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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古今《诗经》研究者大都将《诗经》之“簧”释为笙簧，就是笙中发声的关键性部件，这种意见也被许慎确定为“簧”字的唯一义项。《说文》“簧”字条：“笙中簧也。从竹，黄声。古者女娲作簧。”(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19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汉代郑玄、王逸等学者均持同样意见，唐孔颖达和宋朱熹承续汉人之说，几乎使之成为深入人心的定论。因此，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学林中，尽管将“簧”视为一种独立乐器者不乏其人，但以簧为笙簧或笙之代名词的错误意见依然蹲踞主流地位，难以动摇。1981年，当代著名音乐史家李纯一为此专门作《说簧》一文(《乐器》1981年第4期)，至此，基本的音乐史实才得以澄清，为我们重构上古口簧艺术史和解读《诗经》之“鼓簧诗”铺平了道路。可惜《诗经》学界并未及时借鉴这一研究成果，至今仍然沿袭前人之误。参见拙文《〈诗经〉之“簧”考辨——揭开〈小雅〉“巧言如簧”之谜》，《甘肃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②关于口簧的基本情况，可参看薛艺兵：《中国乐器志·体鸣卷》第五章《拨奏体鸣乐器》“口簧”，第213—224页，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年版；乐声：《中华乐器大典》“竹簧”条和“铁簧”条，第500—505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15年版。 ③曾遂今：《口弦的科学价值》，《音乐研究》1987年第1期，并参见：[日]山口修：《人类远古音乐文化的“活化石”——口弦》，程天健译，《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④莫尔吉胡：《音的逻辑》，第2—3页，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 ⑤(清)沈德潜：《古诗源》，第21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第九》，周生春：《吴越春秋辑校汇考》，第15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刘勰认为，诗起源于二言。《文心雕龙·章句》：“至于诗颂大体，以四言为正，唯祈父肇禋，以二言为句。寻二言肇于黄世，竹弹之谣是也。”《文心雕龙·通变》：“黄歌《断竹》，质之至也。”分别见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下册，第571页，第51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足见古《弹歌》的重要意义。 ⑥转引自牛龙菲：《古乐发隐》，第297—298页，兰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⑦见应有勤、孙克仁：《口弦的综合考察》，《中国音乐学》1988年第2期。 ⑧《北堂书抄》卷一百十《簧》十六“女娲作簧”条：“《风俗通》云：‘《世本》：女娲作簧。簧，笙中簧。’”第422页，中国书店1989年版。《魏书》卷一百九《乐志》：“女娲之簧，随感而作，其用稍广。”第8册，第2825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 ⑨参见陈其射：《自然纯正律及其回归》，《温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⑩“根据口弦各个部位的不同构造特征，口弦可分多种。特别注意的是振动体(舌簧)与框架的材料关系，用同一材料制作的连体结构的振动体(舌簧)和框架，称为自体簧结构。用不同材料制作出振动体(舌簧)和框架，然后再将两者连接，称为异体簧结构。”见[日]山口修《人类远古音乐文化的“活化石”——口弦》，程天健译，《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11)(宋)陈旸：《乐书》，《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11册，第588页，第588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2)(15)(清)檀萃：《滇海虞衡志》，《丛书集成初编》本，第34—35页，第35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13)刘运好：《陆士龙文集校注》上册，第615页，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 (14)(宋)洪兴祖《楚辞补注》卷十七，第324—325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16)《太平御览》第3册，第2622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 (17)(清)王先谦撰集：《释名疏证补》，第333—33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18)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第180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19)《北史》第10册，第3154—3155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此事又见《魏书》卷一百一《獠传》，《魏书》第6册，第2248—2249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 (20)《北史》第10册，第3193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此事又见《隋书》卷八十三《西域列传》，“长角”，《隋书》作“长笛”，误。 (21)高敏：《苗、瑶、黎族口弦调查及其与Jew’s Harp的比较研究》，《中国音乐》2010年第4期。 (22)刘扬武：《奇特乐器奏风情——傈傈族的吹叶、三弦和口弦》，《乐器》2007年第5期。 (23)乐声：《中华乐器大典》，第502—503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15年版。 (24)(25)(26)《北堂书抄》，第422页，第422页，第422页，中国书店1989年版。 (27)胡守为：《神仙传校释》，第285—286页，中华书局2010年版。 (28)《新唐书》第5册，第1520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29)(清)倪璠：《庾子山集注》卷之五，第二册，第398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30)(31)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第232页，第235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32)参见方建军：《秦墨书竹筒与乐器“簧”》，《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33)参见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第137页，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34)(35)《礼记正义》卷十六，卷三十八，(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清)阮元校勘，上册第1369页，下册第1538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36)(37)(51)《周礼注疏》卷二十四，(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十三经注疏》，阮元校勘，上册，第801页，第802页，第801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38)方建军：《秦墨书竹筒与乐器“簧”》，《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39)参见马长寿：《氐与羌》，第10—1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0)王国维：《水经注校》卷二，《王国维全集》，第十二卷，第44—45页，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41)马长寿：《氐与羌》，第1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2)罗艺峰：《口弦源流的历史语言学研究》，《中国音乐学》1997年第2期。 (43)章太炎：《西南属夷小记》，转引自周锡银等撰：《羌族史》，第2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 (44)周锡银等撰：《羌族史》，第2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 (45)参见王慎行：《卜辞所见羌人考》，《中原文物》1991年第1期；常倩：《商周至魏晋南北朝羌人问题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刘新民：《甲骨刻辞羌人暨相关族群研究》，西南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舒振邦：《周与戎的杂居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3年第5期；段连勤：《先周的婚姻外交与周民族的崛起》，《西北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雍际春：《远古时代的西羌部族与关陇文化》，《西北民族研究》2012年第2期。 (46)钱穆：《神农与黄帝》，转引自周锡银等撰：《羌族史》，第8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 (47)(55)(62)(70)(90)(宋)朱熹集注：《诗集传》，第43页，第23页，第103页，第99页，第19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48)(59)(71)《毛诗正义》卷四，(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清)阮元校勘，上册，第331页，第368页，第405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49)高亨：《诗经今注》，第9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50)曾遂今：《口弦的发音原理初探》，《乐器》，1986年第4期、第5期。 (52)关于万舞的问题，学界讨论极多，可参看萧兵：《万舞的民俗研究——兼释〈诗经〉〈楚辞〉有关疑义》，《辽宁师院学报》1979年第5期；龚维英：《说“万舞”》，《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王克芬：《“万人”与“万舞”》，《文史知识》1990年第7期，等论文。 (53)(宋)朱熹集注：《诗集传》，第2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对此诗的全面论析，可参看林宜瑾：《〈诗经〉舞乐探源——以〈邶风·简兮〉为中心》，《诗经研究丛刊》，第二十六辑，第334—356页，学苑出版社2015年版。 (54)有学者认为籥是编管乐器，可能是排箫的前身，见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册，第25页，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年版；有人认为是单管乐器，说见刘正国：《笛乎筹乎龠乎——为贾湖遗址出土的骨质斜吹乐管考名》，《音乐研究》1996年第3期，刘正国：《中国古籥考论》，第20—34页，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倘若籥是编管乐器的话，那么，舞者一手持籥，一手持羽，动作就未免笨拙，很不方便。籥发出的声音和羽代表的鸟翼都是可以向天空飞升的，二者连接着大地与苍天，其主要功能都在于祭地、礼天、敬神，故《简兮》所写硕人之万舞，其本质是祭神之舞。今日蒙古又中流传的冒顿·潮尔，是上古苇籥的遗存，说见刘正国：《中国古籥考论》，第203—245页，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冒顿·潮尔是一种无簧无哨片的以三孔为主的边棱气鸣吹管乐器，在今日北方草原的音乐文化系统中仍然具有祭神礼天的文化功能。根据《周礼·大司乐》关于大司乐职责的记载，张树国指出：“通过音乐来娱乐先祖的在天之灵，使人、神之间的交通成为可能，希望先祖神灵降福于后代子孙，在古人的意识里，音乐、舞蹈和歌唱是唯一的手段。”见张树国：《乐舞与仪式》，第219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56)(57)闻一多：《诗选与诗抄》，第19页，第20页，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 (58)(61)(宋)朱熹集注：《诗集传》，第74页，第10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又《国风·唐风·山有枢》：“山有漆，隰有栗。”见(宋)朱熹集注：《诗集传》，第6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60)寺人是掌管宫内女性事务的官，见《周礼注疏》卷一，(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十三经注疏》，(清)阮元校勘，上册，第642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63)(清)齐体物：《杂咏》，见《诸罗县志》，《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一辑，第12种，第264页，台湾大通书局1984年版。 (64)夏侍御，即巡台御史高邮人夏之芳(1723年进士)；夏之芳诗，见《番社采风图考》，《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二辑，第21种，第5页，台湾大通书局1984年版。此诗又见六十七居鲁与范咸共同纂辑的《重修台湾府志》卷二十四，系其《巡行诗》十二首中的一首，乾隆十二年(1747)刊本。参见李卉：《台湾及东亚各地土著民族的口琴之比较研究》，《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1956年第1期，第98页。事见(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第9册，第3000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所谓《凤求凰》琴曲，乃出自后人的创造。但司马相如“以琴心挑之”，则是用琴弹奏当时流行于成都的情歌乐调来感动卓文君，由此一代才女与之私奔，为爱情选择了贫苦而幸福的生活。 (65)(66)牛龙菲：《古乐发隐》，第298—299页，第296页，兰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67)曾遂今：《口弦的科学价值》，《音乐研究》1987年第1期。 (68)曾遂今：《口弦“话语”》，《中国音乐》1985年第1期。 (69)应有勤、孙克仁：《口弦的综合考察》，《中国音乐学》1988年第2期。这也正是《小雅·巧言》“巧言如簧”之比喻的内在乐理机制，关于这一点，参见拙文《〈诗经〉之“簧”考辨——揭开〈小雅〉“巧言如簧”之谜》，《甘肃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小序曰：“《巧言》，刺幽王也。大夫伤于谗，故作是诗也。”《毛诗正义》卷十二，(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清)阮元校勘，上册，第453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此说可从。 (72)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册，第38页，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年版。 (73)另外两曲是《四牡》和《皇皇者华》，分别见《仪礼注疏》卷九，(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十三经注疏》，上册，阮元校勘，第985页、第1020—1021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74)王秀臣：《礼仪与兴象：〈礼记〉元文学理论形态研究》，第22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75)关于商周乐器的礼乐功能，可参看方建军：《商周乐器文化结构与社会功能研究》，第230—258页，上海音乐出版社2006年版。 (76)参见马银琴：《两周诗史》，第34—3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77)王国维：《汉以后所传周乐考》，《观堂集林》，第一册，第121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78)(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第三《精华第五》，第95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董子原话是：“所闻《诗》无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 (79)傅道彬：《诗可以观：礼乐文化与周代诗学精神》，第194页，中华书局2010年版。 (80)见《毛诗序》“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一，(汉)郑玄注，(清)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清)阮元校勘，上册，第270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81)(汉)司马迁：《史记》第六册，第1925页、第1936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82)(89)杨伯峻：《论语译注》，第119页，第81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83)傅道彬将孔子的诗学理论建树置于周代礼乐文化的背景中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与全面的论析，较为科学、合理，详见其《诗可以观：礼乐文化与周代诗学精神》一书的有关章节，中华书局2010年版。 (84)(85)[德]卡尔·雅思贝尔斯：《什么是教育》，邹进译，第95页，第90—91页，三联书店1991年版。 (86)傅道彬指出：“诗是一个人的风雅教养的集中体现。风雅是诗之体，而风雅也是诗之用，在对风雅的学习中获得了风雅精神。古典士大夫强调的人格与艺术的风雅精神，其基础是《诗经》文本中体现的以诗记录以诗描述日常生活，也以诗展现充满礼乐文化教养的君子风范。”这一深刻的观点堪为雅思贝尔斯“人的第二天性”说作注脚。见其《诗可以观：礼乐文化与周代诗学精神》，第116页，中华书局2010年版。 (87)[德]卡尔·雅思贝尔斯：《智慧之路》，柯锦华、范进译，第69页，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年版。 (88)参见[德]卡尔·雅思贝尔斯：《苏格拉底、佛陀、孔子和耶稣》，李瑜青、胡学东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