从此聚集流民，踞于离石附近，抵抗匈奴，虽然间或有所创作，但实际上也告别了过去的文坛。文人相继从西晋文坛消失，文学史的发展在此时出现了短期内无法回逆的转折。 永嘉之乱中，文人流散的情况更为深化和普遍。永嘉元年，司马炽为东海王司马越拥立为帝，是为晋孝怀帝。晋孝怀帝之后讨伐了司马越，但继而在不断征伐“五胡”的过程中战败[1](P115)。永嘉五年四月，元帅王衍与前赵石勒战于宁平城，晋军全军覆没[1](P121)。六月，王弥和匈奴刘曜的军队攻入洛阳，期间“京邑大饥，人相食，百姓流亡，公卿奔河阴。”[1](P2611)“(刘)曜等遂焚烧宫庙，逼辱妃后，吴王晏、竟陵王楙、尚书左仆射和郁、右仆射曹馥、尚书闾丘冲、袁粲、王绲、河南尹刘默等皆遇害，百官士庶死者三万余人。帝蒙尘于平阳，刘聪以帝为会稽公。”[1](P123)洛阳可谓遭到彻底的摧毁。永嘉七年，晋孝怀帝在被刘聪羞辱之后，又被毒酒毒杀。与他一同遇害的，还有不少从洛阳逃亡而来的旧臣和拥立者，结局凄惨[1](P2633)。建兴元年，愍帝建都于长安：“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1](P132)许多大臣及其家族在这个过程中死去。如曾经日食万钱仍云无下箸处的何劭一族，夷灭殆尽[1](P994)。潘尼避乱于成皋坞壁之后病死[1](P1011)，挚虞流落荒野，捡拾橡果充饥，最后悲惨死去[1](P1419)。而幸存下来的文人，或者从此销声匿迹，或者隐没于更为偏远无闻之处。故而，晋末之后的洛阳，号为荒土[5](P117)。“生理茫茫，永无依归”[1](P1545)。随着西晋王朝的倾塌，在洛阳及其周边这个中心地区的西晋文学残留力量，逐渐流散和消失。 关于这些文学力量流散的方向，人们以往更多关注的是南渡之“中州士女”，这部分人口据说占当时人口总数的“十之六七”[1](P1746)。而这里所谓的“中州”，应该并非是指全国，而是指以洛阳为中心的司州地区。仅就这一个区域而言，这一人口迁徙的比例，的确是十分可观的。而文学史关注南渡者更多，是因为在这批有避难能力的士大夫当中，有着较多的文学精英。虽然如今已经不能考证究竟有多少人口参与了南渡，但起码可以知道的是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留在了北方。谭其骧先生在概括此时的侨流情况时说：“永嘉丧乱后引起的民族迁徙是多方面的，岂只有北人南渡而已?至少还有不少中原人或东徙辽左，或西走凉州。”[6](P19)留在北方的人们，在北方范围之内发生过较大规模的迁徙。当时，辽左、凉州等较为偏远的边郡，少数民族统治者或者区域统治者为流民设置了侨郡。还有为胡族统治者所占领的地带，人们则是聚集宗族、筑建坞壁以自全，而文人亦有委身其中者。战争带来的“流民”“难民”或者“遗民”所组成的“共同体”[7]，完成了从城市到乡里的转移，或者从居于城市中心地带周边的乡里社会，迁徙到更为偏远的乡里社会中去。人们留在北方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南渡资费不菲、路途艰难，也有少数人是由于重土难迁、具有“恋坟垄”的思想等[1](P2279)。在这种情况下，北方地区的长安、洛阳等文化中心无法再如盛时那般凝聚文学力量。 那么，留在北方的人们究竟在何处栖身呢?经过战乱的摧毁，北方城市凋敝，绝大部分土地为少数民族所占领并建立新的政权。有学者形容说，在社会结构及意识形态上，北方少数民族的南下，将秩序井然的小农社会撞成了碎片[8]。这个比喻是恰如其分的。从制度及其实践看来，西晋时期乡里社会的体系是井然有序的。《晋书·职官志》在介绍地方行政编制时，透露了乡里社会管理的基本方式[1](P747)。这个体系是自汉代以来郡县制的基本框架，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乡里社会管理结构——在较长的历史过程中，它可能会在人员上有所增减，吏员设置上有所变化，但总体上应该是相对稳定的。这些地方行政编制所对应的，是一个相对有序的乡里社会结构。然而，晋末战乱极大破坏了这个稳定的地方行政编制和乡里社会体系。在十六国时期分裂局面最为深化的时期，甚至可以说，北方十六国除在个别地区有官方乡里体系的影子，绝大多数的乡里组织已为坞壁所取代。有相当一部分人们从此在一个个独立的坞堡里面避乱，过起了自给自足的生活，并且拥有一定的防御性武装，独立于地方行政体系之外。《水经注》中提到的县城、镇、乡、聚、村、戍、坞、堡等聚落接近4000处，小型城邑与都会达3000处[9](P17，P164)。如陈寅恪先生说：“那时北方城市荒芜不发达，人民聚居田野、山间，唯依坞以务农自给，坞由此得以占据北方社会最重要的位置。”[10](P141)因此，从晋末开始，乡里坞壁与宗族乡党就成为北方社会十分重要的构成要素，是当时乡里社会人们相对稳定的栖息地。所以，晋末的文学史发展动向，不仅要看到存在“南渡”的情况，也要看到文学力量“还居乡里”、聚于坞壁的情况。 坞壁与晋末胡族政权之间关系复杂。一方面，它们之间发生的战争和对抗十分激烈，如石勒曾经在“武德坑降卒万余”，令“河北诸堡壁大震，皆请降送任于勒”[1](P2711)。但是另一方面，坞壁力量与胡族政权又存在合作关系。刘渊建立汉政权后，派石勒攻陷魏郡、顿丘诸垒壁。石勒靠这些坞壁中的“垒主将军”和“都尉”的力量[10](P123)，曾“简强壮五万为军士”。“都尉”，即刘聪政权设置的统治一方居民的地方长官[11](P172)。后赵在石勒称王之前，在坞壁中征调军粮租税，“以幽、冀渐平，始下州郡阅实人户，户赀二匹、租二斛”[1](P3093-3094)。而大量的北方士人正是聚集在这些类似战争夹缝的坞堡之中。 坞壁在战争的夹缝中存续，这是它能发挥文化、教育功能的先决条件。自汉魏以来，乡里社会中一般具备自有的教育体制。东汉崔寔《四民月令》中提到过一些关于乡里教育体制的内容：“农事未起，命成童以上入大学，学五经；师法求备，勿读书传。砚冻释，命幼童入小学，学篇章。”[12](P9)“(十月)农事毕，命成童以上入大学，如正月焉。”[13](P68)“砚水冻，命幼童读孝经、论语篇章，入小学。”[13](P71)这样的旧制，在避乱宗族中所构成的坞壁之中亦可能存在。乡里坞壁除了必须保障坞壁内人们的安全以外，也充分考虑宗族内部文化传统的延续。如三国时田畴之坞壁，数年间曾至五千余家。这一坞壁中的“五千余家”，相当于西晋太康时最为繁荣的司州地区一个县以上的人口[14](P540-542)，而在人口尚少于西晋的东汉末期，这个数字其实更为可观。在这个庞大的坞壁体系之中，田畴重法明礼，积极经营[15](P231)，一切井然有序。其中“兴举学校讲授之业”，保证了教育体制的运转和文化的传承。坞主本身其实就是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乡里士人，本身往往就是地方大族中孕育出来的统治阶级中的当权分子，要么是武力强盛的堡坞主，要么是“具有高度文化水平、熟谙封建统治术的士大夫”，或者二者合一[11](P169)。 坞壁之中的人际关系形态，更多是建立在坞主与坞民之间“救济与感恩”的关系基础上[7](P194)。西晋末年的坞主，皆因德行而获得领导权。郗鉴至乡里之后，“于时所在饥荒，州中之士素有感其恩义者，相与资赡”。而郗鉴将所得往往分给宗族及乡曲孤老，故而乡里对其评价很高，皆愿归附，称：“今天子播越，中原无伯，当归依仁德，可以后亡。”郗鉴获推为坞主，“举千余家俱避难于鲁之峄山”[1](P1797)。郗鉴能够成为坞主，是由于他具备“归依仁德”的气节，以及对宗族的保全之力。郗鉴本人也同样依靠乡里的救济得活，《世说新语》详细描述了永嘉丧乱之后郗鉴获得乡人救济的故事。刘孝标补注曰：“永嘉末，天下大乱，饥馑相望，冠带以下皆割己之资供鉴，元皇征为领军迁司空太尉。”[16](P14)这种相互依存的情况在晋末是较为多见的。 类似例子还有庾衮。自八王之乱开始，庾衮从洛阳回到家乡，并且因为时势而“逾年不朝”。之后他们带着家族迁入“林虑山”，后来又迁入“大头山”，所领坞壁被称为“禹山坞”。他为人“言忠信，行笃敬”，他所领的坞壁除了修建防御工事，甚至建立了一些礼仪制度[1](P2283)。史称“衮学通《诗》《书》，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死后门人因感慕其为人，为其树碑[1](P2283)。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一四《兵家类》有著录庾衮所撰写的《保聚垒议》二十篇：“庾衮《保聚图》一卷。右庾衮撰。《晋书·孝友传》载衮字叔褒。齐王冏之倡义也，张泓等掠阳翟，衮率众保禹山，泓不能犯。此书序云：‘大驾迁长安，时元康三年乙酉，撰《保聚垒议》二十篇。’按冏之起兵，惠帝永宁元年也，帝迁长安，永兴元年也，皆在元康后，且三年岁次实癸丑，今云乙酉，皆误。”[17](P416)从题目上推测，这本结集应该包括了一些讨论如何在堡壁之中生存的文章，而且应该就产生于坞壁之中。它虽属于兵家类的书籍，纯文学价值不高，但它的存在说明在坞壁之中同样可以进行创作。 西晋时期的士人为防止书籍流散，一度采用“积石为仓”的办法，在坞壁中保存书籍。王嘉《拾遗记》中记载曹曾积书万余卷。“及世乱，曾虑书箱散失，乃积石为仓，以藏书籍，世名‘曹氏书仓’”[18](P46)。这属于个人藏书的隐蔽之所。而郭仲产《秦州记》云永嘉前后，也有在洞窟之中藏书的：“河陕崖傍有二窟。一曰唐述窟，高四十丈。西二里有时亮窟，高百丈，广二十丈，深三十丈，藏古书五笥。亮，南安人也。”[19](P266)“唐述窟”是羌语，意思是“鬼窟”。时亮则为人名，无相关史料可稽，但从这个洞窟以其姓名命名来看，时亮很可能是坞堡之坞主，因为坞壁也常以坞主之名来命名。而这种藏书处，很可能是为了避免战乱带来的图籍焚毁而自行营建的。这说明在战乱之时，乡里知识分子努力实现书籍的保护，将之下移到乡里的远僻之处。 从目前一些残存作品来看，一些武将出身的坞主在戎马之间也体现了一定的文学才能，坞主李矩即是一例。李矩在刘渊攻陷平阳之后，被乡人推举为坞主，“东屯荥阳，后移新郑”[1](P1706)。在与胡羯相持的若干年中，李矩处于优势地位的时候并不多，最后队伍分崩离析，幸存下来的人，一部分投降石勒，一部分则希望南渡投诚东晋，最终却“众皆道亡”，此四字可以让人想见当时南渡之艰难与悲壮。这位生平经历曲折的坞主，今有两则短文存世，皆戎旅间作。一为书信《敕郭诵》，只存数语：“汝识唇(一作存)亡之谈不?迎接郭默，皆由于卿。临难逃走，其必留之。”[20](P2086)这几句言简意赅，军旅文辞，无意于词藻雕琢。另一为四言祷辞《祷子产祠》，云：“君昔相郑，恶鸟不鸣。凶胡臭羯，何得过庭。”[20](P2086)撰写这篇祷文的背景是，东晋建武二年，李矩打算夜袭刘聪从弟刘畅，但士卒有所恐惧，于是以巫师在子产祠中祷告，并扬言“子产有教，当遣神兵相助”，以振士气[1](P1709)。这仅存的十六个字，透露了李矩是在借子产来言说对现实的郁愤。虽然用词直露无文，但亦可显示慷慨之气。 在当时的情况下，宗族越大，越利于建造坞壁自保。河东蜀人薛氏所建立的坞壁，史上颇有声誉。薛氏“先自蜀徙于河东之汾阴”，“祖陶，与薛祖、薛落等分统部众，故世号三薛”。三薛历石武、苻坚数代，常凭河自固，与之对抗，直到姚秦时代才开始出仕[2](P941)。“薛强仕后秦姚兴为镇军将军，并、冀二州牧，薛帛任后秦姚泓建威将军、河北太守，从上述各人列传中观察，其任职河东地区行政长官者，如柳恭、薛强、薛帛等，大都是羁縻关系。”[21](P125-126)关于河东薛氏的情况，清初思想家赋予其更多的民族意义，如王夫之评价道：“永嘉之乱，中原沦陷，刘琨不能保其躯命，张骏不能世其忠贞，而汾阴薛氏，聚族阻河自保，不仕刘(渊)、石(虎)、苻(坚)者数十年。”[22](P429)顾炎武同样提到：“汾阴之薛凭河自保于石虎，苻坚割据之际，而未尝一仕于其朝。”[23](P100)这些评论带有褒扬性质，但薛氏在晋末并不出仕于刘、石，也是因为刘、石的势力范围当时并不在汾阴地区。薛氏在此地势力庞大，他们对于州郡文化的保存之功，至少延续到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年间。河东薛氏从一个乡里坞壁的规模发展为当地强宗，历代能人辈出，影响深远。如薛辩之子谨，“容貌魁伟，颇览史传”，始光年间，太武帝诏奚斤讨赫连昌，以之为前锋向导。“既克蒲坂，世祖以新旧之民并为一郡。谨仍为太守，迁秦州刺史，将军如故。”[2](P942)所谓“新旧之民”，应该有很多本身就是薛氏坞壁之荫户。薛谨在此承担了文化首领的任务，和薛氏居于河东、抵抗群胡时的坞主身份有所类似：“(薛)谨自郡迁州，威惠兼备，风化大行。时兵荒之后，儒雅道息。谨命立庠，教以诗书，三农之暇，悉令受业，躬巡邑里，亲加考试，于是河汾之地，儒道兴焉。”[2](P942)隋代著名文人薛道衡，亦是出自汾阴薛氏。 总之，从西晋末年到十六国时期，坞壁能够维持小范围社会的相对稳定，对于维护社会秩序、保全华夏文化产生了一定的贡献。在坞壁之中，乡里宗族的私学教育和坞主的文化影响等因素，能够为这个小型社会带来文化的延续。然而也需要看到，坞壁因为是军事防御组织，要考虑到内部安全，是具有一定的封闭性的，这种封闭性导致坞壁之中的文学活动是有限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