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个批评的“行动主义者”
    Q：曹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我们可否从您的成长经历谈起，作为“70后”批评家的一员，您也经历了一个完整严格的学院派的学术训练，您能给我们简述一下您的求学经历吗?同时，也想请您谈谈，有哪些重要的人和事对您有过重大的影响?
    我是1992年考上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在我们本科毕业时，考研并不是一件特别值得骄傲的事情，大部分同学都直接去了机关，我去了报社，三年后又回到中大继续求学，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导师是曾经指导我本科毕业论文的程文超教授。程老师因病于2004年去世了，他是谢冕教授在北大带的第一批博士生，作为北大与伯克利大学联合培养的博士，他既熟悉中国传统文化，也精通西方文学理论，在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有很卓越的学术成果，也是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我们那时还不知道他神采飞扬的背后潜伏着可怕的病魔。应该说，在我的人生道路和求学道路上，程文超老师是最为重要的引路人，他鼓励我、指引我、教导我，如果没有他，我不会走上文学研究的道路。2002年我研究生毕业了，当时没有想过要继续读博，更没有想过从事研究工作，去了广州一所成人高校教书。2006年因缘际会，我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师从张清华教授。张老师对我的影响也很大，应该说，我对于学术研究的兴趣、谱系的建构和脉络的梳理，包括我的博士论文选题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学术研究领域，都离不开张老师的指导。
    Q：确实，从一名批评家的求学经历中，隐约可以看出其个人的发展脉络。在阅读您的专著的过程中，我强烈地感受到您良好的学术与理论素养，在您的求学过程中，是什么著作，或者说受哪些书的影响，使您走上了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道路?
    其实在这方面我个人一直有很大的遗憾，由于在本科和研究生时都从未想过将来从事文学研究工作，所以当时读书并没有确定的目标，也就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我看的书很杂，哲学方面，尼采、叔本华、黑格尔、海德格尔、克尔凯郭尔、福柯、蒂利希、乌纳穆诺，他们的著作我都喜欢，我曾经做过几大本笔记，至今依然还在为我提供思想的动力和源泉。从与学术研究相关的书籍来看，在读研究生时，由于跟随程老师做关于新时期文学思潮转型的课题，集中看了叙事学、意识流、荒诞派、存在主义、人道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方面的书籍，还有女性主义、现代性等。虽然当时看得不是特别明白，但这种模糊的“看”可能也对我以后从事文学研究工作有潜在的影响。很难说是某一本或几本书对我产生了影响，应当说是在这种集中的学理性阅读中，我逐渐产生了对文学批评的兴趣，思想的力量似乎开始吸引我，使我沉浸，引导我将以前那种感性的认知开始转化为理性的逻辑和分析。还有诗歌，这是我迄今为止一直没有放弃的阅读，它对于文字和语感的打磨都很重要，还有对于批评话语的混沌性和“陌生化”，诗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
    Q：您在三年的记者、编辑生涯中有什么样的收获?尤其是对您后来从事教学与文学批评有着什么样的作用?
    在广州做记者压力很大，完全是生存的压力，每周报选题，必须出新题、出好稿，每月公布每个人的好稿条数，达不到要求者三个月就会被辞掉。我想这段经历之于我，一是逼着我成了一个“行动主义者”;二是当时为了找选题，想尽了很多办法。这让我知道做事情一定要寻找到自己能做和适合自己的方向。这两种经验对于文学批评可能没有直接的作用，但我想，那种潜在的危机感、对新鲜事物的兴奋感、笔头大于口头的紧迫感，对于写作应该还是有帮助的，尤其是第一线的、具有现场感的文学评论。
    二、渴望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
    Q：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是构成文学本体研究的三个部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生成、发展和变异可谓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和文化史的缩影，您选择了最具难度的部分——“十七年”及“文革”时期的文学批评，那这个阶段的研究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在我们2006年博士入校时，张老师有一个设想，就是写一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十七年”和“文革”、80年代、90年代，三个阶段，我们三个博士生各选一段。我想自己对于后面两个阶段已经有了基本了解，但第一个阶段却是空白，所以不妨借此机会把这个课补上，所以就先选了做“十七年”和“文革”的批评研究。做的过程确实比较痛苦，《文艺报》上的文章几乎是一篇篇地看，光是笔记就做了一百多万字。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它的意义却是持续性地在发酵。我不敢说自己做得有多好，但将“十七年”和“文革”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在基本资源、批评逻辑、意识形态、观念形态等方面发掘和论述它们共同的来源与发展路径，这一点应该还是有一定价值的。这样的角度有利于我们更加客观地、双向地看待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可以说意识形态既塑造着文学批评，文学批评有时也反向地作用于社会、文化和政治。这段时期虽然会有“一体化”的迹象，但不是全部，细细分析，这里面的争斗、博弈、“春秋笔法”、人际纠葛都折射到文学批评里了，非常有意思。而且也不乏美学上的探讨，比如钱谷融、侯金镜、巴人、冯雪峰等人的批评实践，甚至在周扬看似“革命”的批评文本的罅隙里也能发现“美”的影子。应当说这段时期的文学批评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复杂的、丰富的、涌动的。我认为，我们对“十七年”和“文革”时期文学批评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我个人还在继续这方面的工作，也希望更多有锐气的研究者参与进来。
    Q：在文学批评的原则上，中国遵循苏联文艺理论家的观点，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发展的最高阶段”和判断依据，在当时形成了以左翼文学批评为主的批评观念，您觉得在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利用的资源有哪些?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现状又是怎样的?
    我最近又重新开始读《文心雕龙》、《诗品》、《金圣叹选批唐诗》等古代的理论批评，还有《诗经》、《论语》、《道德经》、《史记》、《大学•中庸》等古代典籍。虽然古代理论的现代转换还是一个未完成的讨论，但我个人认为，当代文学批评不是意味着与古代资源隔绝。《文心雕龙》里对创作、文体、文学评论的论述今天来看依然生动、有意味、富有弹性和美感。“时运交移，质文代变”，“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这些概括，这种分析的思路，既简淡又深刻。可惜我们现在过于“向西方”看齐，凡文章中如不引用西方理论自己也觉得气短，好多道理用我们自己的逻辑就可以说得很清楚，很有力的。20年代学衡派提倡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我们一直到今天还是没能做到。
    另外一个就是现代文学批评资源，可能说到这个问题很多人会想到“左联”，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批评。实际上，这里头的层次和资源是多元的，鲁迅、周作人、茅盾、李健吾、梁实秋、胡风、李长之等，他们从文本、艺术和思想等层面为我们提供了今天依然有效的实践和文本。像胡风，他的文艺理论思想自成体系，有很坚实的思想与文艺基础，这在中国现代文学以来的批评家中是独一无二的。可能是我们与现代隔的时代太近，也或许是我们过于重视现代文学而非批评，所以这一资源在我们当下的文学批评里一直是被忽略的。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现状”，这个题目要说起来就真是长篇大论了。因为这里面还要分阶段，分时间。如果是说“十七年”、“文革”，我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研究(1949-1976)》中有比较详尽的呈现。如果是80年代，那又不一样了，那时候尤其是80年代后期，批评基本上是引领着文学创作，或者说是深化着、刷新着人们对文学作品的认知，作家们都愿意写些让批评家高兴的作品。现在来看那真是创作和批评之间关系的“黄金时代”，不是说批评的位置有多高，而是两者之间是一种良性的、健康的、合理的关系。90年代文学批评有所畸形化和病态化，这可能与当时中国社会的整体分化有关，从前那些“在野”的、生机勃勃的批评家有的被纳入体制，失去了从前的野性力量，而没有被纳入体制的可能连生存都自顾不暇。我记得韩东他们在“断裂”的调查问卷中就将批评家称为“食腐肉者”，这与80年代两者之间的和谐关系相比真是天差地别。我想批评在今天未能回复到一种健康的发展状态，原因是多方面的，利益、人情、媒介、载体、全民化“写作”，都会影响到文学批评的公信力和判断力。但就我的观察来看，我并没有失去信心，因为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出于对文学毫无功利的挚爱和热诚，一直在进行着纯粹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工作，虽然在这个博“眼球”的时代他们不会大红大紫，但我相信未来文学批评的健康格局有赖于这样一些人。
    Q:意识形态通过文学、教育、宣传等非暴力文化手段，层层传达意识形态的声音，完成对个体情感和文化想象的塑造。考察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到，通过与意识形态的“合力”，文学批评充分发挥了解读、阐释和批判等功能，引导民众逐步完成对国家意识形态的认同。那我们应该怎么正确理解和认知文学批评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葛兰西认为除了以强制性机器维持政治与社会秩序外，国家还要通过意识形态实现对被统治阶级的领导，使之在心理上达到认同和服从。柄谷行人提出了类似的看法，他认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核心”比政治性机构更多地存在于“文学”那里。所以文学批评不可能完全避开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成为一个自足体，区别只是在某些时代这种影响可能深刻些，某些时代可能浅些。在“十七年”和“文革”时期，两者之间的关系无法分割，甚至文学批评成为了意识形态的“斗争场”和“晴雨表”。我以为，单纯地反对意识形态的介入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在意识形态与文学批评的纠葛中，富有艺术气息和文学理想的批评家们一直在坚持自己的批评理想，意识形态的介入可能伤害他们的文学性，但也可能带来更复杂的质地，从而共同构成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社会史的丰富存在。
    Q: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观念形态具体有哪些?
    在我所深入研究的“十七年”和“文革”时期，我们普遍认为主要是“政治化”、“一体化”的文学批评，这种失之于简单的判断是粗暴的，因为它并没有深入历史场景本身。事实上，在当时还有不少批评家是“美学”的、“艺术”的，比如侯金镜对短篇小说的批评实践在今天可能都有启发性，他所采取的分析方法，对作家风格的判断现在看来还是很准确的。巴人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始终如一，“文学就是人学”在他那里得到了充分体现。当然，像冯雪峰、茅盾、胡风这些人，一方面他们延续着现代文学以来形成的文艺批评观，冯雪峰的“人民力/主观力”在建国后虽然没再提起，但他在批评实践中却还在使用这样的标准;茅盾以“生活现实”为据的进退自如，胡风在“三十万言书”提到文坛的问题和对文坛的设想，都是很独特的。至于“文革”时的“写作小组”，这就很难说它还是文学批评了，可能更确切的说法应当是“文学批判”和“政治批判”。
    Q:在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作家创作或者说文学生产与文学批评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文学批评对文学形式、作家主体和文本内容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在“十七年”时期，文学批评作为“立法者”的功能是很鲜明的，因为主流批评家同时也是文艺的高层领导，他们掌握着话语、权力和出版等资源。一旦他们批评了哪个作家哪部书，这个作家可能就完了，书也卖不出去。这种具有“规训与惩罚”功能的文学批评对文学生产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诗歌以“新酒”装“旧瓶”，话剧冲突从“人”到“阶级”，杂文写作随政治气候跌宕起伏，小说叙事的美学“缝隙”不断消弥，这背后都有文学批评不断推动的作用，作家也由此戴上了“金箍咒”，按照批评家的意见不断修改自己的作品，王林的《腹地》，杨沫的《青春之歌》，柳青的《创业史》，还有在现代文学时期成名的作家巴金、老舍、曹禺等人都以“思想”而非“技巧”为导向，大幅度修改自己的作品，形成了一种“烈性传染”。今天来看，这样的文学批评对于作家作品的独立性、自主性和美学的损伤是很严重的。
    三、文化研究与叙事阐释
    Q:您在《文化研究与叙事阐释——当代小说史观察的若干视角》一书中提到，这里的“当代”是指上溯至1978年。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三十余年来中国文化所经历的精神阵痛，中国社会大变革对文化和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细读当代小说史中重要的文学文本，从“精英叙事”到“新乡土叙事”是如何反应中国当代文化变迁的?
    叙事作为文化最为敏锐的感应方式，总是通过对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而体现出来的，当然它本身也包含着如何理解自我、时代与历史的关系。每一次叙述，每一次寻找，都不可避免地朝着更深的精神向度与形式革命掘进。“精英叙事”指的是“文革”结束后，作家们以作品为“灯”，成为新的启蒙者，他们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是一种居高临下的精英心态，文学和作家承担的功能远远超过了本体。在对思想资源和文学传统的重新整合中，随之而来的是对叙事技巧的探索，人们关注的不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寻根文学、现代主义和以先锋文学为主体的“后现代主义叙事”都是形式探索和精神探索的产物。“女性主义叙事”从80年代开始，最初是作为社会解放和文化启蒙的一个维度而存在，铁凝、王安忆展现了女性的生命活力及其与土地俗情密不可分的联系，直到90年代初陈染、林白、海男等人的出现，女性才真正开始了“一个人的战争”。90年代的经济发展催生了都市里的“欲望叙事”，都市之魅激发了人们内心的欲望猛兽，生存之殇则以前所未有的痛楚、伤害、恐惧、绝望等形式呈现出来。“后革命叙事”是基于对“红色革命”和“红色经典”的抵抗与反叛，革命话语被消解，日常生活得到强调。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乡村日益被破坏，被抛弃，从乡土走来的作家们不得不面对生命之根的衰败，发出了叹惋的“挽歌”。
    Q:女性主义叙事在宏大的历史场景中是如何实现自我心灵的救赎，完成女性经验的异域书写的?
    20世纪80年代，以宗璞、谌容、张辛欣、张抗抗、张洁等为代表的女性写作还是在“社会”层面上表达着性别的诉求，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女性求自由、独立、解放的社会思潮在总体趋向上是一样的。在90年代的林白、陈染和海男等人那里，女性通过发现自己的身体、欲望将女性主义叙事向前推进，“她”是如此丰富如此自足，一切的欢乐痛楚都因之而具有了暗夜妖娆的特质。但一味的“个体”终将是自闭的，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女作家对于世态人情的认知，她们中不少人从个体话语返回到了历史与现实场景。对于历史的重新叙述、对于巨变中国的描述、对于现实的精雕细刻，都使她们的文本具有了坚硬密实的质地。女性之幸，女性之痛，女性之殇，无不成为联系社会生活的广阔通途。林白的转型最为明显，她后来的《妇女闲聊录》、《万物花开》、《一九七五》、《北去来辞》关注农村问题、现实问题、历史问题，展现了女性作家宽厚的心性和视野。此外，成长中的“70后”女作家如黄咏梅、魏微等人则以她们的经验情怀关注着社会边缘的卑微者与游荡者，在无根的漂泊中体会着源自生命本身“被抛”的孤零感和存在感，为女性主义叙事提供了新的经验。海外女作家如严歌苓的创作以独特的视角与笔触构成了中国文化叙事的异域言说，在她90年代的创作中，主要是以留学生或海外华人的现实生活为主，或提取故国家园的记忆进行书写，企图在西方文化的压抑中寻求到情感的慰藉和心灵的寄望，这种异域书写在新移民作家那里都有普遍性的表达和存在。我想我们今天谈论文学时不能忽略这些作品。在遥远异域对“祖国”的怀想折射出他们还无法融入西方文化或者是以“第三国”文化心理进行表达的书写，那种残缺、凄惶、不确定，既是女性在主流社会的边缘言说，也可以扩大化理解为一个国家在现代性发展的世界链条中的存在形态。这些都使中国的女性主义叙事超越了单纯的女性经验和性别立场的表达，更多地具有了存在主义等哲学本体层面的意义和价值。
    Q:巴赫金在谈到成长小说的时候说，“主人公的形象，不是静态的统一体，而是动态的统一体。主人公本身、他的性格，在这一小说的公式中成了变数”。作为“70”后的女性作家盛可以，她笔下的“乡村少女”成为她着力书写的人物，她的小说既是成长小说，又体现了一种乡土叙事，我们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基于“70后”这一代人颇具意味的生长经历，“乡村”成为他们书写中极为重要的题材和背景：魏微的“微湖闸”、徐则臣的“花街”、鲁敏的“东坝”、阿乙的“红乌镇”“清盆乡”、曹寇的“塘村”……，他们所构筑的“文学地理图”正在逐渐成形。“乡村”是“70后”作家从自身经验生长而出的、最有生命力的文学资源。他们在那里感受过生活最初的“震惊”、喜悦与痛苦，也经历着人生恒常且新鲜的尝试与失败，这一切，在多年后以某种变形的方式折射于他们笔下的人物及其命运之中，这天然地决定了盛可以的小说作为乡土叙事的特质。纯朴可爱、深陷泥潭的少女有的是她儿时的玩伴，有的是邻居，有的是亲戚，经过岁月与精神的沉淀，“她们”逐渐转化为她的写作资源。在这一代作家那里，乡村少年怀揣着梦想，经历着“村—镇—县—城”的“进城”模式，如同从外省来到巴黎的拉斯蒂涅，在梦想、野心、行动和情爱之间游走着，博弈着。在盛可以的《火宅》、《北妹》、《归妹卦》、《时间少女》等小说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在时代大背景下走出乡村、来到县镇甚至大城市开始青春生活的女性形象。随着她们的成长，她们自身也在经历着生活与命运的变化。然而对于乡村少女来说，这种成长、这种离弃乡村、奔向城市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丧失”的过程。她们丧失亲情，丧失友情，丧失爱情，丧失身体的某些部分(乳房、子宫等性别特征明显的部分)，最后甚至是丧失生命。盛可以写这类乡村少女的成长叙事是特别冷酷的，她将诗意和暖意都进行了悬搁与放逐，转而将人物置于生存、情感和道德的复杂境遇中，将她们内心的屈辱、痛苦和绝望展示出来。我以为书写这样的融合乡村与成长的小说是“70后”这一代人无法逃脱的、共同的命运。其实我们在苏童、莫言等人的小说中也看到类似的表达，所不同的是主人公面临的时代背景、生活方式和命运选择，这也决定了不同代际作家的叙事格局与美学风格。
    四、批评是一种“凝视”和创造
    Q:您和您的导师张清华老师合编《看莫言》，在“千言万语”之外，您本人是如何看莫言和莫言获奖这件事的?
    其实早在2012年之前，文坛就有一种颇具普遍性的说法：如果中国有作家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么不是余华就是莫言，莫言的获奖无非是证实了这一看法。莫言的作品有着巨大的、蓬勃的生命力，他不断地在超越自己，超越现有的叙事方式，我认为这是一个作家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以持续的、丰沛的原创能力不断地拓展着我们想象和叙事的边界。我们的文学史，正是在这样一个个具有创新力量的作家的创作下累积叠加起来的。至于莫言获奖，我想对于当代文学来说，既是肯定，也是激励。这会让更多有文学才能的人坚定自己的写作方向，这个作用我们现在可能还看不大出来。也许过上二十年、三十年，会有那么一些作家在回忆他们的创作历程时，说：“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就像80年代的中国作家一遍遍回忆他们读到福克纳、卡夫卡、海明威、福楼拜、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等人受到的刺激一样。从这样的长效性来说，莫言获奖是一个具有巨大的潜在力量的文化事件，在未来的岁月里，它会缓缓地释放出它的文学能量。
    Q:当下许多被学术体制规训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批评者，其后的文学素养是否又容易被学术体制所束缚?又如何看待或者权衡“纯文学”与批评文学二者的关系?
    许多学者回忆起80年代的批评界都有一种“黄金时代”的感觉，我想那主要是因为当时从事文学批评的人都并非学院出身，有一种生机勃勃、无法规约的美感。90年代之后，批评界的分化在所难免。学院派批评、媒体批评、作协批评，都由于各自所在体制的约束而呈现出与80年代不同的面相。至于学术规范与文学素养之间的关系，不少人都认为前者压抑或者侵蚀了后者，不过我以为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真正具备文学素养的人，学术规范只会让他们的理性思考和哲理表达更加结实、绵密、沉着，你能说这样的表达不“文学”吗?不“美”吗?我以前总是喜欢辞藻讲究的文章，但现在我更倾向于有内容、有观点、有格局，同时又不乏力量的文章。真正的文学修养，不会随着外力而消失，而会在锻造中不断地达到自洽。
    说到“纯文学”，我理解为具有相对纯粹艺术性和文学性的作品，因为不可能有完全脱离时代、社会、意识形态影响的“纯粹”的文学。我始终认为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之间应该是一种相互创造、相互影响的良性互动关系。好的文学作品能够激发批评家的阅读灵感和学术生长点，反过来，好的文学批评又可以促进创作。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陈思和老师对王安忆的解读，陈晓明老师对后现代主义作品的解读，洪治纲老师对60后作品的解读，张清华老师对莫言、余华、苏童的解读，郜元宝老师对王蒙和张承志的解读，他们在完成对作品的阐释和解析的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美学体系和观念，丰富了当下文学批评的美学与格局。
    Q:有人说，当下的文学批评正在被重构，您是否认同?作为“70后”文学批评者中的一员，您觉得目前文学批评的困境是什么?您心目中好的文学批评应该是什么样的?能否简单阐述一下未来文学批评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样的?
    我不知道这个“重构”指的是什么意思，没有“解构”，何来“重构”?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一时代也有一时代之文学批评。我个人对目前的批评界依然有信心，这信心来自于我看到不少批评前辈依然出于纯粹的对文学的热爱、挚诚，在经营和打磨自己的文字，孜孜不倦地进行批评实践，还有年轻一代的批评家以其更为完善的、系统的学术谱系、文学修养、表达技巧，写下了属于他们一代的有启发性的批评文本。如果一定要说困境，我想依然是来自于个体。个体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去冲破一些桎梏和规范，是否有力量建构属于自己的、完整的批评体系。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社会和时代都有它的局限性，你不能说是这些局限性造成了批评的不力和不足。
    说到文学批评，日内瓦学派批评家乔治•布莱提出了“凝视”这个概念，认为批评是一种“凝视”，凝视与其说是摄取形象的能力，不如说是建立关系的能力。“理想的批评是批评主体与创作主体之间的不间断的往返。”这有点接近于法朗士所说的文学批评是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但比这个更宽阔，而且视批评为双向的美学实践。我以为，除了在两个主体之间的不断往返外，好的文学批评应当是一种“美文”。和所有的艺术创造一样，文学批评也是一种创造。它需要集合起批评家的语言语感、文学素养、艺术修养和表达技巧，将自己在创作主体和文本中感受到的震撼、冲击、感动、思考清晰而准确地传达给读者。没有好的文字和表达方式，再精妙的思想也很难为人所理解和接受。文学批评是一种“综合”的艺术，它不仅需要文学，还需要批评主体对于历史、哲学、心理、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各个方面的深入理解。所以，真正好的文学批评需要相当强大的力量，也需要具备复杂性的理解能力。
    至于未来的文学批评，我们谁也无法准确预料。就目前文学批评的发展情况来看，我个人是充满信心的。我认为未来必定会涌现出一批以文学批评为兴趣和志业、将文学批评视为生命之重的批评家。因为“40后”、“50后”、“60后”现在依然是批评的中坚力量，而“70后”和“80后”中也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年轻批评家。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希望。
    Q:当代文学创作群体、传播的方式等都在发生发的变化。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日前业已评选出炉，您对于获奖作品体现出的文学新的变化是如何认识的?近几年来关于网络文学入选茅盾文学奖提名甚至是最终获奖呼声甚高，您对此种声音是如何看待的?网络文学是否会给传统文学带来不一样的冲击?
    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呈现出对宏阔历史表达的重视，对汉语之美的重视，对人性心理深度体察的重视。像格非的“人面桃花三部曲”，其实早在获奖之前就已经受到批评界的好评，批评家分析他作品中的“乌托邦”气质、知识分子理想、历史与政治表达、融合古典气韵的语言。还有金宇澄的《繁花》，是有别于主流汉语表达方式的方言写作，但上海之外的人看得并不吃力，那些文字里的烟火气息、人情冷暖、世事洞明，都承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那也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虽然不再习得但依然深入骨髓的美学底子，《繁花》唤醒了这种美学。《黄雀记》中的罪与罚、《生命册》的乡村“挽歌”、《这边风景》对历史的回返，都印证了茅盾文学奖的美学理念更加地宽厚、丰富和辽阔。我个人以为，从这几届的获奖作品来看，真正的、好的文学作品是一定不会被人遗忘和冷待的。
    网络文学是我们现在无法忽略和遮蔽的文学现象。由于网络发表小说相对的随意性、不受篇幅限制和点击率带来的经济效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网络小说还是良莠不齐的，甚至可以说是良的少，莠的多，但总体趋势是越来越好。在民间隐藏着诸多高手、写手，如果他们真的能够写出好的作品，大众一定也是会喜欢和接受的，网络只是一个载体，它不会对好作家造成限制。“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这种分法其实也只是基于出版、传播和流通方式的不同，好作品表达的内容和深度不会由于这种不同而发生变化。所以，我以为不能说网络文学以传统文学会造成冲击，而是好的语言、好的写作方式和人性深度的表达都是可以相互学习和借鉴的。我对网络文学看得不多，这种观点未必准确。如果你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国内目前也有专门研究网络文学的，他们的意见应当更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