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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认为政治的内涵包括了理念层、制度层与政策层三层含义，理念层面表达的是对人类美好生活的想像。文学与政治的关联，正是文学作为人类美好生活的想像与政治想像的结合。但由于文学的想像是非实践的，所以它始终保持了对于政治实践的某种超越性，从而形成了对于政治的积极介入与纠正。 关键词：文学想像;政治想像;美好生活;超越性 “Politics” in Literary Imagination and Its Transcendence Liu Fengjie (Schoo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oochow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intension of politics consists of triple significances, namely, on the conceptual, institutional and policy level, respectively. The conceptual level expresses human’s imagination of a beautiful life. The nexus betwee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i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uch imagination with political imagination. But literary imagination is non-practicable, so it maintains some kind of transcendence over political practice, and therefore is actively engaged in and correcting politics. Key Words: literary imagination, political imagination, beautiful life, transcendence 在长期的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讨论中，人们一直争论着文学与政治有没有关系，具有多大的关联性，这是否影响到了文学的本质特性。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主张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服务论”与主张文学应脱离政治的“审美论”，介于二者间的是折衷派的“审美意识形态论”。我在此不想细致评说各派观点的对与错，因为从不同立场出发，得出相应的观点，大都具有一定的立论基础，因而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我发现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即他们都没有深入思考文学与政治关联时“政治”的内涵是什么这个基本的问题，继之，更没有深入思考文学与政治关联后身处文学之中的那个政治到底是什么这个更为根本的问题。这样一来，文学在与政治相关联时变成了政治家或人们口头上所言说的那个政治的依附物，文学当然失去了它的魅力。因此，我认为要重建文学与政治关联的有效性，认识这种关联给予文学的有利影响，就得重新检视文学想像政治时所具有的独特性，才能恢复文学与政治关联的活力，既解决“服务论”的如何服务问题，也解决“审美论”的存疑，还可以揭示“折衷论”所未能进入的认识空间。 1. 要认清文学中的政治是什么，首先要认清政治是什么。一般认为政治是与道德、法律、权力之争、公共管理、政府的政策及其执行相关的诸种活动。有学者将政治的实质与含义归纳为这样几点：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的实质是阶级关系，政治的核心是政治权力，政治活动是科学也是艺术，并将政治定义为：“政治是阶级社会中以经济为基础的上层建筑，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以政治权力为核心展开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总和。” 这种解释集中体现了政治作为国家政权的特性，因而将政治描绘成一种阶级间的利益关系;这样的政治也是斗争的政治，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受不同利益欲望的驱使，会加入某一种政治派别为自己的利益奋斗。将政治等同于权利与利益的追逐，恐怕是这种界定给予人们的一种主要印象。 也许正是在这样的理解下，政治被人们视为一种利益争夺，再加上现实政治活动本身充满诡异，与各派利益相关联，所以，人们将政治阴暗化，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心理反应与认识定势。据说小布什当选连任时，美国有这样一幅漫画：布什家族中的成员围成一圈，像一堵密不透风的墙，抵挡一切外来的窥视，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曾经进行过的利益交换与撒谎等不可告人的东西不被曝光。这意味着是政治就得撒谎、掩盖。如果真的如此，全世界那么多人参与政治活动，其实也就只是争权夺利。这不仅说明政治是非正义的，同时，也说明人本身就是非正义的。这样的看法可能简单与粗糙了。政治本是人类的创造，当然具有被创造出来的理由及存在根据。 法国学者菲利普•布侯指出：“政治并不值得人们过分的推崇，但也不必认为是可耻的事。人们对政治的美化或诽谤，仰慕或厌恶，便是验证了政治的基本社会功能——就是用来制造一些‘幻想’，并以讨论、沟通来缓和及解决冲突。” 这一观点有两点值得重视：其一，对于政治的功能，不能只做出简单的对或错的绝对结论，政治是复杂的，人类需要它。其二，政治的作用与人类的需要幻想有关，这不是仅仅着眼于政治的利益分配与权利争夺来立论，而是说，除了这些实际功利需要外，政治还为人类提供幻想。关于政治的理解，不能只限于政治的利益层面，而应当深入到政治的精神层面。 就政治内涵的逻辑展开来看，政治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个是最高层，政治指的是政治理念，即政治的一切其他活动所可能包含的那个精神的东西。颇像原子核，一切其他的原子围绕着它在运转，一旦不存在这个原子核，其他的原子也就停止运转而消散了。第二个是中间层，政治指的是国家的政治制度，包括国家的各项制度设定如政党制度、议会制度、新闻出版制度等。第三个是最低层，即通常所说的方针政策及其执行，它是对政治制度的具体落实，完成政治制度交给的各项具体任务。我认为这构成了政治的三层内涵，从最高的抽象的政治理念到一般性的中间层面的政治制度，再到最低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它们各相关联，却又因为层层转化，因而所包含的意义也就并不完全相同。 我认为，针对政治认知上的悲观主义思想情绪，应当为政治寻找美好。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人之所以需要政治，是因为怀抱着理想在寻找一个美好的生活。这个美好的生活理想既可以出现在宗教领域，也可以出现在哲学领域、文学领域，还可以出现在政治领域。一种政治，往往就是一种关于人类美好生活的设计与实践。即使其中包含了诸多利益的争夺，它仍然是“一个相当令人满意的社会制度” 的神话般描述。但由于政治内涵的复杂性，这种关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样也是一种复杂的存在。如果从利益均等的角度看，政治所包含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与方针政策，则体现了如下的区别：政治理念层面往往表述的是全民利益，如均平富、等贵贱、人人平等、都是国家的主人等等，至少也是表达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政治理念层面的利益，是最为诱人的利益，与人人相关。政治制度的制定，仍然力图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可规定不同阶层的议会代表人数、有针对性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设定不同的教育制度等等，已经使得普遍利益受到制度制定的影响，不再具有绝对的普遍性。到了政策层面，受到区域、阶层、社会关系诸种因素的影响，普遍性利益再次受损，突出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忽略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已经公开化。因此，尽管政策制定者强调要加以弥补，但最初的利益受损，已经对日后的利益享受带来永难弥补的缺失。 这样一来，政治作为对于人类生活的一种美好想像，它的理想性在其不断的实践过程中，因受不同介入因素的影响，就会发生变异而显示出级差来。政治对于生活的美好想像，不是变异在理念的层面，而是变异在实践的层面。甚至可以说，政治理念一旦演变成政治制度、方针政策，它所包含的美好就会逐渐蜕化，变得不是那么的美好，甚至就是不美好。 基于这样的认识，应当重新解读文学与政治的实质关系。说文学为政治服务，到底是为理念层面的政治服务，还是为制度层面抑或为方针政策层面的政治服务，应该做出明确的说明。毛泽东与邓小平均在这一问题上有所论述，意在表明他们所说的为政治服务，不是为一时的政治任务服务。毛泽东认为“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 强调政治不是少数人的，这是在有限度地扩大政治内涵，防止将政治的代表性变得狭窄，不利于体现政治所可能包含的广泛利益面。邓小平在否定“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时，说得更清楚，他指出：“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为政治服务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 这里的“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也不是指的具体政策条文。邓小平不再将政治简单地理解成阶级斗争，但包含着阶级斗争，认为政治涉及到“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益”。 这也是对政治内涵的扩容，在改变对政治的狭隘理解上是有推进的。 因此，我认为，说文学与政治之间有关联，并非是说文学与政治所包含的三层含义之间都有着均等的关联度，其关联的程度会因为层面的不同而将不同。文学与政治的关联，不应是制度层面、政策层面的，而应是理念层面的。文学对人的美好生活的想像与政治对人的美好生活的想像的遇全，才产生了二者间的关联性。否则，文学在追求美好，而政治却陷入泥潭，它们为什么要结合，又怎么能够结合呢? 2. 文学作为对美好生活的想像与政治作为对美好生活的想像，它们的遇合，正是文学与政治结合的基础，我认为这种关联就是文学对政治的想像。这个看法的核心是，如政治不是对于美好生活的想像，则文学不必与政治相结合。政治作为试图构建一种“相当令人满意的社会制度”的工作，其实就是向人们宣示一种理想。而对于这种理想的规划、宣传与实践，整个地就是将这种理想付诸实现。 仅以革命的意旨来看，它正因为包含着这样的想像而令人着迷。英国政治学家彼得•卡尔佛特认为革命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它指一个过程：一些重要集团不再留恋既有政权，并转向反对这一政权的过程。其次，它指一个事件，一个政府被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而推翻的事件。再次，它指一个计划，新成立的政府试图改变它所要负责的社会的各个方面。最后一个但并非最终一个方面，它指一个政治神话，讨论得更多的应该是什么而非实际上是什么。 这里的“应该是什么”，就是基于对美好生活的想像而提供理想生活的蓝图。“实际上是什么”指的是充满丑恶、痛苦的现实生活，人们正是出于对这种现实的不满，才积蓄了革命的欲望。强调“实际上是什么”，激起的总是痛苦的记忆，人们并不乐意再次体验它。所以，从有效地组织群众的角度看，告诉他们生活实际上是什么，往往会赶走群众，因为他们需要规避痛苦。而告诉他们生活应当是什么，则正好与他们希望改革的反抗心理一致，能够将群众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因为这里才有他们需要的幸福、美好、快乐等。 革命的这一特点与文学的追求不谋而合。亚里士多德在谈到诗人与历史学家的区别时说过：“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学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 这里强调“可然律或必然律”，文学创作可以根据事物的发展规律写出某些可能状态，所以，诗人所描写的既有生活上的实际状态，也能生活上可能状态，诗人的描写领域远比历史学家要广大得多。这里的“可然律或必然律”也是与文学想像有关，文学对人类美好生活的想像就属于“可然律或必然律”的范畴。文学正是通过对美好生活的这一“可然律或必然律”的描写，将读者领入一个全新世界，让他们在那里享受平等、友爱、公正、自由、民主等。 创造过《新中国未来记》的梁启超就明确强调过文学的这种想像作用。梁启超说：“凡人之性，常非能以现境界而自满足者也。而此蠢蠢躯壳，其所能触能受之境界，又顽狭短局而至有限也。故常欲于其直接以触以受之外，而间接有所触有所受，所谓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也。……小说者，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也。” 针对人的这一特点及小说的这一功能，梁启超认为理想派小说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他创造的“新中国”境界，就是这样的实践，带读者进入一个理想的生存状态，让他们得到陶冶与提升。 探寻文学与革命的关系，恰恰证明了对于美好生活的想像是二者的共约性。郁达夫曾经这样指出： “习风纯朴，政治修明的有托璧耶(Utopia)是现世中外的文人在脑里创建之国。古今来这些艺术家所以要建设这无何有之乡，追寻那梦里的青花的原因，究竟在什么地方呢?约而言之，不外乎他们的满腔郁愤，无处发泄;只好把对现实怀着的不满的心思，和对社会感得的热烈的反抗，都描写在纸上;一则在生前可以消遣他们的无聊的岁月，二则在死后可以使后起者，依了他们的计划去实行。所以表面上似与人生直接最没有关系的新旧浪漫派的艺术家，实际上对人世社会的疾愤，反而最深。不过他们的战斗力不足，不能战胜这万恶贯盈的社会，所以如卢骚等，在政治上倡导了些高尚的理想，就不得不被放逐;又如凡尔伦(Verlaine)、淮尔特等在道德上宣传了些自由的福音，反而要被拘囚。” 郁达夫认为文学家尤其是浪漫派的文学家是在追求美好生活——乌托邦，他们的这种追求成为革命的种子，革命就是这种乌托邦思想的花果。郁达夫指出：“法国的大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德国的反拿破仑同盟，意大利的统一运动，都是些青年的文学家演出来的话剧，即是前代的理想主义者散播下种子的花果。” 若文学与革命不是共有一个同样的梦想，文学就不会对革命产生兴趣，革命也不会需要文学去帮助自己。文学与革命二者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才使它们能够走到一起。 但这决不是说政治与文学之间在想像美好生活时是没有区别的。政治与文学的区别可以通过政治家与文学家的想像方式的不同得到说明。政治家是想像者，但同时也是实践者，他的想像将会因为实践的限制而在实践的过程中大打折扣，这时候，“应当是什么”变成了“实际上是什么”，这就减弱了人们对于政治想像的信任度。为此，政治家就得不断地提供“应当是什么”的许诺，以坚定从众信心。可是，这另一个“应当是什么”的许诺还是变成了另一个的“实际上是什么”，从而造成了政治想像的透支或枯竭。可文学家的想像不必付诸实践，它永远都是想像的本身，是对“应当是什么”的一次性造型，永远散发魅力。所以，当文学的想像遭遇政治的想像时，先时，它们会因不谋而合欢欣鼓舞地迅速结合在一起;继之，则必然出现政治想像的实践所造成的想像流失而使文学失望，产生矛盾;再则，矛盾产生以后，或因政治的强行干涉而使文学臣服，或因文学的逃离而使政治孤独。文学的想像与政治的想像，其始也结合，其终也分离。但这不能否认文学与政治曾经结合过，而且这种结合是出自自愿或者说是出各自本性的。肯定这个曾经的结合，是对文学事实的一种承认，它代表的是文学创作的正途而非歧途。 在我看来，文学与政治的这种独特结合产生了特殊的“文学政治”现象。“文学政治”指文学中包含的政治，它与现实政治相区别。文学政治是文学对政治的自由选择与想像，主要对应于政治理念而非政治制度与方针政策;现实政治包含想像，但受制于各种现实利益的制约，难以全面展开。文学政治是一种整体的政治，终极的政治，即体现了对于美好生活想像的完整把握与表现;现实政治则是一种分层政治，虽然体现了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但却只是指向这一终极目标而无法变身终极。文学政治不是实践的政治，所以没有实践的必要，从而得以保持它的纯粹性，充满魅力;现实政治需要实践，实践检验后必定受到修正，无法保持原有魅力与影响，因实践而丢失想像的成份。所以，比较而言，文学政治是一种超越性的政治，使得文学在面对现实政治时，可以超越现实政治的阶层性、临时性、政策性，保持对于理念层面的政治想像的认同，实现对于现实政治的有效监督与批判。文学批判政治的永恒动力，就来自这种超越性。 3. 由此来看，文学与政治关系讨论中的诸多纷争与对立，往往就是因为不能明了文学政治与现实政治的区别。尤其是错将现实政治视为文学政治的当然内容，以现实政治代替或取消文学政治，这必然导致文学独特性的消解，削弱创作的思想深度。 比如在中国现代的政治批评实践中，曾经提出的“写政策”与“赶任务”的创作口号，就不能恰当地体现文学与政治之间的想像关联。周扬在延安时说过：“离开了政策观点，便不可能懂得新时代的人民生活的根本规律。一个文艺工作者，只有站在正确的政策观点上，才能从反映各个人物的相互关系、他们的生活行为和思想斗争、他们的命运中，反映出整个社会各阶级的关系和斗争、各个阶级的生活行为和思想动态、各个阶级的命运……才能使自己避免单从偶然的感想、印象或者个人的趣味来摄取生活中某些片断，自觉或不自觉地对生活作歪曲的描写。” 这里的逻辑是，既然文学得为政治服务，当然就得为政策服务，因为政策就是政治的当下呈现。尽管周扬也强调了“写政策”就是写生活，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写好政策。可他仍然错了。在具体的政策指导下去认识生活，所得到的并非真正的生活本身，而是政策化的生活假象。这时候，无论你怎样提倡深入生活并主张写生活，其实质还是在写政策。用文学想像政治的观点来分析的话，周扬在这里有两点不周全。其一，从政治内涵的层面上讲，政策处于最低层面，已经因为其内涵本身的利益限制，不具有理念层面的广泛代表性，所以，写政策不可能写出广泛的代表性。其二，用政策指导创作，否定了文学在与政治结合时的主动性，使得文学实际变成了政治的附庸，这时候想像已经消失，代之而起的只能是摹仿。 茅盾等人在1950年代提出的“写任务”，是周扬的“写政策”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翻版。茅盾认为：“文艺须与政策结合，完成一定的政治任务，这在各位是不成问题的。”又说：“如果我们放弃了目前的任务，而埋头于十年八年后企图一鸣惊人的计划，那么，从单纯的写作观点看来，未始不可，但在老百姓看来，他们会觉得我们抛弃了职守。” 茅盾并非没有认识到这种提法的片面性，他有所设防。其一，认为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要这样地“赶任务”，应区别对待，有“零碎的小件活儿”，也应有“远大的计划”。其二，任务如果是临时性的，时限又短，可以用“短小精悍的文艺形式”来完成，不必运用重大的文艺形式来完成。其三，要将“赶任务”视作一种光荣的任务来对待，由此就能产生精神上的高度热忱，解决了“赶任务”所可能造成的精神苦闷，从而保持创作所需要的高涨情绪，使作品生动有力。茅盾的分析与对策，仍然与文学想像政治后所形成的文学政治的要求不相适应，“赶任务”的“任务”是方针政策，是为当下的利益分配所进行的临时设计，将其作为文学的表现对象，就将文学限定在一个狭小的利益圈子里从而使其丧失了对于人类整体生存状态的沉思品格。 倒是反对或警惕文学与政治结合的作家们，有时候却深刻认识到了文学与政治应当是一种独特关联，不能丧失文学的自主性。王国维曾说：“政治家之眼，域于一人一事;诗人之眼，则通古今而观之。词人观物，须用诗人之眼，不可用政治家之眼。” “诗人之眼”强调文学具有超越性，体现了文学在保持美好生活的想像时，始终是完美的，向着无限而展开，从而使得文学能够对于现实政治进行独特的介入与纠正。“不用政治家之眼”指的不是文学不能与政治结合，而是在与政治结合时，应该从诗人自身的需要出发，完成文学政治的建构，这样才能保持文学对于现实政治的一种灵活的、自由的、选择的、批判的态度。 沈从文的看法也是一种佐证。他被视为反对文学与政治结合的自由主义作家，可他实际上并非没有看到文学与政治结合的必要性，他强调的是文学对政治的最高层面的介入与表现。他在1947年就认为： “个人对于诗与政治结合不仅表示同意，还觉得应再进一步。……一个诗人若仅仅以工作能依附政治，推动政策，用处未免太小。诗人不只是个‘工作员’，还必需是个‘思想家’。我们需要的就正是这么一群思想家。这种诗人不是为‘装点政治’而出现，必需是‘重造政治’而写诗!”“这自然近乎一个梦，但想想，若灵魂中最纯洁的诗人，也向导(疑为多余的字，引者)少了对于国家前途的憧憬，这国家，还能不能像个国家?” “我要说的真正现代诗人得博大一些，才有机会从一个思想家出发，用有韵或无韵作品，成为一种压缩于片言只语中的人生关照，工作成就慢慢堆积，创造组织出一种新的情绪哲学系统。它和政治发生关连处，应当由于思想家的弥湛纯粹品质，和追求抽象勇气，不宜于用工作员的社交世故身份，以能适应目前现实为己足。这个区别极其分明，不应混淆也不能混淆。若说诗人中有真伪，真伪之辨或即在此。” 沈从文反对政治对文学的蔑视与侵害，反对把自己的所言所行完全等同于政治上的表态，进而认同政策上的功利主义。沈从文提出的“重造政治”问题，其实就是主张通过“创造新的情绪哲学”——创造一种全新的美好品质来创造一种全新的美好生活，惟其如此，文学才能对政治有所裨益。他提出的“诗人博大”，同于王国维的“诗人之眼”，就是认为诗人的眼光要远大，要抓住根本问题来表现。由沈从文的观点可以看出，文学与政治的结合，不是枝节上的结合，而是根本处的结合，这就是要求文学与政治都要为创造新的美好生活而工作。文学与政治结合了，是因为它们在坚守创造新的美好生活的过程中都在实践诺言;文学与政治之间不能结合，那是因为它们在坚守这一创造原则时，文学坚守了，可政治却游离或违背了。 比较周扬、茅盾与王国维、沈从文，可以知道，在认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时，有两种不同的思路。周扬、茅盾强调文学与政治结合时，文学应当俯就政治，有时甚至是俯就方针政策，这是将文学所包含的关于美好生活的想像活动完全纳入实践中，如此一来，文学的想像也就减弱或消失了，文学成为政治制度或方针政策的附属物，文学政治失去自身的特殊性。这不是说文学创作不能表现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联的政治制度、方针政策等对象，而是强调在表现政治制度与方针政策时，所依据者应当还是那个至高无上的政治理念，并且这个理念是以对美好生活的想像作为内核的。文学与政治的结合，是与理念层面的共约而具有居高临下的姿态。王国维、沈从文则强调文学与政治结合时，文学要超越现实政治，即超越具体的政治制度、方针政策等，这时候，文学想像政治，这既坚持了文学的自主性，又坚持了文学对于政治的开放与接纳。在我看来，将实践中的政治文学化，将会导致文学的因噎废食，因噎不下实践中的政治而废除了文学的美好生活想像，这对文学无利，对政治也不利，政治在理念上关于美好生活的想像得不到文学创造的培育与滋补，政治中的想像也会干枯甚或凋谢。如此一来，我认为，与其让文学作用于具体的方针政策，起些小的宣传作用，不如让文学作用于根本的政治理念，支持政治所怀抱的关于美好生活的想像，才能更好地体现文学的政治价值。文学想像中的政治因其超越性而具有了永远的批判与否定现实政治的力量，这正是对于政治想像中的美好生活的一种有力支持。 作者简介：男，1953年12月生，安徽泾县人，苏州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出版《中国现代六大批评家》、《想像张爱玲》、《人的文学及意义》等。 —————————————————————— 本文注释 参见王惠岩主编《政治学原理》第1页—第5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菲利普•布侯《政治生活》第147页，张台麟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 菲利普•布侯《政治生活》，第21页，张台麟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论文艺》第5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 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55页—256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79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 彼得•卡尔佛特《革命与反革命》第22页，张长东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 亚里士多德《诗学》第28页—29页，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文选》(上)，第3页至第4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 郁达夫《文学上的阶级斗争》，《郁达夫全集》第五卷，第46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 郁达夫《文学上的阶级斗争》，《郁达夫全集》第五卷，第48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周扬文集》第一卷，第53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茅盾《文艺创作问题》，《茅盾文艺评论集》上，第19页、24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1年。 王国维《人间词话未刊稿》，《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第380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 沈从文《谈现代诗》，《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478页—479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沈从文《致柯原先生》，《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474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责任编辑：admin) |