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认为一部小说很难惊人，任何一部小说都可以被忽视。因为，小说只是小说，小说不是核武器，不是石油，不是面包。小说的根本特征是轻微，软弱，可有可无。我不相信任何一部小说一经出手，惊天动地，妇孺皆知。如果这样的想法改变了我小说的面貌，那么我会十分高兴，乐见其成。可惜，虽然我有这样的自觉，却仍然做不到把小说仅仅写成小说，仍然做不到在写作时完全熄灭个人野心。
    我认为小说里的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是谎言。要么乐观主义，要么悲观主义，要么圣徒，要么魔鬼，要么光明，要么黑暗，要么哲理，要么寓言，要么建立，要么破坏……任何一种直白的意识形态呈现，任何形式的灌输意图，任何教训人、说服人、感染人的愿望，任何捷径，都是对小说艺术的背叛，因而都是谎言。这个道理在技术上不难说清：你一旦打算用一部小说表达一种清晰的单一的意识形态或审美趣味，小说的内部组织就不能缺少“统一性”——统一指向某一个预设的东西。于是小说里就不可能没有更改、没有操纵、没有谎言。这种情形的存在，不是今天才有，也不是昨天才有。任何一个意义贫乏的时代和地区的小说，都可能如此。哪里意义贫乏，哪里就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小说。正如饥肠辘辘的人只有可能狼吞虎咽。食物在饥饿者眼里只有简单的意义。能够正常品尝食物的前提是，品尝者至少没饿肚子。好作家是给供应充足营养良好的那些人做饭的人。好小说从来不提供急需的东西。小说不屑于满足任何一种紧迫需要。我担心大部分文学史是差强人意的，托尔斯泰、马尔克斯、曹雪芹、鲁迅、李白、杜甫……这些人尽管英名盖世，仍然有可能被文学史歪曲了。文学史和文学可能是两驾马车。文学史言说和文学言说各有其生命本能。一个是尽可能说清楚，条分缕析，一个是尽可能回到微妙、丰富和歧义中去。好小说总发生在逻辑之外，意义之外，道德评价之外，伦理属性之外。每一次叙述都是对好小说之神秘标准的一次追寻。这个标准从来没有被清晰描述过，因为它难以被描述。写作结束，作家自以为找到的那个标准立即隐身。下一次写作，追寻重新开始。小说到底在写什么，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找一个讨巧的说法：小说在写一种近似于酶的东西。
    百度上说：酶是具有生物催化功能的高分子物质。所有的细胞活动进程都需要酶的参与。酶有正催化作用，也有负催化作用。人体和动物体内含有5000种酶，它们或是溶解于细胞质中，或是与各种膜结构结合在一起，或是位于细胞内其他结构的特定位置。酶催化化学反应的能力叫酶活力。酶活力受多种因素的调节控制，从而使生物体能适应外界条件的变化，维持生命活动。没有酶的参与，新陈代谢几乎不能完成，生命活动根本无法维持。酶属于生物大分子，其质量在一万至百万之间。
    上述所有的话都可以用来谈小说。酶是一种活力，因而，好事者可以说，酶的意义是维持肌体的活力。然而，后一种表达和事实关系不大，是一个伪命题。酶是一种细微的无所不在的存在，仅仅是存在——正如罗伯•格里耶所说：“这一世界既没有意义，也不荒诞，而仅仅只是存在着。”故事的第一句话里，有酶，最后一句话里还有酶。小说叙事一经开始，酶就开始工作。文字即酶，语气即酶，比如：
    秋天，战争不断地进行着……
    许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的时候……
    三十五年了，我置身在废纸堆中……
    他的双腿越来越重，鞋底上沾满泥巴……
    现在睡觉吧，明天再说……
    每一次叙述的开始，哪怕是极为平凡的开始，都令我激情澎湃。有时候我在读别人的，有时候我在写自己的。我对我即将阅读的东西总是充满好奇，好像我刚刚学会阅读。但是，要让我读下去，我必需随时看到酶的存在。那种“卒章显其志”的小说我会早早丢在一边。那些早就暴露出格式的小说，我拒绝往下阅读。那些有欺骗目的和不纯动机的小说，我一眼就能看穿。我阅读《百年孤独》、《过于喧嚣的孤独》、《耻》、《弥留之际》、《麦田里的守望者》、《追忆似水年华》、《暗店街》、《古都》、《老人与海》等书的过程，像写作本身一样神奇。然后，就是我自己的写作——我至今仍在写作，甚至在更多地写作，虽然没有大红大紫，仍然在写，不是因为我想让自己变得更出名，而是因为，我实在对叙述充满激情，充满渴望。当我写下一个故事的开头：“2010年 4月25日，珠海至静州的飞机上，头等舱里，加上我，共有三人，另二人始终在说话，我想睡觉睡不着，很烦，又不便提醒，于是就一直盯着窗外胡思乱想。”我知道，我的又一次不可挽回且充满变数的旅行开始了，我迷恋这样的旅行，在这样的旅行中消磨时光，何乐而不为。
    好吧，说说《八人良夜》。
    五一小长假，八个人去各雅各姿森林中度假，很遗憾，发生了意外，其中一个被另一个开枪打死。整个小说，是开枪者的自述。这样的一个自述里当然不缺少酶，酶扑面而来，我要做的就是谨慎地把它们放在合适的细胞内，放在特定的位置上，让它们从整体上尽可能显示出一种酶活力。写作过程中我是主动的，也是被动的。我在写，也“被写”。我锤炼着语言，也“被语言锤炼”。我追求意义，也被意义戏弄。当我认为已经完稿，把它交出去后，我就没法一一指出酶在哪儿了，酶已经消失在肌体里，酶和酶一律平等，不能说其中任何一处的酶比另一处的酶更重要，更能代表全文。
    当我决定要写徐朝辉这个人物时，尤其是当他开枪杀死老同学甘华时，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写。我相信我不是为了让小说更好看，不是为了让故事有噱头。但我真的说不清我为什么如此执拗。好在我坚持写下去了，一直写到我似乎理解了我的人物，理解了他的发疯。我隐约听到了一句话：一个人选择安分守己并不比另一个人选择疯狂更具有道德优势。一个人没发疯，那是他的幸运。我又一次体验了“叙述的历险”。法国新小说家让•里卡尔杜说：“从此小说不再是一段历险的叙述，而是一种叙述的历险”，我要把这句话修改一下：从此小说既是历险的叙述，又是叙述的历险。
    在这部小说里我写到了基督教，写到了忏悔，正如我曾在《北京和尚》里写到了佛教，写到了佛门内外的摇摆。这些都出自偶然，如果人物恰好是基督徒或者佛教徒，我没必要故意隐去不写。这仍然是酶。我没有开药方的爱好，也没有这个权利。让一个狂人信一种宗教容易，这药方不难开。同理，怀疑也很容易，上帝有吗？这样的疑问不难发出。我的意思是，对一个作家来说，更相信一些还是更怀疑一些，并不是问题，只要这个作家是忠诚于小说艺术的，只要这个作家的叙述是“历险的叙述”以及“叙述的历险”。小说这门艺术的主要特征是：小说大于作家，语言大于作家，酶大于作家。一个作家如果不是历险高手，缺乏历险精神和勇气，就很难进行有质量的写作。
    2016-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