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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手势人生》中的音乐叙事与“他者”政治

http://www.newdu.com 2018-05-23 《外国语言文学》 张磊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作为当今美国中生代的韩裔作家,李昌来以多部获奖小说蜚声文坛。他的作品几乎无一不在深刻地探索着少数族裔群体与白人主流社会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这也使得他在相当一段时间颇受文学批评家、尤其是后殖民主义批评家的广泛关注。其中,《手势人生》以老年男性富兰克林·秦为叙述视角,集中展示了他身上兼有的韩、日、美三重身份之间极为脆弱的张力,为批评家们提供了尤为广阔的阐释空间。然而,大多数批评家往往都忽视了小说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那就是西方古典音乐在多处颇为微妙的在场。事实上,正是在聆听、演奏这些充满丰富叙事性的音乐时,小说男主人公隐藏、压抑的真实身份才与他现在建构的各种人格面具产生了一系列激烈、深刻的对抗与对话,并最终促成他完成从“他者”到“自我”的精神成长之旅。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世纪英美音乐小说研究》(项目编号:15WYC067),中国政法大学校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审美政治的悖论——英美现当代音乐小说中的声音话语与意识形态研究》(项目编号:12ZFQ750001)。
    关键词:《手势人生》/ 李昌来/ 古典音乐/ 他者/ 自我
    作者简介:张磊,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外国文学与音乐跨文化研究。
     
    作为当今美国中生代的韩裔作家,李昌来(Chang-Rae Lee,1965- )笔耕不辍,以《说母语的人》、《手势人生》、《投降》等多部获奖小说蜚声文坛。他的作品几乎无一不在深刻地探索着少数族裔群体与白人主流社会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这也使得他在相当一段时间颇受文学批评家、尤其是后殖民主义批评家的广泛关注。其中,《手势人生》以老年男性富兰克林·秦为叙述视角,集中展示了他身上兼有的韩、日、美三重身份之间极为脆弱的张力,这无疑为批评家们提供了尤为广阔的阐释空间。然而,不论是从“生存伦理”(Cheng 2015:553)来解释男主人公的伪装行为,还是以心理分析与创伤理论探究造成男主人公融合困境的创伤的“个人”性与“社会”性(Motuz 2013:412),抑或是用亚洲移民面临文化冲突时独特的“认同逻辑”(Lee 2011:98)来阐释男主人公参与美国国族身份建构的缺席,大多数批评家往往都忽视了小说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那就是西方古典音乐在多处颇为微妙的在场。事实上,正是在聆听、演奏这些充满丰富叙事性的音乐时,小说男主人公隐藏、压抑的真实身份才与他现在建构的各种人格面具产生了一系列激烈、深刻的对抗与对话,并最终促成他完成从“他者”到“自我”的精神成长之旅。
    1 三角钢琴:文化身份冲突的场域与隐喻
    从十九世纪开始,作为一种高级商品,钢琴,尤其是三角钢琴迅速、大量地占据欧美白人中产阶级的室内空间,其在场或缺席可以被看成是中产阶级“社会地位攀升、稳固或失去的标志”(Burgan 1986:51)。而这些家庭内的妇女,不论是妻子,还是女儿,纷纷被要求在客厅内为到访的来宾演奏各种业余、娱乐性的钢琴曲目。这不仅可以外化女性被父权社会建构的、室内天使式的女性气质,更能够彰显中产阶级家庭的“文化”标签。到了二十世纪,由于钢琴的进一步普及与流行,一些少数族裔家庭亦把占有、演奏钢琴视作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本,看成是帮助自己成功融入西方主流社会的重要途径。
    对于富兰克林·秦来说,他一直根据主流社会的标准,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一个“理想”的美国公民。具体来说,即是以一个家住上等地段、职业是中上等阶级商人、在白人邻居们眼中是熟人、被叫作“好好医生”的全新身份自居。他甚至经常幻想自己就是住的这个街区本身。他精心地装饰自己都铎式风格的房子,极力强调自己欧式的品位。在他看来,家中最为充分、最为明显地体现“西方性”的家具便是他专门购置的、颇为昂贵的三角钢琴。似乎只有用它来装饰房间,才能使之看起来更“像”是个美国家庭,也使得身居其中的富兰克林更“像”是个美国人。确实,外人从他家窗外能够看到的第一件物品便是这架钢琴。另外,除了仅仅将钢琴作为自己室内的装饰品,富兰克林也要求自己的韩裔养女姗妮苦练钢琴(不管她是否真正喜欢)。在很大程度上,演奏钢琴的女性和乐器共同构成了一幅供富兰克林·秦消费、意淫的“景观”,让他能够有一种自我满足式的掌控感,似乎他已经在文化上完成了自己的“西方性”。另外,在他看来,当周围的白人邻居看到姗妮娴熟的钢琴表演时,能对试图融入主流社会的他有更强烈的认同感。
    吊诡的是,恰恰由于钢琴这种乐器被西方人视作具有天然的“西方性”,所以即使是东方人将其占有,也往往被看成是他们文化上“被征服”(而不是“征服”)的表征。因此,钢琴非但不能像富兰克林·秦所期待的那样成为建构他“美国性”的手段,反而更强化了他的“他者”身份,使他引以为傲的房子成为与他严重疏离的存在。不论是他的白人邻居,还是他的养女姗妮,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促使他逐渐认清这一“自欺欺人”(Carroll 2015:592)的行为。譬如,邻居丽芙·克劳福看似与他交往密切,无话不谈,然而两个人在骨子里其实完全不了解彼此。她之所以一直都在鼓动弗兰克把他都铎式风格的房子卖掉,甚至在没有得到他允许的前提下就带房客过来看房,就是因为她无法在他这样一个“外来人”与古欧洲文化之间做出任何有意义的联系。而她之所以特别强调他客厅内的那架三角钢琴已经老掉牙,更是为了强调它与富兰克林·秦族裔身份之间的格格不入。言外之意,他家里有这件家具并不合适。同样,姗妮也对这所欧洲风格的古宅和那架旧钢琴表现出极大的反感。她不止一次提到自己恨这所房子,恨它不能给自己带来任何安全感、庇佑感,反而让自己时时有种被威胁、被压抑的感觉。她尤其恨那架钢琴,恨它即使不发声时也在以“无声”的方式发出的规训指令。因此,她不止一次请求养父卖掉它。
    在邻居和养女的强烈质疑下,富兰克林·秦借助西方式房屋,尤其是室内钢琴来努力建构的、脆弱的主体性变得愈来愈问题化,他之前就在压抑的疏离感、不适感变得愈来愈被强化。他甚至在与邻居谈话的过程中,险些让客厅(正是钢琴所在的房间)被火炉里冒出的火烧掉。在一些批评家看来,这种险烧客厅、险烧钢琴的行为虽看似偶然,却有着“更高的哲学(或精神)维度”(Lee 2009:592)。在笔者看来,它其实暗示着富兰克林内心对西方文化符号极为矛盾的态度——既希望它帮助自己完成主体性的转换(从东方性到美国性),又无奈地意识到这种转换的徒劳。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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