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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唐代“以文取士”，“试诗”称谓繁多。毛奇龄谓唐代进士登第后“又有试”即“奉试”；臧岳则认为“奉试”为“覆试”，由此而有“奉试诗”之称。古今学者沿用不疑，但语焉不详，分析归纳不细致。实际上，“奉试”和“覆试”既不是相同的考试制度，在诗歌体制及难易程度上也有很大差别。毛奇龄所指为“奉试诗”的作品，亦非“覆试”之作。唐代人创作的“奉试诗”主要包括“赎帖诗”“帖经日试诗”以及其他“奉命”之作。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唐代‘取士文学’制度研究与文本整理”(14BZW048)。 关键词：唐代试诗/ 奉试诗/ 赎帖/ 帖经日试 作者简介：王娟，女，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博士生。 唐代全面实行“以文取士”制度，以考试“文学”作为官吏选任的主要方式。所试文体有策、诗、赋、判等，于是，便有了“试诗”制度和作品。①由于试诗的等级、环境、方式、用途、认识等不同，形成了很多关于唐代试诗的称谓，如省试诗、州(府)试诗、赎帖诗、科试诗和奉试诗等等。清人毛奇龄认为“奉试诗”就是进士登第后所试诗，亦即“覆试诗”(详下)。后人大都沿用其说，然而，或者语焉不详，或者没有作具体分析与归纳。②本文即就此略陈浅见。 一、“奉试诗”与“覆试诗” 毛奇龄在《唐人试帖》中崔曙《奉试明堂火珠》诗下注云： 此四韵，律又是一例。按：唐登进士后，又有试，名“奉试”。此与荆冬倩奉试诗皆止四韵，则必官限如是者。但郑谷、黄滔在乾符年奉试，仍是六韵，岂后此又变例耶?③ 又在黄滔《省试奉诏涨曲江池》题下注云： 一本无“省试”字，且云“诏”字当是“试”字之误。按：唐制，登进士后，又有试，名“奉试”。前崔曙、荆冬倩皆有奉试题是也。且此试不用题韵，似特试者。况“省试”二字，亦决有误。按：此题注“乾符二年”，在僖宗朝；而前有《内出白鹿》题，亦黄滔作，注“乾宁二年”，在昭宗朝。则自乾符至乾宁约二十余年，未有乾符既中省试而复赴乾宁省试者也。此必有一试系“制试”或“奉试”，而题误注作“省”字耳，然不可考矣。④ 由此可知，毛奇龄根据另一版本，认为黄滔此诗应该题作《奉试涨曲江池》；并谓“(举子)登进士后，又有试”为“奉试”；同时又将崔曙《奉试明堂火珠》、荆冬倩《奉试咏青》、郑谷《奉诏涨曲江池》和黄滔《省试奉诏涨曲江池》均看作“奉试诗”，并以“四韵”为“奉试诗”的“官限”体制，又疑“六韵”为晚出“奉试诗”的变例。⑤ 此后学者谈论唐代“奉试诗”多承此说。如纪昀称：“唐重诗赋，实自高宗调露中，而《文苑英华》所录者，省试、奉试、吏部试、监试、州试、府试诸诗，乃皆开宝以后。”⑥又如徐文弼云： 唐制：有“省试”，谓尚书省及中书、门下两省之试也；有“奉试”，谓登进士后试也；有“制试”，谓特开宏词科，非常定之试也；有“帖经日试”，谓试明经加帖括间有是日，兼诗之试也。⑦ 纪、徐二人都是将“奉试”作为一种试诗制度和作品类型，并与“省试”“制试”和“帖经日试”等相提并论。此外，臧岳的《应试唐诗类释》、杭世骏的《订讹类编》、王懿荣的《王文敏公遗集》和郑方坤的《全闽诗话》等，也都持有相同或类似观点。 但是这样的说法并不准确。从试诗制度上说，毛奇龄所谓的“登进士后，又有试，名‘奉试’”⑧，并未明确是哪种考试。根据已知的唐代进士科试诗制度，通常只有登科前的一次考试(可称“正试”)，“正试”之后，有“考覆”。开元二十四年(738)诏曰：“其应试进士等，唱第迄，具所试杂文及策，送中书门下详覆。”⑨所覆“杂文”包括试诗，这是在“唱第”之后。长庆三年(823)王起建议将中书门下的“考覆”改在礼部放榜之前⑩，想来以前是在放榜之后。但是“详覆”或“考覆”，都是“审核”性的，即检查考试的试卷是否有作弊之类的问题，并不是再出题考试。“正试”之后偶尔会有“覆试”，一般是对“正试”的结果有所怀疑，再次出题考试，以检验考生的真实水平，也带有“审核”性质。 毛奇龄并没有说明“登进士后，又有试”属于哪种情况，臧岳则根据毛的说法，明确指出：“登进士后，又覆试，名曰‘奉试’。”(11)从而将毛氏所说的“奉试”坐实为“覆试”(12)。这样一来，所谓“奉试诗”也就是“覆试诗”了。但是，仔细考察毛奇龄所列举的“奉试诗”，就会发现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它们都是“覆试诗”。 据笔者初步整理统计，现存唐人“奉试诗”共有10首，大致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分别是董思恭的《奉试昭君》(13)、陶翰的《柳陌听早莺》(14)、崔曙的《奉试明堂火珠诗》(15)、荆冬倩的《奉试咏青》(16)、孙欣的《奉试冷井诗》(17)、严维的《水精环》(18)、郑谷的《奉诏涨曲江池》(19)、黄滔的《省试奉诏涨曲江池》(20)、汪极的《奉试麦垄多秀色》(21)、李琪的《奉试诏用拓拔思恭为京北收复都统》(22)。这些诗或在标题中、或在题注中，显示了“奉试”的信息，但都未见有“覆试”的信息。而已知的唐人“覆试”共有八次，即上元元年(674)、永淳元年(682)、嗣圣元年(684)、垂拱元年(685)、神龙元年(705)、长庆元年(821)、会昌五年(845)和乾宁二年(895)。其中长庆元年(821)的诗题是《鸟散余花落》，《文苑英华》保存有孔温业、赵存约和窦洵直三人的“覆试诗”作品。乾宁二年的诗题为《询于蒭荛》《品物咸熙》，未见有作品存留。这些“覆试诗”都没有明显的“奉试”信息。 另外，从现存诗作来看，“覆试诗”的难度明显大于“奉试诗”。如长庆元年的覆试，诏云： 郑郎等昨令重试，乃求深僻题目，贵观学艺浅深。孤竹管是祭天之乐，出于《周礼》正经，阅其呈试之文，都不知其本事，辞律鄙浅，芜累至多。(23) “乃求深僻题目，贵观学艺浅深”，其实就是故意加大难度，以便检验出考生的学业和才艺的真实水平；还限定“书策不容一字，木烛只许两条”(24)。乾宁二年的覆试难度更大，《询于蒭荛》诗，要求用“回文格”，正以“蒭”字、倒以“荛”字为韵。不仅正读、倒读都能成诗，而且押韵也很险僻!《品物咸熙》诗，则规定用七言八韵写成(25)。唐代通常的试诗为五言六韵，已是很难；而要在有限的时间、苛刻的环境等条件下，完成七言八韵，更是难上加难的事情。 而从现存的10首“奉试诗”来看，却并没有特别“为难”的地方。或写“明堂火珠”，或写“水精环”，或写“青”、或写“冷井”，“题目”并不那么“深僻”。而且其中竟有六首为五言四韵，较通常的试诗还少了二韵。如此说来，“奉试诗”比一般的“正试诗”还要容易，就更不能和“覆试诗”的难度相比了。 再看毛奇龄指为“奉试诗”的黄滔《奉诏涨曲江池》，也不可能是“覆试诗”(26)。黄滔乾宁二年(895)进士及第，正试诗题为《内出白鹿宣示百官诗》，覆试诗题为《询于蒭荛》《品物咸熙》(27)。而《奉诏涨曲江池》为乾符三年(876)所作，如果也为“覆试诗”，那么黄滔便两次参加“覆试”，前后相隔19年。如此难得一遇的“覆试”竟让他一再赶上，有唐300年间可谓绝无仅有，也太巧合了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