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文忠正传拓青铜器全形。王小宁摄
    
    ▲铜镜拓片博古图。
    
    ▲1991年修复虢国墓出土青铜编钟。
    
    商代蝉纹鼎全形拓
    “贾文忠，从事文物修复和青铜器鉴定的专家，生于北京金石世家，老北京古铜张派第四代传人。”看到这样的介绍，首先在脑中产生的关联词是传奇、是神秘；看了近期关于文物修复的许多报道，又觉得这份工作其实是枯燥、是寂寞。
    等接触了，所见所闻却只是日常二字。
    贾文忠，现在是中国农业博物馆的研究馆员。他，朝九晚五地上班，中午在单位食堂一碗米饭、一荤一素两个菜是日常；路过农展馆旁一处豪宅，同样不敢问津，闲聊一下调侃几句是日常；至于出土的闻名全国乃至世界的大墓、国宝级的文物、动辄上亿的奇珍异宝，见识多了、修复多了、过手多了，对他不过是日常；儿子贾树也干了这行，在国博从事青铜器修复与保护。打电话来交流业务，父子俩的对谈，外行听不懂几句，在他也还是日常。
    从这日常里流出许多故事是平实的。几十年的风雨过往淡淡讲来，如同他的全形墨拓，古朴圆浑，细品，金石韵味悠长。
    玩具修物
    贾文忠出生在北京宣武区潘家河沿的一个四合院里。四合院高高的门槛，胡同里的街坊四邻亲善，家家夜不闭户安宁。历史悠久的街巷，会馆就有十多家，不同地域的会馆形成的差异和融合，带出来的人文气息，给他留下了美好温馨的童年记忆。
    从潘家河沿搬走后，他还带着孩子常回去看看。只是近些年，随着城市的扩张发展变迁，他念过的小学读过的中学没了，鳞次栉比的会馆没了，历史悠久的庵呀庙呀也都没了，就连潘家河沿的名字也早就改成了潘家胡同，近两年胡同也拆迁了，“再回去，找不到熟悉的东西了，没什么念想了。”说起旧事，他摇头感慨。
    贾家是个大家，五男二女七个孩子，贾文忠排行老六。
    父亲贾玉波13岁从河北辛集县来北京琉璃厂，在青铜器修复艺人王德山门下学艺，成为古铜张派的第三代传人，更是新中国第一代文物修复专家。贾家的孩子里，六个都从事了与文物相关的行业。
    孩子多，吃饭的嘴就多。在物资匮乏的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冻萝卜和棒子面做的菜团子；老大穿了老二穿、补丁摞补丁的旧衣服是家里孩子的日常。虽然是这样不够吃的状态下，玩依然是孩子最惦记的事儿。除了在胡同里藏猫猫、上树掏鸟下河捞鱼，贾文忠有别家孩子没有的玩具，那是父亲在博物馆复制文物时做坏了的小玩意儿，什么小铜佛、小铜锁、没了尾巴的陶马、缺了腿的陶人都是他把玩的小物件。不上课的时候他也常去中国历史博物馆父亲干活的修复室，看父亲和同事们干活儿，青铜器、陶器的修复，甚至古人头骨的复原，他都饶有兴致地观察，在心里记，回家自己试着做石膏模具。小学的时候，他就会翻模子，自己捏些小泥人、做些小玩意儿，16岁，他已经能做出逼真的铜币、牛尊这样的文物仿制品了。
    六七岁时，他爱上了画画，书没怎么好好读，课本边、作业上，画的全是美人头、军官脸。再后来画上了国画，看见报纸上印的画都剪下来存着，模仿着画。为了买点小画片，省下来几分钱的车票钱，他曾从南横街走到王府井。
    9岁时他开始用宣纸画画了，一画就入迷，常常忘了吃饭，忘了睡觉。
    “我记得，我爸晚上有时候会去琉璃厂的文物店或画店打电话。那阵儿，琉璃厂的文物商店都不对外开放。每次打电话，他都会用自行车带上我去，他打电话，打完了还和画店值班的老先生聊会儿天。我就在画店里看画，那儿挂的都是齐白石、李可染、陈半丁、李苦禅这些大家的画，还有一些有名的碑帖，看见喜欢的就用带的纸照着临摹。”
    后来，他求父亲和琉璃厂那些画店文物店看门的打招呼走个后门，常常放学吃完饭就去看画。因为机会来得不容易，他格外珍惜，看得用心，记得用心。
    “1977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外宾部举办一个迎春画展，我正学习临摹曹克家的画，就把临摹的一幅小猫的画也送去展览，结果还被人买走了，给了我6块钱。那心里，甭提多高兴了。”这以后，他画画的兴趣更浓了，加上家附近又建立了一家裱画厂，看画更方便了。他看名画，不断临摹，又把画好的画放在琉璃厂，卖几块钱去换笔墨纸砚，再画更多的画。
    年少的时光就这样过去了。
    玩文舞墨
    贾文忠上学的时候，实行的是十年制的教育，小学五年，中学五年。17岁，他高中毕业了，那是1978年。虽说已经恢复了高考，可这十年，学农学工学商，除了语录背得好，文化课基本都荒废了，考大学不现实，只有就业了。
    那时候，售货员、服务员、理发员、驾驶员、邮递员、炊事员等职业被称为八大员，是许多人眼中的肥缺，家里没有过硬的关系没法干上这几行。
    “1978年，北京文物局成立一个文物复制工厂，这等于把文物局原来一个文物修复组扩建成一个厂，正好招人，我就参加了考试。复制青铜器呀陶器呀我熟悉呀，去翻了个模子，一下就通过了，去了文物复制厂。”
    许是机缘巧合，许是命运安排，17岁的贾文忠和父亲一样干上了文物修复这一行，成为一名文物修复工。那个年头，文物修复工和木工、电工、泥瓦工一样都是普通工人，远远没有前面说的八大员的职业那么风光，更没有现今只要涉及文物鉴定修复的人，人们都要当做专家学者高看一眼的待遇。
    “这个工作是幕后的无名英雄。观众去博物馆看见陈列的文物，说多精美多精美的，谁也不知道这玩意儿以前碎成什么样，坏成什么样，谁也不会问它是谁修好的。搞摄影的还能在作品上落个名儿，修复是没有名儿的。”
    虽然进了个并不被看好的行业，每月只有16元的工资，贾文忠却从工作起就抱定了踏踏实实干活的心。因为父亲给他讲得最多的话是：做一件事得把它做好，手艺人，把手艺做好，才能有好饭碗。
    贾文忠进到文物局的那年，“文革”结束没多久。他主要做的事，是复制各种青铜器陶器，清退抄家文物，仅他翻制历代铜镜的石膏模具就达上百件之多。父亲教他的东西开始大量用于实践。“虽说主要做复制，但对我来说，更多的收获是通过这个工作，亲眼看见、亲手摸到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同时结识了大批行业里的前辈大家：搞书画碑帖的李梦东、傅大卣、马宝山；搞瓷器的孟宪武、常镜涵、孙学海；搞书画的赵存义、刘云普；搞古籍的魏隐儒、张金榜……他们都在当时的文物局落实组里，做整理库房、清点文物、退还文物的工作。”
    工作和休息时间，贾文忠没事就爱和这些老先生待在一起，听他们说古论今，品鉴文物。每一件文物的来龙去脉，收藏传承的背后都有江湖，有人心，有历史的兴衰，更有人性的考量。
    十几岁的年龄正是求知欲最强的时候，贾文忠在求知若渴的学习中意识到，修复文物，不能拘泥于一器一物，更不能满足于学会了修复的技艺流程，“做这行，要成为多面手，各行业的东西都要能借鉴到修复里。要是单纯为了修复而修复，那就把这事儿做死了。”
    因为父亲那辈就和这些老先生多有相识相交，加上他敏而好学，老先生们很愿意把自己的所学相授于这个年轻人。书法、绘画、篆刻、碑拓、装裱，贾文忠有机会就留心学习。仅从篆刻说，在那几年里他就刻了上千方印。“我那时候临摹汉印，书法也得学，没有书法功底，章也刻不好。我从王府井美术服务部买了几块最便宜的青田石、汉寿石，练习刻印，刻完了磨掉、磨了再刻，直到不能用了为止。”
    玩故通今
    1983年，文物复制厂宣布解散，贾文忠被分配到了首都博物馆。他的所学所记，有了更多的实践机会。
    在首博，他参与的第一项大工程就是整理开放孔庙的主殿——大成殿，并按历史原貌恢复大成殿的文物陈列。其中，修复孔庙皇帝御书的九块大匾是刚刚20出头的他值得记忆的一笔。
    这些大匾是当时清朝几位皇上祭孔时为孔庙所题写，有康熙的“万世师表”、雍正的“生民未有”、乾隆的“与天地参”等。这些木质的大匾年久失修，满身尘垢，有些字都已坏失。
    木质的大匾不能用水冲洗尘垢，只能用气泵一点点吹掉，然后在破损的地方打腻子，刷佛青地儿，再涂上金粉。最难的修复要数缺损的字了，匾很大，每个字都有一米见方。没有那么大的毛笔，当时主持修复工作的崔宗汉想出一招，用软布代替毛笔沾墨写出大字，再用腻子将字堆出来。这时，贾文忠所学的书法知识就派上用场了。
    虽然主攻的是青铜器修复，但在首博，铁、木、陶、布、纸、骨、瓷、石，各种材质文物的复制贾文忠都做过。对他而言，可不是想成为行行都通的“万金油”，而是希望触类旁通举一反三，更好地借鉴。“只有见多识广，才能眼高手高。有些东西你在书本上没法学到，每件器物的大小器形结构各不相同，你只有认真琢磨，仔细体会，不断把复制出的东西和真品去对照、改进。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体味到许多无法言说的东西。”
    1990年，轰动全国的三门峡西周虢国墓被发现，成为当年国家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由于墓穴坍塌、长年埋藏于地下，出土的上千件青铜器的破损程度极其严重，致使相关的文物研究无从下手。国家文物局、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和三门峡文物局对此非常重视。1991年5月，文物部门特聘贾文忠参与并指导这批文物的修复。
    “有幸亲身参加这种修复工作，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每件文物在我手里最少三五天，长的能有两三个月。每件文物，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从纹饰到铭文都仔仔细细地研究。可以说，每一件修复过的国宝级的文物对我都是一个课题：如何制造的，有什么样的纹饰特点，铭文内容，锈蚀或损坏到什么程度，锈迹色泽，出土时的情况。我不是把这当做是一件单纯的手艺活儿去完成的。”
    虢国墓出土的青铜器有上千件，其中最有价值的是那套君王编钟。这是迄今发现的西周晚期最珍贵的一套编钟，共8件，总重146.75千克，形制为合瓦形，每个上面都有铭文，4个大的均为51个字。出土时，这些编钟都有不同程度的破损，钟身锈蚀严重。
    经过极其繁复的程序，清洗、除锈、整形、焊接、补配、錾花、做锈……贾文忠恢复了这套编钟的旧貌。1992年，这套编钟以崭新面貌参加了故宫举办的文物精华展，当参观者听到编钟奏出来美妙音乐，赞叹古人的智慧和艺术成就时，怕不会有人想到修复它们的背后，有人耗费了怎样的精力体力，又掌握着怎样高超的技艺。
    文物修复是中国的一门传统技术，自有文物的概念起，这门手艺就相伴而生。“我们的前辈在文物修复上有着很多高超的传统技艺，但是一直走的都是口手相传的老路，留下文字的东西不多，有实践经验却缺少理论的总结。我从参加工作起，就特别注意在这方面下功夫。”
    经过大量的实践，贾文忠在整理父辈留下来的丰富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总结并上升到理论高度，先后出版了《文物修复技术》《贾文忠谈古玩修复》《古玩保养与修复》《贾文忠谈古玩赝品》《贾文忠谈古玩保养》《贾文忠谈古玩复制》《贾文忠谈青铜器收藏》等十余部专著。同时，他由理论到实践的脚步也一直也没有停止。
    “其实做这个工作的最高境界，是和古人沟通——在拿到一个真品的时候，琢磨那个时代铸造这个器物的人，他当时的条件是什么样的，他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你用文化的艺术的眼光和他在交流，这样你修复出来的东西，才不仅是表面的完整，而是具有了器物的神韵。”
    玩物养志
    近十年，在做文物修复的同时，贾文忠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了制作青铜器全形拓片上。
    全形拓是一种以墨拓作为主要手段，辅助以素描、剪纸等技术，将青铜器的立体形状复制表现在纸面上的特殊传拓技法。学到这种传拓技艺，缘于他对书法和篆刻的爱好。
    17岁，贾文忠参加工作后，曾拜金石大家傅大卣为师。傅大卣精于鉴别金石书画，尤擅治印、刻砚，最拿手的“金石传拓技术”在中国首屈一指，他的每张拓片都是难得的艺术品。学徒的几年里，刻苦好学的贾文忠不但学到了傅先生的篆刻技艺，更将他的各种几乎失传的传拓技术传承了下来。其后，他又拜书法家大康为师，从大康先生处学到了颖拓技艺。那以后，全形拓成了他业余生活的另一种爱好，几十年来从未放下，过手的器物都会想办法拓下来。在不断摸索的过程中，他将学到的技艺融合创新，所拓器物，全形准确、纹饰清晰、铭文规范、笔画有秩，而拓片上器物的阴阳明暗、凹凸远近在似与不似之间又有了传统中国画的古韵。最近，贾文忠正拟将全形拓技艺申报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喜欢钻研，做事认真的贾文忠在文物修复文物鉴定上从来一丝不苟，生活中却也是好玩之人。秋斗蟋蟀、冬怀鸣虫、鞴鹰逐兔、挈狗捉獾、养鸽玩哨、“玩物成家”的王世襄，是他极仰慕的大家：“玩的学问太大了，实际真正的大家都是玩出来的，像王世襄老先生，好玩，玩什么都玩出名堂来。”
    早在二十年前，贾文忠就曾把附近挖电缆沟时翻出的一层胶泥捡回来，堆在院里，冻一冬天，晒一夏天，去掉泥性后再澄浆，得到了上好的澄浆泥。拉坯、晾晒、入窑，他做出了仿赵子玉和万里张式样的蛐蛐罐，送给王世襄先生鉴赏。
    如今，他更是常常想去乡下租个小院，闲时当个农夫，伺候花草苗木。三五团圆月，约上几个好友，持螯把酒，谈天讲地，才是惬意。
    走进他的工作室，两张大大的工作台上，除了各种复制青铜器物的摆件，还卷放着很多全形拓片。他说，曾经拓过几千张铜镜的拓片，闲的时候，慢慢在拓片上配些小画作为自己的课业。在他的解说下一张张翻看，画中古意今趣让人回味。
    见一面瑞兽双鸳铜镜的墨拓如圆月悬于画中，月下坐一个宽袍大袖的文人，散淡闲适。想象他在赏玩这古镜拓片、画出胸中镜像时，正有举杯邀古人，对饮谈金石的快意和洒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